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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茨基:两个诗人的爱,并非罗密欧与朱丽叶

 洒金谷365 2015-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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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诗的注脚(摘录)

约瑟夫·布罗茨基

1.一般说来,每一首悼亡诗,都不仅是作者的一个手段,用来表达他因一次丧失而产生的情绪,而且也是一个借口,多多少少用来表达作者对死亡这个现象本身的总体深思。在哀悼他的丧失(无论是心爱的人,还是民族英雄,还是挚友,还是起到指路明灯作用的导师),作者往往也是在哀悼自己——直接地,间接地,常常是不经意地——因为那悲剧音质永远是自传式的。换句话说,任何悼亡诗,都包含一个自画像的因素。如果哀悼的对象碰巧是一位与作者具有无论是真实还是想象的纽带关系的同行作家,且这种关系太强烈,使得作者难以抵挡认同哀悼对象的诱惑,则这个自画像因素就更无法避免了。作者在努力抗拒这个诱惑时,受到他对于同业公会式的职业联系的意识的妨碍,受到死亡这个主题本身那有点儿崇高的地位的妨碍,以及最后受到那严格地个人、私人的丧失经验的妨碍:他身上的某种东西被夺走了;因此,他一定与它有点关系。


2.《新年贺信》不只是自画像,如同里尔克对茨维塔耶娃而言不只是一个诗人。(如同诗人之死不只是一种人类的丧失。最重要的是,它是语言本身的一出戏剧:也即语言经验不足以表达存在经验的戏剧。)即使我们计较茨维塔耶娃个人对里尔克的感情——那是一种极其强大的感情,它经历了一次演进,也即从柏拉图式恋爱和风格上的依赖,到意识到某种平等——即使我们不计较这些感情,这位伟大的德国诗人之死也会创造一种处境,使茨维塔耶娃无法把自己局限于描绘自画像。为了理解——或甚至不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她必须扩大哀歌体裁的范围,并在一定程度上从管弦乐团的位置踏上舞台的位置。

3.《新年贺信》尤其是一个告白。在这方面,也许应该提一提茨维塔耶娃是一位极其坦率的诗人,很可能是俄罗斯诗歌史上最坦率的诗人。她没有保守任何秘密,更没有遮掩她的美学和哲学信条,这些信条散见于她的诗歌和散文中,且常常是以第一人称单数代词来揭示的。


4.有关诗人永远为某个人而写这个流传广泛的说法,仅有一半是合理的,并且伴随着无数的混乱。对于“你为谁而写”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由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给出:“为我自己和为一个假设的第二个自我。”每个诗人在其写作生涯中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对一个理想的读者,对那个第二自我的寻找,因为诗人不是寻找承认而是寻找理解。

5.这种对事物的态度,不可避免地引向收窄圈子,而这并不总是意味着读者素质的提高。然而,一个作家按其定义,是一个民主派,诗人永远希望其作品产生的过程,与读者的意识接受的过程,有某种匹配。但一个诗人在其发展中走得愈远,他对读者的要求便愈高——不经意地——这样一来他的读者群便也愈窄。


6.阿赫玛托娃说:“要是你知道诗歌是从什么垃圾中生长出来的就好了……”运动的目标愈是遥离,艺术就愈是可能;并且,在理论上,死亡(任何人的,尤其是一位伟大诗人的,因为还有比一位伟大诗人或伟大诗歌更远离日常现实的吗?)就变成艺术的某种保障。

7.“茨维塔耶娃与里尔克”这个主题,曾经成为,现在成为,将来也会继续成为很多探究的对象。我们感兴趣的是里尔克作为《新年贺信》的说话对象这一角色(或理念),他作为心灵运动的对象的角色和他作为这运动的副产品——一首诗——所起的作用的幅度。既然我们知道茨维塔耶娃的极大化主义,我们便不能不注意到她选择这个题材是多么地自然。除了具体的、已死去的里尔克之外,诗中还出现了一个形象(或理念),也即一个“绝对的里尔克”,他已停止作为空间中的一个肉体,变成永恒中的一个灵魂。这种移动是绝对的、极大化的移动。诗中女主人公对这个绝对对象、这个灵魂所怀的感情——也即爱——也是绝对的。此外,对这爱的表达方式也是绝对的:极大化的无私和极大化的坦率。这一切只会创造一种诗学措辞的极大化张力。


8.通常,一个诗人完成一首诗时,都要比他开始写这首诗时老了许多。

9.诗学乐园更多是一个山峰,而诗人的灵魂与其说是达到完美了,不如说是处于持续运动中。

10.但一诗人对另一个诗人(哪怕是异性诗人)的爱并不是朱丽叶对罗密欧的爱:悲剧不在于没有他存在是不可想象的,而恰恰在于这样的存在是可想象的。这种设想的结果是,作者对她自己也即仍活着的人的态度,就更无情,更不妥协。

11.自然地,这一切——词语的选择和单调的选择——都是如此不经意地发生,以至“选择”这个概念在这里是不适应的。因为艺术尤其是诗歌之所以不同于任何其他形式的心理活动,恰恰是因为一切——形式、内容,以及作品的精神——都是由耳朵分辨出来的。


12.在诗歌中,形式与内容甚至比肉体与灵魂更不可分割,而肉体之所以可贵恰恰是因为它是会死亡的(在诗歌中,死亡相当于声音的机械化和滑入陈词滥调的可能性)。不管怎样,每一个诗歌创作者都有自己最喜爱的、主导性的韵律,这可以视为他的识别标志,因为这些标志响应了作者最经常重复的心理状态。

13.因为诗歌是浓缩的艺术,是节减的艺术。对学者——以及对读者——来说最有趣的事情是“沿着光线走回去”,即是说追踪这种浓缩的过程,以确定在我们大家的散乱中的哪一个点上,诗人首次瞥见了一个语言分母。然而,不管学者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得到怎样的奖赏,该过程本身都类似于拆开一件织物,而我们应努力避免这种可能性。

14.至于因为失去一个亲爱者而带来的绝望程度,已在我们随时准备好与他交换位置的状态中表达出来,虽然这个愿望的实现存在着先验的不可能,但这个愿望本身已足以告慰,因为它起到了某种情感极限的作用,使想象力不必再承担更多责任。

15.一首诗——任何诗——本身就是一种现实,其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存在时空中的现实。此外,一般说来,具体、有形的现实之唾手可得,往往消除了对一首诗的需要。形成一首诗的场合通常恰恰不是现实而是非现实。《新年贺信》的场合尤其是非现实的完美典范

——无论是在关系的意义上还是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里尔克之死。此因,更明智的做法是只从这首诗的文本本身所提示的心理层面来分析这首诗剩余的部分。

16.语言(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特别不同之处,乃是详细列举已不再存在或仍未存在的无论什么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现实。

17.诗歌的艺术,除了其无数功能之外,还见证了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的声音的可能性和伦理的可能性——原因之一是它把这两种可能性都抽干了。对于永远在声音的极限上运作的茨维塔耶娃来说,《新年贺信》不啻是一个把两种要求最高音高的体裁混合起来的机会:爱情抒情诗和葬礼挽歌。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两者之间的争论中,最后那句话属于前者;“交到他手里。”

(节选自《小于一》之《一首诗的注脚》,约瑟夫·布罗茨基著,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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