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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路遥考上了西安石油化工学校。但这一年文革开始，高校停止招生，他不得不留在延川中学参加文革。 他从一个农村青年，摇身一变，成了学校造反派“红四野”的头头。他给自己刻了个斗大的印章，带着一拨儿头脑发热、精力过剩的小青年，在城里呼啸而过，抢了延川县武装部的武器，砸了县银行的大门。 这些激进、冒进行为多少释放了他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自卑、屈辱情绪。但这也成了日后反噬他的“原罪”。 路遥，1949年生于陕北清涧县王家堡村，家人给他取名“王卫国”。到他八岁那年，家里又添了弟妹三人，一贫如洗。 1957年深秋的一天，父亲说带他去延川县郭家村的伯父家走亲戚。母亲一早特地给他穿了新布鞋。走了整整两天，脚磨出了血泡，终于到了伯父家。歇脚之后，父亲说第二天一早要去县上赶集，下午就回。八岁的孩子已经很会装糊涂。第二天他早早起来，躲在一棵老树后，看着晨雾中的父亲夹着包袱，像小偷一样遛出村，过了河，上了公路... ...他的眼泪刷刷往下流，几乎在一夜之间，他把自己从一个八岁的孩子拉扯成了一个大人。 他个性独立，有主见，不顾伯父母的反对，在同学有限的资助下上了初中。食堂的伙食分甲、乙、丙三个等级，干部子弟们吃甲菜，他常常连丙菜都吃不起。在一个敏感的十多岁孩子的眼里，他目力所及的世界是悬殊分化的。 他常常饿得发疯，绝望，飞奔至野外找野雀蛋和能吃的野生果子和植物。 这种刻骨铭心的饥饿感和匮乏感，像一个巨大的黑洞，需要余生用超乎想象的能量去满足和填补。 《路遥传》的作者厚夫说，“这种饥饿感是尾随路遥一辈子的老狼。” “哪一个本地女子能供我上大学” 1968年，延川县革委会成立，19岁的王卫国担任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要职。但很快，随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纸号令，他的人生再次被改写。 年底的12月12日，他带着一本红宝书、一把老镢头，一块新白羊肚毛巾和简单的生活用品回到了家——郭家村刘家屹崂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村里书记同情这个心气高的孩子，1969年冬，将他选送到“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延川县百货公司开展路线教育。 在此期间，他与北京知青林虹陷入热恋。林虹来自清华附中，漂亮，出众，是文艺骨干。他们在下雪天一起延着河床散步，唱《三套车》和《拖拉机手之歌》。因为林虹，王卫国开始喜欢穿红色衣服，曾取笔名“缨依红”，后改为“路遥”。 1970年春，全国开始自上而下整肃造反派，路遥涉嫌在武斗中打死对立造反派“红总司”头头白正基。不久，他收到了林虹的绝交信和退回的提花被面。 爱情露出峥嵘、斑驳的底色。 在一天夜里，他走到郭家村的一个水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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