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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人夷狄文化痕迹
【新唐书】卷一六一载史孝章进谏其父史宪诚：“大河之北号富强，然而挺乱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唐中后期河朔藩镇割据，陈寅恪曾指出河北社会已成一胡化区域：“夫河北之地，东汉、曹魏、西晋时固为文化甚高区域，虽经胡族之乱，然北魏至隋，其地之汉化仍未见甚衰减之相，何以至玄宗文治灿烂之世，转变为一胡化地域？其故殊不可解。”（《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关于南北朝至唐数百年河朔之地的胡化，陈先生述论之后，已成内陆亚洲史及唐史的热点之一，但少有上推及春秋战国者。今按：河朔之地自古为中原华夏族与四方夷狄争雄之地，双方势力往往此消彼涨，互受影响。即以开头之引文而言，当时天下固然目河朔若夷狄然，但史氏本身却就是“夷狄”血统（《旧唐书》卷一三O史宪诚传：“其先出于奚虏”，史氏或系粟特史国后裔），而史孝章犹为此痛哭流涕，可见汉化之深。
河朔的胡化，一方面固然因为地域上与胡族邻近，自古为胡族南下的必然通道，但另一方面，或也因其地之人民向来与外族交往，乃至血脉中颇多夷狄血统，较其他地区易于接受胡化。近日读春秋战国时期赵国史，兹举数条以例证赵人夷狄文化痕迹如下：
赵之地域、人民
司马迁为先秦各诸侯国作世家，《赵世家》篇幅最长，几为魏、韩、燕三家篇幅之和。春秋时晋称霸中原，为诸姬之最强者，及三家分晋，赵又为三晋最强，战国的最后阶段，主要就是秦赵争霸。
晋地囊括河朔，地当戎狄南下要道。幽云以南，至大河已一马平川，门户洞开，因此，晋的策略一向是向北固边，向南则与楚争霸。晋灭，赵改变与楚争霸策略，而向北拓边——这一策略其实与秦开西戎极相似，只是赵的策略实施已晚，又难以像秦那样倚仗山河之险，等待拓边后再行进取中原。
赵地既环戎狄，长期在斗争的第一线，《史记·货殖列传》：“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桑……自全晋之时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而燕“大与赵、代俗相类，其民雕悍少虑。”
赵与秦有所不同（秦的人才唯一能自给的即为军事人才），曾出过一些文化人物，如荀子。但荀子十五岁游学于齐之稷下，他是儒家人物，倡导“强本节用”，但在赵孝成王面前却是议论兵法（《荀子·议兵篇》）。
赵君对农业的重视程度远不如秦、魏等国；赵烈侯、赵武灵王改革主要涉及军事，对农业几乎不作提及。《盐铁论》称赵地“民淫好末，侈糜而不务本”。赵与诸国不同，少有抑商措施，吕不韦也曾在邯郸为商。
以上述情形概括而论，赵地民风与一千年后唐时河朔一带并无大差别：剽悍任侠、重商轻农、尚武精神浓重，不以礼教文艺为归依。而这些，除了受夷夏杂处的影响（赵之先人与商人同出东夷，均重视商业），也因赵地乃是一个农业向草原过渡的半畜牧业地带，易于习染草原习俗也可解。
马与游牧文明
赵氏君主世代学习驾御之术，其祖先即以御马著称。赵之代北与秦之陇西同为古代重要的良马产地（宋之积弱，与丧失这两块良马产地不无关系），其后赵武灵王又在诸侯中率先推广胡服骑射，引进游牧民族的骑兵战法，并非偶然。
赵襄子嫁姊与代王，代王还以代之骏马。代之骏马是赵军车骑的重要装备。赵攻取代、中山、林胡、楼烦等北方诸戎狄之国，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夺取马匹。赵将赵奢号马服君：“马，兵之首也。号曰马服者，言能服马也。”（虞喜《志林》）赵简子名鞅，而鞅为一种马具。不难理解，战国时最擅长相马的伯乐（王良，邮无恤）也是赵国人。
近年的考古发现也证实赵人文化上受游牧民族的影响，例如以青铜帐篷顶随葬，及一些北方系铜壶（参沈长云《赵国史稿》第12章）。
赵向北武装拓殖，所征服的地域看来并不是一种农业军民屯田的模式。《史记》载李牧在代北“大纵畜牧，人民遍野”，《汉书·地理志下》称代地“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仍维持一种游牧文明的自治景象。
