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守敬研究札记 - 杭州高伟
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号邻苏，湖北宜都（今枝城）人。同治间举人。清末民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家和近代大藏书家。书工篆隶真行各体，行书成就最高。 1839年6月2日，杨守敬生于宜都陆城一个商人家庭。他11岁习商，自幼好学，19岁参加府试，五场皆第一。24岁中举人，25岁进京应会试，七试皆不中，开始厌倦科名而专心著述。42岁应召赴日本国任驻日钦使随员。46岁回国就任黄冈教谕。61岁担任两湖书院教习，三年之后为勤成学堂总教长。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经济特科，杨守敬前往应试名居第一。68岁时被选任安徽霍山知县。杨以“年老，不耐簿书”而辞之。次年，被咨举为礼部顾问官，曾参与《湖北通志》纂校。民国3年（1914）袁世凯聘其为顾问，杨虽多次拒绝，但还是被迫迁居北京，任参政院参政。民国4年（1915年1月9日）逝世。葬于宜都龙窝。2006年05月25日，杨守敬故居和墓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杨守敬一生具有多方面的成就，尤以舆地学的成就最为突出。他对我国正史地理志和其它地理著作，都曾深入研究，撰写、绘制了十余种历史地理著作和72幅历代沿革舆地图。他的《隋书地理志考证》和抄补《太平寰宇记》缺佚，备受世人称道。他与门人熊会贞历时数十年，写成《水经注疏》巨著。其舆地学被称为清代三绝学之一。 杨守敬爱好训诂，注重金石考证。同时又精于书法，在武汉、天津、上海等地都曾留下他的墨迹。杨在日本期间，有不少日本学者名士常来造访，向他学习书法。归国后，还有日人远涉重洋前来受业，被誉为“日本现代书道之父”。晚年，守敬之字，声誉大起，求书者踵接于门。他于楷、行隶、篆诸书俱长，其书论有《学书迩言》、《楷法溯源》》、《评碑记》、《评帖记》等六种。 杨守敬是金石学家，又对目录版本学造诣颇深。撰著有《湖北金石志》、《日本金石志》、 《望党金石录》等。编辑有《寰宇贞石图》、《三续寰宇访碑录》等。目录版本方面的著作有《日本访书志》、与人合辑的《古逸丛书》等等，都颇受当时学者名流的推重，至今也是少有的杰作。 杨守敬堪称近代大藏书家。在搜藏的几十万卷书中，海内外孤本有几万卷，宋版藏书有数千册。为保存国家文化古籍，他多年节衣啬食购买，或“以有易无”换来，尤其是在日本期间，大量购回古籍汉书，得书数万卷“遂盈筐箧”，运回祖国。其中有十分珍贵的六朝及唐代抄本，有世所罕见的宋元版古籍，为保存祖国民族文化遗产，作出了巨大贡献。 光绪六年三月，杨守敬第六次会试不中，无奈之下，遂於是年夏天应使日大臣何如璋之招请，作为使馆随员出使日本。当时，日本正值维新之际，提倡新学，睡弃旧学，古典汉籍更是被看作落后的象征而随意抛掷。於是杨守敬得以大量购进许多国内已散佚的善本秘籍。仅一年时间，竟购求到三万多卷古书。 一年后，黎庶昌接替何如璋为驻日公使。黎庶昌也是一位好古之士，当他听说杨守敬在日本访得许多国内已失传的古书后，很受感动，遂委托杨守敬在搜访古籍的基础上刻印《古逸丛书》，于是杨守敬愈发热心访古。杨守敬本来就能书善画，去日本时，曾带去了汉、魏、六朝、隋、唐的碑贴一万三千多册，利用这些碑贴，杨守敬不仅向日本广泛传播了我国的书法艺术，被誉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父”，还以此换回了许多用金钱所无法买到的珍本。光绪八年至十年，杨守敬协助黎庶昌刻成《古逸丛书》，共二十六种，计二百卷，多为当时国内已失传的秘本。 光绪十年，杨守敬尽载其在日本访得之书回国，并于光绪十四年在湖北黄州筑园藏书，园名“邻苏”，以其与苏东坡旧居相邻故也。光绪二十九年，杨守敬在武昌建成观海堂，并移书於武昌。辛亥革命时，杨守敬避居於上海，但其书未及运出，当时，都督黎元洪应日本驻汉口领事寺西秀武之请求，发出了保护杨守敬藏书的启事：“照得文明各国，凡于本国之典章图籍，罔不极意保存，以为国家光荣。兹查杨绅守敬，藏古书数十万卷，凡我国同胞，均应竭力保护。如敢有意图损毁及盗窃者，一经查觉，立即拿问治罪。杨绅系笃学老成之士，同胞咸当敬爱，共尽保护之责，以存古籍而重乡贤。”使当时已七旬高龄的杨守敬备受感动。民国元年，杨守敬将幸免于难的藏书从武昌运到上海。 在杨氏收藏中，金石碑版一直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在版本目录学方面也成绩卓著。杨守敬藏书数十万卷，仅海内孤本即达数万卷，光绪二十三年杨守敬刊行了他在日本访书时所见的各种珍秘古籍的知见录《日本访书志》，在目录学有很大影响，杨守敬又有《藏书绝句》一卷三十二首，曾以笔名“晦堂”、“王葆心”在一九一三年创刊的《文史杂志》上发表。 民国三年，杨守敬应聘为袁世凯顾问，这些书又随杨守敬移至北京。现大多藏於台湾故宫博物院。 晚清时期，在古籍版本和金石学界颇孚盛誉的杨守敬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著名书法家。 杨守敬先生的书法在其众多的成就中，位列第三，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在我国书法史上“亦足睥睨一世，高居上座”（虞逸夫）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一下两个方面。 