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米切尔出道不过十几年，其创作的五部长篇小说已有四部引进国内，201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幽灵代笔》和《云图》，今年又恰逢《云图》被好莱坞制作成阵容强大的豪华钜制，《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和《绿野黑天鹅》出版简体中文版。此时出现在2012上海国际文学周上的大卫·米切尔，无疑是来宾中风头最劲、最具影响力的一位。
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的《圣路易王大桥》（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1927），尽管它曾获得普利策奖、两次改编成电影、1998年还入选美国现代图书馆（American Modern Library）“20世纪百本最杰出的英文小说”（The 100 best novels of the 20th century），但在时任英国首相的托尼·布莱尔为追思9·11事件英国罹难者而诵读其结尾前，早已被世人忘记得差不多：“很快我们也将死去，所有关于这五人的记忆，都会一同逝去……”（But soon we shall die and all memory of those five will have left the earth, and we ourselves shall be loved for a while and forgotten. But the love will have been enough; all those impulses of love return to the love that made them. Even memory is not necessary for love. There is a land of the living and a land of the dead and the bridge is love, the only survival, the only meaning.） 故事始于一场灾难，1714年7月20日的中午，秘鲁最有名的圣路易王大桥突然断裂，五人坠落身亡。藉作者之笔引发的对生者心灵的拷问，遒劲直透纸背，时至今日仍未平息，其震撼在于，五个人竟以如此突如其来的方式死亡，而令他们死亡的竟是每个人都会走上的那座桥。是偶然，还是上帝的安排，是否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在推动？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其他人？
1999年出版的一部小说的扉页上静悄悄地印上了《圣路易王大桥》中的另一段话：“而我，尽管自诩见多识广，但有没有可能，即使连我也错解这其中堂奥？有人说：我们永远不会知情，而且，对于神来说，我们就像是被男孩们在夏日里拍死的苍蝇；相反地，除非上帝动手，否则连麻雀都不会掉一根羽毛。”（And I, who claim to know so much more, isn't it possible that even I have missed the very spring within the spring? Some say that we shall never know and that to the gods we are like the flies that the boys kill on a summer day, and some say, on the contrary, that the very sparrows do not lose a feather that has not been brushed away by the finger of God.） 此段话提纲挈领，与该小说的文本形成巧妙的对位，也昭示着作者探讨小说创作可能性的野心。书虽出自新人之手，却迅即引起了大众的关注，特异的写法更让这位作者声名鹊起。这，就是大卫·米切尔（David Mitchell）的《幽灵代笔》（Ghostwritten）。 九个角色的九段故事线在世界的各角落以书中人未曾想到的方式交错，第一个故事的主角也许在下一个故事是路过或更微妙的存在。统观整部小说，交互呈现的背后显然有一团朦朦胧胧、莫可名状的东西存在，它牵系起了整个小说世界的轴心，这显然比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创作的《圣路易斯王大桥》在技法上现代（或曰花哨）了许多。后现代拼贴的结构对于一位体力和经验尚不足以支撑起一部真正长篇的文坛新人来说，也没有读者想象得那么难构建，以中短篇的集装箱堆垒稍加改建便能营造出不凡的效果。 之后大卫·米切尔一发不可收拾，其创作的《九号梦》（Number9Dream，2001）闯入了布克奖的决选，他本人在2003年被《格兰塔》（Granta）杂志评为“20位最佳英国青年小说家”之一。 