事实上，我们不妨把赵之代北想象为一种类似于辽朝南北分治的二元帝国情景，或类似北魏孝文帝改革后河洛与六镇的分立。代北被吞并后，仍有相当的自治，并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也因此，赵国有事，往往代北也卷入，如沙丘之变，公子章以代为基地发难；赵灭于秦，赵嘉仍能以代为基地，抵抗秦军达六年之久。
赵国文献流传不多，有些史实难以判定，但以当时情形论，自晋阳以北，赵之大部仍以游牧业为主，这一部分的生活方式，与其说是华夏族的，不如说来自草原文明。简言之，当时赵国北方的自然及人文景象为一种农牧业交错地带。
头骨饮器
《史记·刺客列传》：“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沈长云《赵国史稿》：“据说为了镇压妖邪，襄子将知伯的头颅断下来作为饮器。”按，此说不确，以头骨为饮器，可视为赵氏被染胡风的例证之一。
希罗多德《历史》记载，斯基泰人有习俗，将敌人的头盖骨沿眉毛平处锯开，蒙上皮套，镶以金片，以作饮器。江上波夫认为，头骨饮器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习俗起源于藏系民族，传播于内陆亚洲各草原部族。
1285年，番僧杨琏真珈盗挖南宋诸帝之陵，并将宋理宗的头颅制成饮器。这一事件曾使汉人切齿怨恨，但杨琏真珈之所以做出这一看似残暴至极的举动，原因也在于他出自吐蕃，被染这一习俗。
西汉匈奴老上单于击破月氏，即以月氏王的头骨制为饮器（《史记·大宛列传》）；西汉元帝时汉使者与匈奴结盟，还曾以这一头骨饮器来“共饮血盟”（《汉书·匈奴传》）。赵襄子等破知伯三家分晋在前453年，当时匈奴尚未知名，其袭破月氏在二百年后，但华夏族并无头骨饮器之习俗，赵襄子之举可认为是受草原文化影响所致——他本人也有一半的狄人血统。
（以上并可参季蒙《酒器与溺器》http://www./200104/16.htm，不过此文搜罗史料并不完全，至少还可以补充一个：807年，拜占廷人被保加利亚人战败，帝国皇帝尼基弗鲁斯一世阵亡，其头骨也被保加利亚人制成酒杯。保加利亚人有突厥渊源，其习俗可能是亚洲带去的）
东夷之后
赵之先祖与秦同出东夷，始祖大业据说是其母女修吞食玄鸟之卵后生。这一传说与商、朝鲜、满族等东夷系统的如出一辄，是鸟崇拜的一种遗留。
赵氏祖先大廉，号“鸟俗氏”；大廉之玄孙中衍，则是赵先世的关键人物之一。韩厥曾云：“夫至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鸟噣。”（《赵世家》，又《秦本纪》：云中衍“鸟身人言”）又赵襄子曾得家族之神霍泰山三神之令，卜示其后世“且有伉王，赤黑，龙面而鸟噣……界乘左衽，至于河宗。”此处所预言的即后世的赵武灵王。
《禹贡》云赵国所在的冀州“鸟夷皮服”。郑玄注：“鸟夷，东方之民搏食鸟兽者。”又有人认为此处当释为“岛夷皮服”，但冀州所临近的渤海岛屿极少。童书业《鸟夷考》认为这与当地尚存的东夷系鸟图腾崇拜有关，而“皮服”我想正合乎当地偏重畜牧业，以兽皮为衣的状况。
又，《吕氏春秋·爱士》：赵简子有两白骡，而所招贤士阳城胥渠病，须以骡肝来治。赵简子即杀白骡疗之。按，白色在古代通常被视为不吉，但在北方、西方戎狄各族中却有尚白之俗，以白色动物为祥瑞，如史载穆天子西征，“得四白马四白鹿而归”，即以白色马鹿为征服的象征。赵简子珍视白骡，或也与这种心理有关。
通婚
晋地本是戎人活动的区域，周成王封唐叔着眼于“疆于戎索”，即一种武装殖民活动。《左传·襄四年》魏绛向晋悼公献策“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也。”以货物换取土地，此种行为类似于后世白人夺取印第安人土地的手法。
晋国历史上与戎狄通婚之多，为春秋列国所罕见。如晋献公始娶贾姬，无子；又纳父亲之妾齐姜（妻后母也是戎狄之俗,）；继而再娶戎狄二女，生重耳、夷吾；征骊戎，又得骊姬。
以晋献公的婚姻看，与外族通婚已习以为常；而重耳（晋文公）本已有戎狄血统，长成后也娶狄人女子季隗，而叔隗嫁大臣赵衰，生赵盾。