其一，鸿篇巨制，彪炳千秋的书法理论。杨守敬主张书法要“变”，变即是创新。他阐述后人的书法与前贤的书法“笔笔求肖，字字求合，终门外汉也”。他所著述的《楷法溯源》洋洋洒洒14卷，目录1卷。顾名思义，他是在探寻楷法的源流，也是在论述文字的变革、书法的创新。“顾氏隶辨，皆依韵分篇，便于检寻，然而偏旁错杂，不足于见八法之变”。“北朝唐碑各有体格一碑，又有碑之体格，有必不容出入者，可以兼擅诸家之长，若使一字北朝、一字唐碑，岂复成章法，此书之作欲使学者通书法之变”。杨守敬在此书中如此反复论述书法之变，其创新意识自然溢于字里行间。历代书家定论在书法上要有新造诣，必须具备“三要”，即一要天分，二要多见，三要多写。杨守敬在肯定前人三要的同时，又增以二要，即一要品高，他认为“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应该肯定，这是其数十年对书法、对人生的感悟。 杨守敬先生不仅学富，而且品高。一是潜心艺事，无心仕途，十分痛恨统治人民的当权派。他曾被礼部选为安徽霍山知县，他以“力辞不耐薄书”而拒任。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为了笼络人心，聘他为顾问，并加以参政任，他又以“年老无意出山”拒绝赴京就任。二是资助乡里，体贴民众。三是热爱祖国，驻日期间，购回了大量流失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化书籍，许多还是孤本，为保存我国的文化典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二，熔汉铸唐，独拔艺林的书法艺术。杨守敬于书法，真草隶行篆诸体皆擅，但最具特色的当推其行楷。其门人熊会贞称杨守敬“传世书法古茂，直逼汉魏，盖世无双”。虽有些过誉，但仍可窥见一斑。其年谱中“求书者接踵于门，目不暇接继之以夜”的记录，可知其书法在当时的影响。陈上岷先生对杨守敬的传世书法更是情有独钟，“熔汉铸唐，兼有分隶引楷之长，在清代末期，真可以说是继往开来，独拔艺林”。究其原因，有三： 一是见识广博。大凡作为书家，只有学富，才能眼高，只有眼高，才能手高。杨守敬先生即是如此。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又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杨守敬先生说：“多读书自能作文，多看名迹自能书”，这是至理名言。毕保厘在《楷法溯源》序中说杨守敬“收奇选异，积篑成山”。勿庸置疑，见识广博是其书法风格形成的坚实基础。 二是碑帖并尊，这是杨守敬书法制胜的高明之处。历代书家重视南帖，而杨守敬更注重北碑的研习。有清一代，大兴碑学，有人拒之南帖，把碑和帖绝对起来。而杨守敬始终碑帖并尊，唯美是尚，力破传统，自立门户。因此，其传世书法形神兼备，光彩照人。“既有金石碑碣的苍劲，如刀劈斧削，又有法帖的秀逸，颇有英姿而无媚骨”（陈上岷语）。 三是多用侧锋。“大抵六朝书法，皆以侧锋取势。”所谓藏锋者，并外锋在画中之谓，盖即如锥画沙、如印印泥、折钗股、屋漏痕之谓。后人求藏锋之说而不得，便创为中锋以当之。其说亦是甚辩，而学其法者，书必不佳。且不说他人，试观二王，有一笔不侧锋乎？惟侧锋而后有开阖、有阴阳、有向背、有转折、有轻重、有起收、有停顿，古人所贵能用笔者以此，若锋在画中，是信笔而为之，毫必无力，安能力透纸背？且亦安能诸法之妙乎？”这则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对先贤“笔笔中锋”、“用笔千古不易”的观点是一个重大的撞击，也让人明白了一种哲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物。更可贵的是杨守敬不作凭空臆造，不作无稽之谈，而是身体力行去实践自己的理论，并使之光大。这样，促成了他的书法风格独特，有异人之趣的笔意。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其书法高古、深远、质朴、秀逸的一面。 光绪六年至十年在任出使日本大臣庶昌的随员期间，广泛搜集国内散佚的书籍，并带去汉、魏、六朝、隋、唐碑帖13000余册，致力于六朝北碑书法的传授，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特殊贡献。著有《书举要》、 《评碑记》、 《学书迩言》 、《望堂金石》、《重订说文古本考》、《楷法溯源》。论者赞许为千古绝业。他的书法在日本影响很大，开日本现代书法的先河。特别是他的行书作品，运笔加强力度，撇、捺、垂露都笔笔送到，大有雄放之气，同时，在法度之中加以变化。亦有的笔画，如撇、捺却加以放纵，使整幅作品气韵生动而富有个性。字的结体取横势，是六朝碑版的特点。从行笔上看又不尽是六朝笔法，字里行间有很浓的粘味；每个字结构疏密参差，纯朴古拙，得自然之趣。整体章法一气呵成，气势贯通。 在日本期间，杨守敬以精湛的汉字书法震惊东瀛，折服了许多书道名家。他还应邀讲学、交流书艺，且收录弟子，在当时的日本书道界括起了一股“崇杨风”，其影响至今犹存。
延伸阅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