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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境内史前考古获重大发现,荷花山稻作遗存比河姆渡早2000年

 RK588 2015-06-20

                      发掘中的荷花山遗址东区

 

                     由碎陶片恢复而成的部分陶器

                      

                    出土的石磨盘与石磨棒


2013年9月13日至15日,龙游荷花山遗址暨钱塘江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浙江龙游召开。

  连日来,经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教授、严文明教授,以及其他30余位来自国内考古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实地走访遗址考古现场,分析出土文物,并深入研讨,达成共识:龙游荷花山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上山文化,保存最好、内涵最为丰富的重要遗址,发现的稻作遗存,证明龙游所在的钱塘江上游地区,是世界稻作农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一直以来,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明,被认为是人类种植稻米之始。可现今龙游荷花山发现的稻作遗存,比河姆渡早了整整2000年。

  与此同时,荷花山遗址还携手2010年发现的青碓遗址(2010年9月20日本报曾作报道),再次把衢州的文明史,追溯到了9000年前。

  推土机离开荷花山

  推土机开进荷花山的时间,是在2011年春天。

  当时,山上茶树被连根拔起,推土机进场,打算推平后开发现代农业。不过,时隔10多天后,现场施工被叫停,一块“文物保护重地”的牌子,插在了山的最显眼处。

  龙游是古县,地下多宝,在县域内,只要大规模动土,都逃不过一群人的眼睛——他们是热衷保护祖宗遗物的业余文保员。

  荷花山便是如此。

  跟踪荷花山工地的业余文保员叫袁成兵,是龙游县业余文保员队伍中非常活跃的一个人。

  当时,袁成兵在被推土机翻开的荷花山工地黄土里,发现了大量碎陶片和有明显磨痕的石头,“碎陶片显然是有了年纪,石头也有人工加工的痕迹”,他随即向龙游县文物部门报告。

  随后,文物专家来了;再随后,分管副县长带着文物专家走访现场,当场作出决定:

  施工暂停,推土机离开荷花山。

  万幸,推土机仅除去土壤表层草木,挖走二三十厘米厚的浮土。考古者在现场,连锄头铁锹都不用,就捡到几百枚史前碎片。

  陶器有大口盆、平底盘、高领敞口罐,器物上龙纹、锯齿形的花纹,都透着史前人类粗犷的性格;在石器中,简单摔打而成的打制石器是大多数,磨制石器虽是少数,但更让人兴奋。

  种种迹象似乎都在暗示人们,荷花山的“想象空间无限大”。

  出土稻作早于河姆渡2000年

  荷花山又叫茶山,具体位置在龙游县城东4公里处,属湖镇马报桥村邵家自然村,经GPS测定,遗址坐落在海拔高程56米至65米、相对高程约10米的低丘上。

  2011年9月下旬,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针对荷花山遗址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终于开始了。

  工作实施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龙游县博物馆联合承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担任领队。近6年来,蒋乐平一直致力于在钱塘江上游的金衢盆地探寻研究上山、跨湖桥类型新石器时代遗址。

  历经两年时间,发掘分东、西两区进行,发掘面积分别为600平方米和25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经碳14测年,东区遗存距今约9000年,西区遗存距今约8000年。这一分区现象和已揭示的分区内容,其历史研究和文化遗产价值,更使荷花山遗址显得特别珍贵。

  而最为关键的是,考古工作者还从出土的夹炭陶片中,发现了数量较多、掺杂其间的水稻小穗轴、炭化稻米、水稻植硅石遗存,说明这处遗址9000年前就已出现了稻作,并充分反映了水稻栽培在早期阶段的驯化变异,证明龙游所在的钱塘江上游地区是世界稻作农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这一发现,于今年1月,由中国科技大学博物馆馆长张居中教授取了遗址中5件石器、3件陶器,进行残留物分析所证实。

  一直以来,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明,被认为是人类种植稻米之始。可现今龙游荷花山发现的稻作遗存,比河姆渡早了整整2000年。

  与此同时,荷花山遗址还携手2010年发现的青碓遗址(2010年9月20日本报曾作报道),再次把衢州的文明史,追溯到了9000年前。

  北京大学教授、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严文明说:“人工栽培水稻的起源备受中外学界关注,而荷花山遗址等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已经快追溯到了这个源头。”

  探寻新石器早期人类生活方式

  一座早期新石器遗址,出土了稻作遗存、陶器、石器,还有一些柱洞遗迹,且分东、西两区,东区9000岁,西区8000岁。

  把这些史前要素放在一起,每一项都足以引发人们的遐想。

  稻米既已出现在9000年前的荷花山遗址中,自然便有了特殊意义。据蒋乐平介绍,农作物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中第一次伟大革命。人类何时、何处将野生稻驯化成为栽培稻,是中外考古学家探索了半个多世纪的话题。