赵氏承袭这一传统，极少严华夷之防。如赵襄子母是“翟婢”，其姊嫁为代王夫人；襄子本人娶空同氏（当为西戎支系）。
赵氏早期诸君，对与外族通婚毫不在意，自武灵王以下，情形略少，但这其中的原因之一不如说是戎狄已尽被征服，难以以平等的身份与赵氏嫁娶。赵氏相对来说仍是不太在意母系血统的，如末代赵王迁，史载“其母倡也”，出身卑微，悼襄王却废太子嘉而立迁。
赵氏不严礼教宗法，是因自晋初以来与戎狄杂处的现实所决定的，草原文明在家族及血统上的重视本就远不及农业文明。千年以下，唐室对血统、礼法观念，也屡为学界褒贬。
兄终弟及制
赵氏在继承制上，属立贤与嫡长子继承制并行。嫡长子继承制其实一直得不到真正确立，且屡次出现废长立幼，或立庶子。
如赵衰立赵盾（狄妻所生庶子）；赵武生二子，次子赵成接替赵氏宗主；赵简子废嫡立庶次子赵毋恤（即赵襄子，其母为翟婢，他是庶子），赵襄子本人后来也不立自己的儿子，而立长兄之子，从而事实上成为兄终弟及制。赵武灵王、悼襄王都立庶次子为太子。正由于赵并未确立嫡长子继承制，战国时，赵国幼主即位，经常发生诸公子争立事件。
西周时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其核心即“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公羊传·隐公元年》），这一点到春秋中叶基本已被诸侯国接受，但在赵国，几乎从未被贯彻执行过。
此外，在其他国家，自春秋中叶以降，如不奉行嫡长子继承制，往往引起内乱。《左传》开篇就讲到武姜欲废嫡长子郑桓公，立幼子共叔段，结果引起郑国内乱。又如前608年，鲁国发生杀嫡立庶事件，鲁宣公即位，“市人皆哭”，“鲁由此公室卑，三桓强”。西周初，吴太伯知道父亲欲立弟弟，为不使父亲为难，南避于吴。晋献公废太子申，欲立幼子奚齐，而国家大乱，诸子争立。
但在赵国，屡次废长立幼或废嫡立庶，却很少引起内乱（沙丘之变是一次），其原因不可不说是社会风气使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在草原文明中，立贤和兄终弟及是两个强大的原则，无论匈奴还是后世蒙古、满清均是如此。赵氏继承制上，或也与此相关？
地名、人名
晋地本大多从戎狄手中取得，地名、人名仍有戎狄痕迹。如赵盾之母隗氏，按王国维之说，隗姓出自鬼方，而我甚疑“魏”之名也出自鬼方，虽然周初即有此一封国。
赵襄子名赵毋恤，与著名的相马者伯乐（邮无恤）同名。按，“无”作为字头，屡见于古籍，如无终、无棣、无极（汉为毋极县）、无盐（以上为齐、赵、燕一带地名）；无启、无肠（以上见《山海经·海外北经》）；乌伤、乌程、无锡、芜湖（以上为南方吴越一带地名）；此外有无夷（即冯夷，河神）、无支祁（淮河神）、乌余（齐大夫）、无怀氏、徐无鬼（王国维考证，怀氏为鬼方后人，而“无鬼”即“无畏”，也与鬼方相关）。以上以“无”为字头的地名、人名，多见于东夷地带，或入于鬼方。魏公子也有名无忌者。
赵地有皋狼、狼孟、光狼城，均以狼命名，或也与草原文化相关？（赵先祖有名宅皋狼者，一说皋狼是以他为命名，仍与东夷习惯有关）。又如赵成侯名种，种亦是代北之地名。
古代黄土高原上的另一种居民
我们常说黄土高原培育了华夏文化，但就在黄土高原培育华夏儿女的时候，它还培育了戎狄的儿女。戎狄，是古代与华夏不同的族群，长期生活在黄土高原的北部地区，华夏文人称他们为“蛮族”，因为他们不行“礼乐”，不修文字，不念诗书，却养太多的牲口。
华夏的文明人，庙堂列鼎中盛满了牲口肉做的肉腊、肉糜，但他们从来低视养牲口的戎狄。戎狄是黄土高原的另一种居民，但被把持历史记录大权的汉族士大夫给抹杀了。我们今人，也受了古代文人的影响，歌颂黄土高原是“大地母亲”的时候，却忘了黄土高原上的另一个兄弟。
在新石器时代，气候比今天温湿，整个黄土高原是原始农业的“一统天下”。后来气候变的干冷，黄土高原的南部问题不大，先民照样种地。但黄土高原的北部，环境逐渐恶劣，庄稼生长得越来越差。家猪要吃人的剩饭，而人已经没有剩饭了，所以猪这类东西也不易喂养了。这里的先民，在艰苦的环境中摸爬，终于找到另外一种维持生活的方式：多养到野外食草的牲畜，这些牲畜不与人争食，人还可以从其浑身索取生活资料。于是，人们一手握锄，一手执鞭，开创了大范围的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
