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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英雍正谕旨和巴利圣典研究的启示(转)

 看见就非常 2015-06-11

  日本人的治学精神和英国人是相似的,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就接受了西方人特别是英国人治学严谨的优良传统。日本人和英国人都非常重视研究东方文化,即使是对雍正皇帝朱批谕旨和巴利语佛学圣典这些本国人都不一定了解的东西。相比之下中国人的研究大多是迎合大众心理和片面化,就拿雍正热来说,主要成就是二月河等一批作家的小说,学术方面则是有关雍正的传记和关于雍正是否改诏篡位之类的文章多如牛毛。而对于雍正朱批御批谕旨所反映的当时政治经济、思想社会、人物军事、官僚胥役、财政土木等全面系统的研究还没有大规模展开,单项研究也少之又少,还只是重复和引用日本人的研究成果,这与中国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中国人要取得相关的学术进步,了解日本学者和英国学者的治学成果和事迹是有必要的。

 探寻有关日本人对雍正的研究,参见伍跃在《中国史研究动态》的文章。据说日本当年的“雍正研究”是由日本学者们自发的、其目的是通过解剖麻雀加深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并且在为学术界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培养了几代青年学者。1949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正式开办了“雍正朱批谕旨研究班”。日本人最初使用的是《雍正朱批谕旨》的通行刊本,以后经宫崎市定的努力又购入了殿板的《雍正朱批谕旨》(他曾戏言此乃托雍正帝亡灵的保佑)。第二年三月,宫崎市定出版了《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一书。这些可以说揭开了日本学术界“雍正研究”的序幕.1971年研究班受中国文革影响被迫结束之后,佐伯富教授在京都大学文学部史料课的教学中继续使用《雍正朱批谕旨》。直至今天,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东洋史研究室的课程安排上虽然没有《雍正朱批谕旨》,但是由大学院生们自发地组织的读书班仍然在继续阅读这一庞大的史料集。与先辈学者不同的是,现在使用的不是殿板、而是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的《宫中档雍正朝奏折》。1986年,东洋史研究会将上述4 期合编为论文集《雍正时代的研究》,并且编制了详细的综合索引。
 

该论文集收录了如下24篇论文:一、宫崎市定雍正朱批谕旨解题 二、佐伯富论明清时代的民壮 三、岩见宏雍正时代公费问题的初步研究 四、荒木敏一雍正二年的罢考事件与田文镜 五、安部健夫米谷供需的研究(以上原载《东洋史研究》第15卷第4号,1957年3月)六、宫崎市定清代的胥吏和幕友七、佐伯富康熙雍正时代的日清贸易八、荒木敏一从直省教学之制观察雍正统治时期的文教政策  九、小野川秀美雍正帝与大义觉迷录十、安部健夫耗羡提解的研究(以上原载《东洋史研究》第16卷第4号,1958年3月)十一、宫崎市定雍正时代地方政治的实际状况十二、荒木敏一雍正时代学臣制的改革十三、塚本俊孝雍正帝的儒佛道三教一体观十四、岩见宏关于雍正年间的民欠十五、狩野直祯平定种家苗的有关问题十六、小野和子清初思想统制的有关问题十七、寺田隆信关于雍正帝的贱民开放令十八、佐伯富清代雍正朝的通货问题(以上原载《东洋史研究》第18卷第3号,1959年12月)十九、宫崎市定关于雍正帝实施的俸工银扣捐的停止二十、佐伯富清代的奏销制度二十一、荒木敏一雍正统治时期考差法的成立二十二、狩野直祯茶马贸易的终结二十三、横山裕男观风整俗史考二十四、岩见宏关于养廉银制度的创设

 

这些论文的题目都是有关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等具体务实而有益于当代的问题,可见日本人并没有完全泥古不化,研究问题都是于世有补,于世有益的,对日本政府制定政治经济政策有很大的参考作用。相比之下,中国人对于雍正朱批谕旨的研究是还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必须重视这个问题。

 

相类似的是英国人的巴利圣典会。据世界佛教(Global Buddhist)资料和其他资料,巴利语是流行于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的一种书面语语言,是佛教小乘上座部使用。英国人自发性地对其进行了上百年的深入研究,是有全球佛教徒的订购费用所支持的,英国巴利圣典会的研究,对于全世界了解神秘的巴利语古典佛经及佛教向西方的推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881年李斯·戴维斯(RHYS DAVIDS)与世界一些东方学者,印度学家、佛教学者一起在伦敦成立了巴利圣典会。

 

圣典会在缅甸、斯里兰卡、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区有代表,还不定期召开年会或学术研讨会,对组织和推动欧美的佛教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做出了贡献。圣典会初建时,出版了51卷24种典藉,其中很多是再版的。1922年戴维斯逝世,夫人卡罗琳(CAROLINE)继任会长,学术活动一如既往,出版了举世闻名的,巴利语--英语字典)1942年劳斯(W,H,D.ROUSE)任第三任会长,时值二次大战期间,会务工作受到冲击,几于停顿。1950年斯特德(W.STEDE)为第四任会长,圣典会的工作开始渐渐复苏。到1959年荷娜小姐(MRS.C.A.F.HORNER,1959-1981)担任新会长后,圣典会又重新进入了鼎盛阶段,团结了许多世界知名佛教学者,出版了大量的佛教英译经律论著作,校勘出版罗马安体的巴利语三藏共172号(卷、册),其中包括经藏和注疏的全部,律藏全部,论藏七部中的六部论(除《发趣论》外)以及藏外的重要论、疏和编年史等,还编订了〈英语--巴利语词典〉,〈巴利语固有名词词典〉,以及出版巴利语文法、巴利语三藏索引、杂集等。此外从1882-1927年,圣典发行会刊〈巴利语圣典学会杂志〉23期。近年来由于各国佛教在欧美等地迅速传播,不同教派纷纷崛起,加之重要的巴利经典基本整理完毕,许多学者纷纷作古,学会的工作明显减弱,但作为世界最古老的佛教学术组织仍在学术界有重要的影响。

 

以上两则事例说明日本人,英国人研究学问具有实证、实用,和全球化的态度,以及具有科学的精神。他们研究异国文化,都是脚踏实地从经典入手,解剖麻雀似地翻译和研究,并且更重要的是具有不畏困难,追求学术真理的精神。例如安部健夫在他担任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的时候,所租住房的一楼被人占据,全家只好挤在二楼。在这种生活极端不便的情况下,没有终断学术研究。就这样,东方的宝贵文化财富,被日本人和英国人暗暗研究了个通底透彻,很多被研究国家的人比如中国人和斯里兰卡人还蒙在鼓里。

 

相比起来,中国很多学术大师们都忙于上讲坛,获取高额的演讲费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的雍正研究和巴利语佛教圣典研究还在起步阶段,如果中国人沉迷在纯功利主义中,要等中国也出现有识之士,象日本人英国人一样,自发地静下心来,研究雍正朱批谕旨和巴利语佛教圣典之类的古典,那真不知是何年何月了,类似的学术研究能否取得大的进展,是可想而知的。

 赣江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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