而2004年出版的《云图》（Cloud Atlas）无疑是他最成功的小说，影响力爆棚，不仅入围布克奖，还入围了科幻界的星云奖和克拉克奖，其写作功力毫无保留地展露：对梅尔维尔、乔伊斯、奥威尔、罗素·霍班等文坛先辈的戏仿与致敬，不同时代、不同风格或文绉绉或缺主语或1984味十足的文体轮番上阵；1-2-3-4-5-6-5-4-3-2-1的奇特章节设置，甚至第一章结尾的句子都没写完；主角们肩窝处神秘胎记从过去到未来的时时在场——在轮回醒世中一次又一次面对个人和群体的内外在轨迹，总在喧哗与骚动的世界于黑暗的穹窿下见证星光微亮的光明…… 大卫·米切尔坦承：情节、人物、主题、结构作为构成小说的四要素，其中表现情节和人物的各种手法已经被前人挖掘殆尽，主题须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留给新作家的，就只有在结构上创新了。于是我们看到亚当·尤因的太平洋航海日记被年轻音乐家、《云图六重奏》的作者罗伯特·弗罗比舍阅读，弗罗比舍致信对象思科史密斯的离奇身亡让路易莎·雷心生疑窦，她的查探又变成蒂莫西·卡文迪什桌上的一部小说来稿，卡文迪什的苦难经历竟然是星美-451看过的一部老电影，最后星美-451变成后未来蛮荒时代人类膜拜的真神——这一切，简直像我们以为自己的世界是全部，不料镜头快速拉升，从地球、太阳系、银河系到宇宙，甚至连整个宇宙都只不过是巨人们的玻璃珠游戏，文字版的《黑衣人》结尾，给人的震撼溢于言表。大卫·米切尔从不否认自己的写作深受电影叙事技法的影响，而现在的读者显然很享受这种技巧。“女预言者”号等符号在书中的再度出现更让新旧的阅读记忆得以桥接，点亮阅读者的大脑皮层。 不仅如此，除戏中戏桥段的再作冯妇外，他还植入人物互涉的彩蛋，将自己创造的作品世界成功地勾连在一起：《幽灵代笔》中的卡文迪什、路易莎·雷（Luisa Rey，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对Luis Rey的致敬）跑进了《云图》，而《云图》中的克罗姆林克小姐还会转入《绿野黑天鹅》（Black Swan Green，2006）摇身成为小主人公杰森·泰勒的文学创作恩主，居委会大妈本丁克斯叉腰肌姿态不改，也在《绿野黑天鹅》里二度上阵。 大卫·米切尔并不只是会玩弄花哨的技巧，《幽灵代笔》和《云图》的技巧背后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对于人类命运和价值的执著探询才是掩卷读罢每个人心头蒸腾、发酵、挥之不去开始困惑与思索的，与之相比，中国作家的气象似乎仍有些小。米切尔一直都在强调，作家不是来解决问题的，而是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在如今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指望一位智者、贤人或至圣先师、天降箴言来解决诸多困厄显然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解答，人类正是在一代代上下求索、一次次迫近细微的成功与失败中逐渐接近惟一永存且惟一有意义的真谛。人类的命途究竟会走向何方？这也正是桑顿·怀尔德曾提出过的问题。
《云图》之后的两部小说《绿野黑天鹅》和《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The Thousand Autumns of Jacob de Zoet，2010），大卫·米切尔都改以传统方式来书写，不再多线叙事，已向世人证明了自己若想就能成为“创新先生”、“后现代先生”的他，不愿再重复自己，惟文字中对于人性、文明的拷问一仍其旧。 《绿野黑天鹅》是他的半自传体小说，以一个月一章的方式，涵盖了口吃少年杰森·泰勒生命中1982年1月到1983年1月的十三个月。在这期间，小主人公经历了矫正训练、发表诗作、校园霸凌与反霸凌、社区吉普赛人风波、父母离异等事件，而英国与阿根廷之间的马岛战争也深刻的影响到了社区里平凡人的生活：殒命战场的青年、茕茕孑立的鼓腹少女……小说将一个少年的视角发挥到淋漓尽致，虽然只通过他一人之眼，但青春期的敏感加上来自米切尔本人的成长经验，万花筒般绚烂的世界被展现在读者眼前。通常写作者用于处女作的矜贵且禁不起反复扰动的那层记忆土壤，被大卫·米切尔小心翼翼藏于怀中，经过前两部小说写作的洗礼，才拿出来育种，并成功地培植出最美的花，“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用三本书教会我自己怎么写小说了”。撇开《云图》对宏大命题的探讨和技巧运用令人惊艳的加持，这部小说应是他目前最好的作品。 