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祖籍及包氏源流考证
滨海老包
目前，随着姓氏文化研究的兴起，关于包拯祖籍以及天下包氏源流问题的探讨，引起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兴趣和重视。笔者自1993年在丹阳麦溪包家村发现清代同治年间续修的《包氏宗谱》以来，曾对族谱所提供的新材料、新信息进行过深入研究，研究成果表明，包拯与丹阳包氏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包氏族谱中提供的大量佐证材料，更说明了天下包氏源出丹阳。
包氏始祖有文字可考者，乃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大夫申包胥。丹阳《包氏宗谱》在小引中说，“包胥公乞师(指‘秦庭哭师’事)复楚，功成逃赏，事迹具载春秋内传，自兹以后，由战国赢秦以至西汉传志阙如，迨东汉而咸公(包咸)崛起延陵，为世大儒，故追考姓苑诸书，皆称胥公为包氏受姓之祖，而载包氏闻人则必自咸公而始。今咸公以前，上至胥公，年远无稽，惟据原谱邑志，仍载咸公为阳邑包氏始祖云。”据此而观，前人考证备矣，天下包氏皆以申包胥为始祖是没有疑义的，但人们对“天下包氏出丹阳”之说是有一些争议的。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以一家之言而夺人视听，我市原政协文史委的一些同志在认真解读专家、学者孔繁敏先生1998年出版的《包拯研究》一书时，对包拯祖籍在丹阳，根在丹阳，以及有些同志提出的“天下包氏源出丹阳”的提法，不断地进行新的考证。2000年秋，我市政协原副主席杨训先生率文史委有关同志专程去合肥包拯故里进行实地考察。2001年春，杨训副主席又率文史委同志去江西南城包氏聚居地进行考察。通过两次外出考察，结合新的史料发现，我们对包氏播迁历史的来龙去脉有了更新的认识，现将对有关包氏源流的再考作如下说明。
一、关于《包氏宗谱》几种版本的对照比较。
孔繁敏先生在《包拯研究》中提及的《包氏宗谱》的几个版本为：一、安徽合肥、舒城、桐城《包氏支谱》；二、浙江镇海横河堰、甬东《包氏宗谱》；三、江西南城《包氏宗谱》。此外，在河南西峡县包村尚发现与安徽同样内容的《包氏宗谱》，孔繁敏先生成书时，未见过江苏丹阳的清代同治年间修编的这样一部极为重要的《包氏宗谱》，故而未能对包氏源流，统揽全局，作出全面客观的分析，并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然而，孔先生的研究成果，却为“包公祖籍是丹阳，天下包氏出丹阳”的提法，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佐证新史料、新内容。今将“丹阳谱”与其他《包氏宗谱》对照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大同而小异，其源流关系非常清晰，一个包氏族脉的纵横演绎图就逐渐显现出来。
我们在安徽合肥考察时，合肥市政协及新加坡天圣坛海外顾问，包公第三十四代孙，合肥包公后裔联谊会会长包遵亮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那里，我们作为外姓人，有幸看到包遵亮先生珍藏的合肥《包氏宗谱》。这部谱系清末时刻印，谱的序文说，合肥包氏的先祖是“曲河”人包咸，“曲河”应为“曲阿”，此系刻印错讹。这一信息给包遵亮先生以莫大惊喜，因为他们过去不知“曲河”就是我们丹阳的古称“曲阿”。“合肥谱”只是对包拯前五世祖记载较详，包拯之后的世系记录也很翔实。而丹阳《包氏宗谱》则对包拯五世祖之前部分(东汉、唐、宋)记录较详。使人兴奋的是，“合肥谱”与“丹阳谱”皆称申包胥为包氏受姓之祖，都将曲阿包咸列为包氏第一代始祖。将“丹阳谱”与“合肥谱”上下对照，不仅包氏族脉清晰，而且珠联璧合，源流分明。这样，对“包拯祖籍在丹阳”之说，合肥包氏族脉由丹阳包氏远祖派生之说，终于可以下一个基本的定论。