由于大范围的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的出现，在黄土高原的人文地理格局上，便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区域。这两个区域，用现在的话说，是两类不同的生态系统。在南部地区，水热条件好，农业持续发展，人口与时俱增，城郭壮大，文人滋生。而在北部地区，人们要艰苦得多。他们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咸食畜肉衣其皮革”，“各分散居蹊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处在这种状态下，社会进化当然缓慢得多。于是，南、北之间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别日益增大。后来，南部的人叫作华夏，而北部的人称为戎狄，相互反目，关系紧张了很久。
在华夏人撰写的史书中，戎狄主要是“反面角色”，除了侵犯抢掠，祸乱华夏，便没有什么正面的历史贡献。我们说，这种看法是不公平的。
戎狄正是古代处于中国北方的过渡地带、或曰边缘地带、或曰生态敏感#chr39#地带的一个主角，而戎狄的起源与自然环境变化引起的整个生态变化有关，戎狄起源的过程就是中国古代北方畜牧业大面积产生的过程，我们关于戎狄的概念离不开畜牧业。戎狄的兴起反映了人类对环境变化的一种适应方式，在“适应”中也伴随着创造，畜牧业就是一个创造性的成果。司马迁称赞北方许多地方是“畜牧为天下饶”。这里面就包含了戎狄的历史贡献，
古代汉族文人看不起戎狄的人，却盛赞戎狄的马。有名的“駃騠”，就是指戎狄的骏马。《左传》记载：“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有“屈产之乘”，乘就是驷马。汉族文人忘了，马是人喂出来的。没有戎狄的养马技术，哪里来的北方良马。
在中国历史上，戎狄社会的贡献不仅是发展了畜牧业的规模、技术，将其抬升到生活的主要基础的地位，它还为后来草原大规模游牧经济的产生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做好了历史准备。如果说在中国北方，农畜混合经济是环境变化的推动，而草原游牧经济的出现，则主要是人类畜牧技术发展的推动。当对牲畜的控制能力增强、骑马的技术出现之后，人们就有条件彻底抛开农业，而到新的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中，大规模开展游牧活动，并建立一种新的依托大规模游牧经济的社会组织。
跳出农业社会历史的局限，放眼中国北方的辽阔大地，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人文发展的丰富性。这些人文的丰富性，是对多样地理环境的适应的结果。而所谓“适应”，对人类来说决不是消极的。人类文明中的许多重要内容，都是在能动地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农业是一种创造，畜牧业也是一种创造。#chr39#
中国古代戎狄在地域上分布很广，黄土高原北部只是其分布地域的一部分。戎狄在地域上与华夏相邻，两方的交流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别看华夏人在观念上把戎狄贬得很低，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对他们相当“实事求是”。除了想要戎狄的马，华夏国君还想要戎狄的兵士，另外，大概戎狄女子有妖美的一面，华夏国君还要戎女来作妃子。上层是这样，社会基层恐怕更多。想到这一点，我们如果到黄土高原，缅怀它的“摇篮”历史时，就更不要忘了古代北边那些放牲口的人们，我们不少人其实都是他们的后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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