《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则得益于作者在长崎游走的误入迷途，因为偶然，英国青年走在出岛纪念馆门前——出岛正是江户时代两百多年间日本和外界通商交往惟一的窗口，不大的人工岛上居留着荷兰商人，近代科学也以兰学的形式通过这里传进日本……这回的主角是年轻的荷兰青年雅各布·德佐特，他跃跃欲试在东方大展拳脚、凭借努力赚够第一桶金好回荷兰迎娶心爱的姑娘，而事实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发展：他随新官上任，本以为能铲除东印度公司中的腐败，却变成一颗被利用的棋子；令他莫名心动的日本姑娘也似乎因为他的存在而落入险境，甚至搭上了前去解救的同情兄的性命。此时，欧洲的母国荷兰被法国占领，海外殖民地“城头变幻大王旗”改升米字旗，全世界飘扬着荷兰旗帜的地方只剩下出岛的荷兰商馆。平静就此打破，英国的米字旗飘扬在长崎港外，雅各布·德佐特一生最惊心动魄的时刻到了……虽然米切尔在日本生活多年的经验和他对于还原历史的孜孜追求帮助这部小说在细节上获得了成功，但仍脱离不了西方作家对于东方的“偏见/洞见”，米切尔笔下的日本人颇多类似西洋人穿和服的跳脱感，某些言行和举止绝非那个年代的日本所有，这也许是跨文化书写不可避免的藩篱，罗兰·巴特对东洋符号帝国的禅意美化、妙莉叶·芭贝里在《刺猬的优雅》中对小津符号的表层化使用都是前车之鉴，即使连石黑一雄这位日裔作家在书写《上海孤儿》时仍不免马失前蹄。
百年前，一个美国小男孩随父亲来到中国，和他的家庭一起见证了满清覆灭、民国兴起、潮起潮落、世相无常的时事风云。在十里洋场，他也许曾躲在父亲的身后见到闻人大班、耳闻教师窗外黄浦江上的汽笛声、趁假期在哈同花园的假山间与伙伴们玩捉迷藏。离开中国多年后，他写出了《圣路易斯王大桥》。 桑顿·怀尔德是他的名字，其父维礼德（Amos Parker Wilder）时任美国驻沪总领事。 百年之后，大卫·米切尔来到上海（虽然1997年他曾在远东游历了三个月，《幽灵代笔》的中国经验即源于此），在昔日的哈同花园、如今的上海展览中心，与中国作家苏童畅谈写作经验。 冥冥中，是幽灵代笔，还是活生生的云图六重奏？
~~~~~~~~~~~~~~~~~~~ 附录 《巴黎评论》曾对大卫·米切尔进行采访，访谈中问到桑顿·怀尔德对其影响：“Your first novel, Ghostwritten, has an epigraph from Thornton Wilder. Was he one of the writers that influenced you?”他回答如下：“We studied Our Town at school when I was fifteen. It was one of the first works of literature that moved me. It implanted a distrust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igh-, middle-, and lowbrow books. For m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xcellent and engaging and the less so is more useful. Then I read 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 at university. It’s a glorious thing, packed with ideas for other possible books. Wilder’s novel is an attempt to explain why a certain group of people died when a rope bridge collapsed in Peru—to locate meaning in randomness. It’s an essay in fiction about causality. Ghostwritten is a sequence of explorations on the same subject, and I named one of the characters Luisa Rey as a kind of tribute. Each chapter offers a different reason why its events unfold as they do. In the first one, set in Okinawa, the main events happen because of the abdication of one’s own will.” 桑顿·怀尔德1910年12月与家人一同来到上海与父亲维礼德相聚，由于当时美领馆没有附设学校供外交人员及在沪公民子女就读，他在同处黄浦路、毗邻的德领馆附属威廉学校就读了几个月后，转学到了烟台的芝罘学校，直到1912年8月离开中国。 桑顿·怀尔德的小说及戏剧作品，译林出版社即将推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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