 最痛恨平庸的市侩 巴金是汝龙翻译路上的引路人。少时的汝龙也曾整天无所事事，经常旷课去戏园子里听戏，最后被学校开除。汝龙不止一次对子女们回忆起自己曾经的荒唐与苦闷：“你爷爷经常教导我要做大官，光宗耀祖，我心里却想祖宗我根本没见过，凭什么为他们活着。而且看着周围那些高官，尽管飞黄腾达、穿金戴银，却丝毫引不起我的兴趣。”这时巴金的书拯救了他。汝龙以读者的身份给巴金写信，诉说自己的苦恼，想离家去从事文学工作。巴金回信说，专靠写小说没法维持生活，并举例说，有的青年贸然离家出走，后来迫于生计又回到家里，安于旧生活，所以要慎重考虑生活问题。 巴金鼓励他做翻译。那一代人把翻译看得很神圣。作家冯骥才在《文学翻译的两个传统》一文中提到，他曾见过作家徐迟1945年翻译出版的一本托尔斯泰的传记。那时抗战正紧，纸张奇缺，人力财力匮乏，徐迟译的这本书厚达500页，很难出版。但徐迟坚持将前边的100多页先印出来，取名《青年托尔斯泰》。 这本薄薄的书纸张又黑又糙，有的书页油墨洇透到背面，字迹很难辨认。但徐迟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探索一颗“深邃而伟大的灵魂”，这是那个时代的需要。 当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文发表后，汝龙特别兴奋，让子女认真阅读，多次提到文章中的许多细节。汝企和说：“陈景润正是父亲多年来心目中做人的最佳典范——对事业达到极端痴迷的程度，就连日常生活都与一般人大不相同了。他常常教育我们，契诃夫最痛恨的就是平庸的市侩，碌碌无为地过一辈子，那简直和猪狗没什么两样。”汝龙希望全家人都搞翻译。在四川流亡时，他就鼓励妻子学好英语，也干翻译，因为汝龙认为教书是混饭吃，翻译才是“为人类献身”。 草婴也曾对冯骥才说，文革结束后上海一位领导要他担任译文出版社的总编辑，但被他拒绝了，因为他刚刚经历了那黑暗又残忍的十年，知道国民精神中缺失什么。他决心要把充满人性力量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托尔斯泰的作品全部翻译出来，以影响国人。“那时的文学翻译有着明确的目标乃至信仰，即为国民的精神而工作。”冯骥才说。 汝龙一生中最大的精神危机正是在文革中。造反派批判汝龙是反动学术权威，在家干翻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辈子的理想就这么被否定了。汝企和记得1966年秋的一天，父亲坐在屋外台阶上，目光呆滞，表情木然，一坐就是两个多小时，仿佛灵魂已经离开身体。 幸好，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很久，各种渠道传来的“小道消息”使汝龙逐渐认识到他的工作仍然是有价值的。他就鼓起勇气继续译书。 女儿汝宜陵劝他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人家在批判封、资、修，批判崇洋媚外，别人连外国文学碰都不敢碰，您还在翻译契诃夫，将来也不一定能出版，白费劲，别这么干了。”可是汝龙却说：“我也不知道我译的东西将来什么时候出版，能不能出版，可是契诃夫的作品是有文学价值的，我要搞他的全集。 如果在我这辈子出不了，你们等十年、二十年后交给国家图书馆。我相信我的译作对国家是有用的。“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汝龙翻译契诃夫都看不到出版的希望，但他还是横下一条心，默默地干下去。1980年，在巴金的推动下，上海译文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十二卷的《契诃夫文集》，一直到1997年才全部出完。这也成了中国唯一出版的一套完整的《契诃夫文集》。 晚年，汝龙又迷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屋里放了两张书桌，一张用来改契诃夫，一张用来译陀氏的《罪与罚》。有一天，妻子进屋看见汝龙在哭，原来他翻译《罪与罚》，感动得哭了。翻译陀氏的书一开始也看不到出版的希望，但他还是入了迷，欲罢不能，“仿佛掉进泥潭里，拔不出脚来了”。 汝龙曾建议巴金的义子马少弥翻译萧伯纳的作品。译完后，出版社不要，马少弥就泄了气。汝龙知道后非常激动，责备他说：“咱们是没饭吃的人吗？暂时没人要，有什么要紧？译出来放着好了。我不信中国不需要萧伯纳！”尽管译作等身，但汝龙从未想过怎样介绍自己，他一生除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以外，再没有其他社会头衔，也甚少参加文化圈的活动。文革后，比汝龙资历更深或相仿的文学家、翻译家已经所剩无几，因此许多媒体登门拜访，请他谈人生的经历、对契诃夫及其作品的理解等，汝龙一概婉辞谢绝，只是给记者巴掌大的复印件，上面仅有寥寥三四百字的学术简历。他常说：“一个翻译工作者不埋头译书，却到处去宣扬自己，那是不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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