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儒家和墨家义利观概述

义利是人生观及价值观里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国哲学里的大问题。而在对待这个问题上，儒家尚义，认为做事只要问此行为应当做或是不应当做，而不必去顾虑个人的利害。墨家则认为一切行为，应该以求得人民的大利为目的。但是也因该看到得是，墨家虽然最重利，然而也并非不讲义。不过他们认为义利是一致的。辩证统一的。与此相对应，儒家也并非不讲利，否定利，他们也肯定利客观存在的合理性。这些观点在儒墨的作品中皆有所体现。

那么，作为中国古代的两大显学，儒墨在对待义和利上到底有哪些不同呢？

先论儒家的。儒学是中国的传统哲学。儒学在中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展。这是儒学的大幸，但是同时又是其他哲学派别的不幸。中国的哲学自从独尊儒术以来，就不再出现春秋战国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闹局面。

作为儒家学派的宗师。孔子认为追求富贵是人的本性，所谓，“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认为君主在主持国政的时候应该把解决人民的物质生活放在首位。他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而要“民之利而利之”。子贡问政时，他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可见孔子比较看重人民的物质生活，不过他存在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并对义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所以他“罕言利”，对利持谨慎而又保守的态度。推崇“民为贵”的孟子也强调人民的物质生活利益，“明君利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事妻子，乐岁终生饱，凶岁免于死亡”，指出君主治国应以人民利益为重的思想。荀子也肯定了利得客观存在性，指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也。”董仲舒也肯定了义和利相应依存的关系：“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也养其身。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儒家的集大成者王夫之也说：“出利入害，人用不生”，指出人离开物质利益就要陷入危险地境地，不能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可见儒家在义利观中，讲义利二者孰轻孰重，才是义利观的核心所在。

儒家之于义利，一直是重义轻利得。孔子赞颜回“贤哉，回也！一单食，一瓢饮，在陋巷，不也不堪其忧因也改其乐。”其中体现的是一种重义轻才得态度，是在贫乏的物质生活中寻求精神富足的心态，强调道德上的幸福感。儒家就是讲利也是要落到义的上面去。而当义和利发生冲突时，儒家做出的是先义而后利，舍利而取义，甚至是舍身取义的选择。在儒家看来，义和利不是独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价值选择关系。孟子关于鱼和熊掌的比喻就很能说明这种价值选择。在此，孟子极大地强调了义的重要性，为了义，生命都可以舍去，更不用说自己的私利了。董仲舒提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要求人们超越功利，保持道义上和人格上的完善。朱熹极力宣扬“不谋利，不计功”的思想，在义与利得选择上，强调“必以仁义为先，而不是以功利为急”，利永远在义的后面。选择义淡化对利得追求，取得道德上的满足感。王夫之“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人生因行义而显得可贵，也可为了义而舍去生命，是对孟子的“舍生取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将义的重要性提到生死的高度。义是抽象的，有时具体的，渗透在儒者的日常生活，人生追求和选择中。儒家思想中，义占据着举重若轻的地位，对利的追求和获得，不仅要受义的制约，必要的时候，因义而放弃利，这就是儒家重义轻利得价值取向。

再说墨家的。墨家创始人墨翟的态度，正是与儒家的对立。他极为重视利，而也是很注重义。他认为义和利并非相互反对，而是统一的。利就是义。那么，我们怎样辨别一个行为的义还是不义呢？墨子认为，唯一的根据，即在于此行为之利或是不利。有利就是应当，而无利就是不应当的。除了看行为的利和不利外，更没有别的标准来辨别义还是不义。墨子很注重义，他曾说：“天下莫贵于义”，又说：“义也者，何以知义之为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吾义此知义之为正也。”墨子讲义为正，也从效果来说，就是，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故义为正，换句话说，就是，义有利于天下，所以为正。可见墨子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是利也。

另外，墨子更以人民的利为一切行为的最后的标准。墨子讲“言有三表”即理论有三个标准。在三表中，最重要的乃是第三：“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才是墨子立论的最后根据。

墨子书中言利，都是说“人民之大利”、“民之利”、“天下之利”、“国家百姓之利”。墨子所说的利，指的是公利而不是私利，不是一个人的利，而是大多数人的利。儒家说的利，则常常说的是私利。认为私和利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儒家和墨家，虽然是一家反对利，一家重视利，然而他们所说的利，事实上并不是一回事，是不完全相同的。不过，儒家和墨家二家的根本态度不同，儒家因鄙视个人私利，因而也不讲人民的公利。

墨经及大量篇幅里面，也有论述义和利的话。墨经上说：义，利也。义就是利。当然在这里利是公共的利，所以说以天下之分。

利害常不是简单的，有的看似利，而其实是大害之媒介，有时看似害，而其实是大利得引导。墨家主张牺牲小利以求大利。这便是墨家在义利上的大致观点。

最后，也该看到得是，儒家和墨家利义观虽然有所不同。这与它们所产生的年代和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使如此，它们在义利观上还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它们都追求以义为上。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无义则乱。”墨家则提出：“夫天下之大器也，天下莫贵与义.”

总之，儒墨两家皆重义。但是只是它们在具体的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而在义利的内容上，儒墨也有相似之处，毕竟墨出于儒。但是不同于儒家重视礼乐，文质彬彬，有次序的文明等级社会生活。墨家倡导的是质朴的生活方式。孔子是贵族后裔，从周，希望通过正名来规范社会关系，整顿社会次序。而墨子进入了战国时期，提倡功利，天下的功利。可以看出，儒墨形成时期的社会背景不同。义和利关系的切入点也各部相同。儒家以义统利，义是利得充要条件，即没有义，就不会有利，义一有了，各个阶级的利也就有了。以义为体，以利为用，“不义而且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儒家的义可为利，利必为义，义不能马上是利，利可义。但是义永远重于利。但是在儒家的观点里面，义利和他们的仁爱一样是有差等的。墨家倡导利己先利他，是无私的高尚的大利。但是这样无私的只讲贡献，不求回报的大利，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即使偶尔为之，或者是持续一段时间这样做，但是几乎不可能奉行一生。儒家以义至上，过之则容易流于空疏迂阔；墨家提倡大利，其极则带来尖锐的对立。

总之，儒墨两家的义利观，有其相似，也各有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