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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流寇想诈降 为什么那样容易
“我曾经在图书馆翻过半个月的史料，查询张献忠先生投降的相关问题，我知道他是经常投降的，但我不知道，他能经常到这个份上。
简单地说，他的投降次数，用一只手，是数不过来的，两只手都未必，而且他投降的频率也很高。有一次，从投降到再反，只用了十几天。
这是难能可贵的。一般说来，投降之后，也得履行个程序，吃个饭，洗个澡，找个地方定居，以上工作全部忙完，至少也得个把月。但张先生效率之高，速度之快，实在令人咂舌。”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张献忠这样一再玩诈降手段，却一再屡屡得手，这是因官兵都人头猪脑，所以很好欺骗？还是因为官兵都非常善良，总会给流寇一条改过自新的路呢？显然都不是！张献忠没完没了的诈降，却始终保持着完整的编制，这本身证明，张献忠每次诈降时，都不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之中；如果张献忠真的处于绝对的劣势之中，张献忠的军队让官兵给改编了。
按官兵单方面的说法，永远是他们已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只是轻信了敌人的诈降，而丧失了重创、全歼敌人的机会。
当然了，这种说法，永远是官兵的一面之词；更主要的是，谁也知道，这种说法就是一种真实的谎言。崇祯七年，陈奇瑜（当时任五省总督），把李自成、张献忠等众多流寇，都包围在车箱峡中了。
据说，陈奇瑜当时不轻信流寇的诈降，就能全歼这些流寇。但很可惜，陈奇瑜轻信了流寇的诈降。明帝国政府遂为此，哀哉、痛哉、惜哉的，大呼小叫得响彻天地。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这次失误，就可以把流寇一网打尽了。贼见官军四集，大惧，悉遁入兴安之车厢峡，诸渠魁李自成、张献忠等咸在焉。峡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易入难出。贼误入其中，山上居民下石击，或投以炬火，山口累石塞，路绝，无所得食，困甚。又大雨二旬，弓矢尽脱，马乏刍，死者过半。当是时，官军蹙之，可尽歼，自成等见势绌，用其党顾君恩谋以重宝贿奇瑜左右及诸将帅，伪请降。奇瑜无大计，遽许之，先后籍三万六千余人，悉劳遣归农。每百人以安抚官一护之，檄所过州县具糗粮传送，诸将无邀挠抚事。诸贼未大创，降非实也，既出栈道，遂不受约束，尽杀安抚官五十余人，攻掠诸州县，关中大震。 奇瑜悔失计，乃委罪他人以自解。《明史.陈奇瑜》如果孤立的看这件事，它显然是有可信度的。问题是，这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因为类似的事情，在此前发生过，在此后还在不断发生。
在陈奇瑜轻信诈降前不久，明帝国官兵还轻信过流寇另一次大规模的诈降。当时共有六十一位流寇首脑向明帝国官投降，这次诈降的规模之大，恐怕比车厢峡的诈降还要大。当然了，这次诈降引发的后果，也是惊人之极了。这次诈降事件，在明末流寇史上，可是划时代的大事，史称“渑池渡”。因为通过这次诈降，流寇开始越过黄河，大规模的进入河南、山西、四川、湖广、安徽；流寇之祸遂从西北局部问题，演变成了明帝国的心腹大患。其冬，贼西奔者复折而东。良玉、九州扼其前，京营兵尾其后，贼大困，官军连破之柳泉、猛虎村。贼张妙手、贺双全等三十六家诡词乞抚于分巡布政司常道立，因监军进朝以请。诸将俟朝命，不出战。会天寒河冰合，贼遂从渑池径渡，巡抚默率良玉、九州、卑、兵待之境上。贼乃窜卢氏山中，由此自郧、襄入川中，折而掠秦陇，复出没川中、湖北，以犯河南，中原益大残破，而三晋、畿辅独不受贼祸者十年。《明史.左良玉》面对这种后果，明帝国政府那是哀哉、痛哉、惜哉的大呼小叫个没完没了。在他们看来，如果不轻信这次诈降，那流寇就有可能被消灭在西北一隅之地。
帝国政府刚刚轻信流寇的诈降，并且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事情仅仅过了几个月。陈奇瑜就又轻信了流寇的诈降。陈奇瑜有记性没有？关键是，帝国政府看到陈奇瑜的报告，还会同意他这样处理。难道，明帝国的政府，就是由一群人头猪脑的人组成？更神的事还在后面，陈奇瑜接受诈降之后几个月后，流寇就闯入凤阳，把朱氏皇帝家的祖坟给挖了。大明帝国的君臣，更是因此哭得声震天地。表面去看，明帝国政府对张献忠，真可谓用心良苦、痴心不改。
我们必须得知道，“渑池渡”诈降时有张献忠，车箱陕诈降时有张献忠，挖大明皇帝家祖坟时有张献忠。但在杨嗣昌十面张网之时，张献忠再高呼一句“我要投降”，明帝国依然愿意为张献忠打开悔过自新的大门......。一个人被对方用同一种方法，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这就绝不能用他们轻信对方可以解释了。因为一个人再愚蠢，也不会犯这种错误。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他们都有不得已的苦衷，所以明知对方根本不可信，却又不得不相信。