关于包氏始祖，“丹阳谱”称“曲阿包咸”为第一世。“安徽谱”称为“曲河包咸”(“河”应为“阿”)，这是两谱公认的最大的共同点。包咸何许人也?丹阳《包氏宗谱》和丹阳县志都有明确记载：“包咸，字子良。少为诸生，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王莽末，自长安归乡里，途为赤眉贼所执，晨夜诵经自若，贼异而遣之。往东海、立精舍教授。光武即位，举孝廉，除郎中，授皇太子《论语》，累迁大鸿胪，每进见，赐以几枚，经传有疑，辄遣小黄门就问，显宗以咸有师傅恩而素清苦，俸禄视诸卿加厚，咸以给诸生之贫者。病笃，帝新临视。年七十一，卒于官。著有《论语章句》、《鲁诗章句》。子福拜郎中，亦以《论语》入授和帝”。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包咸是东汉初期的大儒，是著名的儒学家，他和儿子包福都曾是两代皇帝的老师。
再将丹阳《包氏宗谱》与江西南城《包氏宗谱》比较对照，则更进一步说明天下包氏的源头在丹阳，根在丹阳。江西“南城谱”是现存的自南宋、元、明、清迄民国的较完整的《包氏宗谱》。此谱由宋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包氏后裔包逊作序。“南城谱”序中称包恺为一世祖，而包恺“为东汉鸿胪卿咸公之后”。该谱的世系表侧重提到包咸后人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包宗远。“宗远仕西晋，为郎中，怀帝永嘉末，中原浊乱，五湖杂霸，携家居丹阳。”(宋时曲阿已称丹阳，故称谓按宋时人惯称)
“宗远八世至恺，隋炀帝时为国子博士学者……先生见隋室荒乱，退归东海，教授数千人，与门人游于吴兴，遂家焉。恺之曾孙曰融，唐开元中为集贤学士，子二，长何，起居舍人；次佶，天宝六年进士，拜谏议大夫御史中丞，擢邢部侍郎兼三司使，掌天下财赋，历事玄、肃、代、德四朝，封丹阳郡公(故包氏有二郡)。佶之六世孙曰恒善，五代周为庐州合肥县尉，卒于官。三子留家合肥：伯树德、仲植德、季松德。树德三子：长讳播、次振、幼拯”。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包氏源流的主干：曲阿包咸(东汉)→包宗远(西晋)→包恺(隋)→包融(唐)→包何、包佶(唐)→包拯(宋)。“南城谱”继而又说明：“盖曲阿之包皆祖咸，东海之包皆祖恺与兄愉，吴兴之包皆祖融，合肥之包皆祖恒善，建昌之包皆祖播及拯，其凡包氏皆祖楚大夫包胥。盖自包胥至咸，自咸至恺，其间世次皆不可纪，而事迹不免于略者，世远也。”今天，我们纵观包氏发展由来，曲阿(今江苏丹阳)乃历史上包氏闻人的发祥之地，“天下包氏出丹阳”的提法不再是“空穴来风”，而是一个历史上形成的不争事实。
丹阳《包氏宗谱》与其他《包氏宗谱》的对照比较，一般说来，是包氏“上与下”、“直与旁”、“源与流”的族脉关系，这是显而易见的。
二、关于历代包氏闻人的祖籍和籍贯。
古人常以出生地和该族郡望来说明自己的籍贯和祖籍，历代望族后人对此尤为重视。至于“包氏有二郡”(上党郡和丹阳郡)之说，这要从包氏成为望族的历史阶段来看。春秋战国时期，虽然申包胥的苗裔居上党郡，但在秦灭楚统一中国后，刘邦、项羽起义，赢秦历二世而灭，紧接着楚汉相争，战乱频仍，包氏居上党者，大都流播天下，而史无所载。直到东汉初年，才出现包氏闻人，经学家、世之大儒包咸。包咸出生曲阿，故称曲阿包咸，而未以“上党包咸”呼之。自从秦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后，西汉仍治袭其制，包咸的郡望当为上党，而籍贯却在曲阿。到了唐代，包咸的后人包佶被封为丹阳郡公，包氏又有了一个新的封地和郡望，丹阳延陵再次成为包氏闻人的发祥之地，历史上才有“包有二郡”之说。远者难稽，近者可考，故而“天下包氏出丹阳”之说成立。
从包氏播迁的历史沿革中，丹阳《包氏宗谱》和江西南城《包氏宗谱》都曾涉及“东海”这一地名。可见“东海”与包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对此，有必要予以说明。东海，东汉时隶属山东。包咸从长安返乡时，曾遭赤眉之乱，致使他回曲阿未成，于是去东海建立书院，收徒教授儒学，后成为一代大儒。在包咸的仕途生涯中，东海是他成就功名的跳板之地，也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无独有偶，江西“南城谱”中记载的包宗远八世孙包恺，也因隋室荒乱而退归东海，教授数千人，与门人游于吴兴，遂家焉。但值得注意的是，包恺退归的“东海”，已不是东汉时山东的东海，而是西晋永嘉末中原浊乱，北方汉人望族南奔避祸，越过长江设置在京口(镇江)一带的侨郡，其时所谓南东海郡包括今天丹阳的部分地区。包恺继承包氏先贤包咸的以“鲁诗”、“论语”起家的传统，仍以家学五经授徒传世，以待时机，将以有为，这在乱世不失为一个较好的全身之术。