  14日上午,走进龙游民居苑,目睹傅家大院展出的数十件修复的大口盆、圜底盘、双耳罐等陶器,以及大量碎陶片、石器,令人眼前一亮。

  荷花山先民有没有告别“流离失所”的原始状态?陶器的存在,能说明一些问题。陶器易碎,必须定居下来,才能方便使用。而且其中一些陶器体积较大,并不方便携带。

  这同时也印证了,蒋乐平关于东区遗址成因是一处“小聚落”的推测。他觉得,遗址中那些柱洞是当时用来搭建木结构居住建筑的。

  再看出土的石器,这些磨盘、磨棒、石锤、石球等形态粗糙、数量丰富的石器,多数由鹅卵石简单加工而成或直接使用,留下了摩擦、锤击的痕迹,少量为锛、镞等精加工的磨制石器。其中有20多套磨盘或磨棒,是在遗址10平方米的范围内找到的。

  将磨盘与磨棒联想在一起,一个有趣的场景便浮现了:先民们将稻谷放在磨盘上,用磨棒充当磨具去壳,而高低不平的盘面,则有利于脱壳取米的效果。

  大量打制石器和少量磨制石器在遗址中同时出现,也很自然使东、西两区遗址相距1000年时间,有了解释去向。

  只是,面对种种令世人惊叹的迹象,人们难免还要情不自禁问一句,为什么是龙游?而不是江山、开化,或者其他地方。

  细究荷花山地貌,再翻开龙游的历史,其根由也许便清晰了。

  古人逐水而居,小溪河畔有村落,大江大河旁则是文化更繁荣、人口更多的城郭。荷花山北边是一片冲积平原,距离干流衢江(古称瀔水,为钱塘江中上游)仅3公里,自古是龙游的粮仓。这块平坦而不愁水利灌溉的土地,自然就成了古人大规模聚居的首选。

  在江南地区,龙游是少见的文字记载史能追溯到周朝的县。

  《龙游县志》说:“商周时,龙游为姑蔑城所在;秦汉时称太末县,时攘地广。”此后的漫长岁月里,龙游一直是浙江西部和金衢盆地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未来研究路途漫漫

  荷花山遗址属于上山文化的中期遗址,上山文化得名于在浙江省浦江县境内的上山遗址。

  同时也是当年上山遗址考古领队的蒋乐平相告,目前浙江在上山遗址所处的钱塘江中上游地区,已经发现了16处上山文化遗址,而龙游荷花山是目前保存最完好、内涵最丰富,且唯一原始地貌基本没有变化的重要遗址,也是近6年来,继上山和小黄山遗址之后,第三处正式发掘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目前,荷花山遗址初步划定的保护区范围为11万平方米,而丰硕的考古成果,是建立在已完成考古面积只占保护区面积百分之一不到的基础上。

  蒋乐平还说,荷花山遗址的新发现,是长江下游早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重要突破,为解决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的关系,以及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这几年,我一直在研究磨制石器,研究它起源于何时,从打制向磨制转换始于何时,荷花山遗址同时出土的大量打制石器和少数磨制石器,给了我很多启发。”在9月14日和15日举行的专题学术研讨会上,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与博物馆专业教授黄建秋说。

  与此同时,研讨会上由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张忠培领衔的众与会专家学者,还一致强调:“包括荷花山遗址在内的16个上山文化遗址中,多数都发现稻作遗迹。不过,这些史前稻作农业文明,对中华民族文明的培养,到底起了哪些作用,还远远不到最后下结论的时候。‘未来研究路途漫漫,吾辈需将上下求索。’”

  保护工作刻不容缓

  因研讨会活动安排紧凑,就下一步如何保护龙游荷花山早期新石器遗址,征求众专家学者意见的座谈会,只好安排在了9月14日晚上进行。

  由张忠培领衔的30余位与会专家学者,代表的是国内史前考古学的泰山北斗。与此同时,他们还是一群有着浓郁文物情怀之人。他们见小小的龙游县政府,能如此重视文物保护工作,无不为之动容。

  于是,在座谈会上,他们回报以知无不言。

  现年80高龄的张忠培先生率先发言。他说,自己见过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但没有一处能像龙游荷花山遗址这般保存完整,且价值珍贵,因而保护工作已刻不容缓,眼下为防止风化,要赶紧采取措施。

  南京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说:“保护遗址,还得动脑筋让周边的老百姓喜欢,提升他们对遗址的认知度和保护意识。”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则从制定遗址保护、考古工作计划,到编制保护规划、保护展示方案,提出了一系列的想法和建议。

  30余位专家学者逐个发言,座谈会一直持续到夜里22时30分。

  至9月15日上午,研讨会召开新闻通报会,龙游县副县长陆民,就龙游荷花山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下一步的保护与开发计划,向现场的专家学者、文物工作者和各新闻媒体记者通报。

  陆民说,龙游荷花山遗址是钱塘江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群的代表性遗址,地貌环境及遗址本体保存状况优于其他遗址,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遗产价值。他们下一步将分四步实施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工作。首先,抓紧申报省级和国家级文保单位,为遗址保护提供法律保障;其次,设立荷花山遗址保护区,切实保护好这一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遗产;第三,编制保护规划,使工作开展有依据;第四,科学合理利用荷花山遗址,适时启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使之成为公共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窗口。

  记者徐肖富 通讯员刘恩聪/文 徐肖富 龙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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