所谓官兵在绝对优势背景下，轻信敌人才接受诈降的说法；纯粹是官员、或官僚化的将领哄骗皇帝、政府的说法罢了。甚至而言，这种故事皇帝听得久了，也知道这全是阿拉伯的故事；换而言之，这就是传说中的天方夜谭。但是皇帝只能接受这种事实。因为皇帝敢下令不给流寇投降的机会，明天把事弄砸了，人们就会把责任都推给皇帝。关键是，这样做，肯定会把事情弄砸的。皇帝敢下令不给流寇投降的机会，流寇反手一顿玩命猛攻；官兵获胜的希望，估计等于没有。就算官兵能获得局部胜利，也会在其它战场上陷入被动。因为现在流寇只能玩命了，你说由此产生的战斗力，可以想象吗？关键是，流寇的数量，比官兵多的去了。
到时，剿寇越来越被动，人们肯定会说了，这个皇帝太残暴，一点不给流寇活路，所以才弄得局面不可收拾。问题是，皇帝表现仁慈，一再给流寇活路，那就是皇帝像傻子一样，让流寇了一次又一次。官兵是出来混饭吃的；流寇呢，其实也是出来混饭吃的。
如果双方势均力敌，谁都感觉这样打下去，会弄得两败俱伤；那他们自然很容易达成共识，避免战争。在这种背景下，通常都是由流寇出来诈降；而由官兵出来接受这种诈降；再不行，就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太监出来接受这种诈降。于是官兵与强盗之间，自然而然的避免了一场，两败俱伤的硬仗。这才是张献忠一再诈降，却可以百用不爽的真正原因；这也是普遍流寇首脑，一再诈降，却可以百用不爽的真正原因。
否则，做为明帝国的各级将领，怎么可能没完没了的相信这些，毫无信誉可言的、而且诈降成性的流寇？官兵与流寇之间，之所以成天得打仗，那是因为官兵隔一段时间，必须得杀一批流寇，或是招降一批流寇；否则，就无法向帝国皇帝、帝国政府交差。
官兵与流寇之间，打仗的全部动力，就在这里，而这种动力，实在不足以推动官兵与流寇去玩命。换而言之，官兵只要能隔一段时间，杀一批流寇、或是招降一批流寇，或是把流寇赶跑一段时间，就足以向帝国皇帝、帝国政府交差了。面对流寇，如果只是为了应付这种差事；那也实在不是难事。因为官兵只需要把自己辖区的流寇，赶走就可以了；而且实现这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流寇并不会与官兵争夺地盘的，所以他们才有流寇的雅号。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官兵把流寇，赶得满世界乱窜；于是开始只是陕西一省闹流寇，后来闹得附近几省全成了流寇。面对流寇，如果只是为了向帝国皇帝、帝国政府应付差事；那也实在不是难事。面对分散的、乌合之众的流寇，你只是想斩上几十、几百个、甚至几千个首级，来交差；实在不是难事。因为面对几十股互不相统率的乌合之众，做为大军统帅，如果想击溃某几股流寇，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难事。但这对于已为流寇弄得天翻地覆的帝国来说，实在没有多大的意义。但这对负责某个地区剿寇的官员，却非常有意义，因为这个官员经常可以砍一批流寇的首级，向上报功。问题是：这种主剿，对帝国剿灭流寇真的有意义吗？显然是没有的！ 也正因为如此，帝国剿寇战线上的优秀统帅、将领越来越多，取得所谓大捷也不在少数，但帝国的流寇危机却是愈演愈烈了。洪承畴主剿陕西非常成功，但结果就是山西、湖广、河南、河北都开始遍布流寇了。洪承畴因此获得名将的资格、官职也一再上升，但帝国的流寇危机却是愈演愈烈了。难道洪承畴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难道帝国普遍官员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对解决流寇的问题，无论是“剿”还是“抚”，都需要帝国政府去解决普遍百姓生存问题的。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所谓的“抚”与“剿”，无非是把越来越多的饥民、乱民驱赶着满世界乱跑罢了；无非是在数以十万、几十万计的人群中，拿一些脑袋出来向帝国政府交差罢了。
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每次奏报剿匪取得巨大成功之时，通常就是匪患越来越大的前兆。因为剿寇的成功，不过是官兵默许流寇，到别的地方去抢劫罢了；因为剿寇的成功，不过是官兵接受流寇诈降罢了。但是它永远无法改变，没有饭吃的饥民越来越多的事实。这种成功永远只是表面的成功；当洪承畴奏报陕西剿匪成功之时，流寇之患却已遍布帝国北部地区了；当杨嗣昌奏报剿匪成功之时，流寇却是随时一声呼唤成为燎原之势。流寇危机是社会问题；但帝国政府却偏偏要用军事手段去解决，那注定只是扬汤止沸罢了；最终的结果只是帝国剿寇的军队越来越多、所谓的大捷越来越多，但帝国的流寇呢？也是越来越多，规模也是越来越大。帝国面对这越来越沮丧的事实，帝国政府却永远是充满了最乐观的希望。总而言之，剿灭流寇永远只有一步之遥；总而言之，剿寇失败，永远只是一种偶然的、低级的错误造成的；总而言之，只要我们稍稍再努力一点，就可以把流寇彻底剿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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