包恺是包咸的十六世孙，是包宗远的八世孙。包宗远，是包氏闻人中的重要人物，他在包氏宗族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他继包咸后又一次把包氏的发祥地定格在丹阳。《丹阳县志．陵墓》和丹阳《包氏宗谱》祖墓志都明确记载着“晋左中郎将守大中大夫包君墓。墓在延陵镇北，有碣，已废，地名包墓。”晋当为西晋，左中郎将守大中大夫包君，即是“南城谱”序中提到的包宗远。包宗远及其后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居住在丹阳延陵。
《丹阳县志．文苑》有包恺曾孙包融的条目。“包融，开元中，张九龄引为怀州司马，迁集贤学士、大理司直。与贺知章、张旭、刘脊虚皆有俊名，号‘吴中四杰’。子何、佶，俱能诗，世称‘二包’。”元代人辛文房所撰《唐才子传》中录有包何、包佶的简历，称他们是润州延陵人。唐代润州其州治所在地在今镇江；而今延陵其时是隶属润州的县治所在地。包何、包佶为包氏三十二世孙，为包恺第四代孙。包恺祖籍丹阳，包融籍贯是湖州还是丹阳呢?如果作一推论，可以这样说，包何、包佶祖籍、籍贯是曲阿或润州延陵，所以其父包融一定在延陵居家过，在祖籍生活过，否则包何、包佶的籍贯就不会是润州延陵了。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故乡桑梓，祖宗的基业，宗族的发祥地，一直都是宦游人解不开的情结。曲阿是包咸的故里，在不同的历史朝代，包氏后人重返祖籍所在地，或为官，或为民，或发达光宗耀祖，或沦落消极避乱，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包氏闻人亦是如此。
三、关于包氏祖茔。
中国人有“叶落归根”之习俗，历代包氏闻人生前享受殊荣时，大都不在家乡，而死后却不远千里，归葬桑梓之地。据丹阳县志和《包氏宗谱》载，包咸为汉代名儒，字子良，曲阿人，世居延陵。卒后归葬延陵，其遗冢巍然，与延陵十字碑可并立千古。包咸之子包福，汉永平中以父荫任卫尉，后授中郎将迁大中大夫改太子少傅，以论语授太子刘肇(后为汉和帝)，福以忠直忤窦宪，谢政东归，卒于家，葬于延陵。
包宗远，仕西晋，为郎中。卒后葬延陵包墓，墓碣曰：“左中郎将守大中大夫包君墓”。
包佶，擢进士第，累官谏议大夫。曾因事贬岭南。刘晏奏起为汴东两税使。晏罢，佶充任诸道盐铁使。时李希烈阻兵江淮，佶勤王纾难有功，迁刑部侍郎改秘书监，封丹阳郡公。贞观五年，佶以疾卒于京邸，归葬延陵包墓之西。关于包佶归葬家乡延陵之事，一个非常难得的史料记载，却在《全唐诗》中发现。包佶归葬延陵时，时人窦常一首挽诗的诗题是《故秘监丹阳郡公延陵包公挽歌词》，歌词是：“卓绝明时第，孤贞贵后贫，欲诜为胄子，季札是乡人。笔下调金石，花开领缙绅；那堪归葬日，哭渡柳杨津。”另一首挽诗为窦弁所写，诗题为《故秘监丹阳郡公延陵包公挽歌》，诗这样写道：“台鼎尝虚位，夔龙莫致尧，德音冥秘府，风韵散清朝，天上文星落，林端玉树凋，有吴君子墓，返葬故山遥。”以上两首挽诗，明明白白指出包佶死后是归葬丹阳延陵祖茔——包墓的。
丹阳延陵是吴季札的封地，他以“三让”王位的高风懿德而名垂千古，包佶死后选葬家乡延陵祖茔，欲与吴季札为邻，足见其耿耿心志。
这里有两位诗人窦常、窦弁值得提及，他们是何许人？根据丹阳《包氏宗谱》中录有的皇帝封诰，可以猜测，他们都是丹阳人，而且还是包佶夫人的娘家人。
《包氏宗谱》中有《佶公元配窦氏封吴郡夫人》的诰文。诰文中说窦氏夫人“宜室宜家，令仪令色，持躬俭约，不以富贵而事骄奢，黾勉官衙，不以时艰而图燕息，相成君子之功，用济邦家之厄，则褒封在即，宁遗曼倩之细君；誓锡山河，应被执巾之佳耦。惟开府之阶，亦宁遽称为旷典。惟兰陵故域是用，大启尔疆，则带砺名蕃，尚克永绥，厥位承兹宠渥，与国咸休可。”诰书为贞元二年三月丞相李泌行之宝。“惟兰陵故域是用，大启尔疆”，说的是窦氏夫人的封地不仅是兰陵故域（丹阳），而且要“大启尔疆”，把封地范围扩大到吴郡。总之，两位诗人及窦氏夫人的诰命，可作包佶归葬延陵，延陵是包氏发祥之地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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