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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和“道”成了近代汉语中表示“说话”义的两个最常用的词。唐代的白话诗《王梵志诗》有这样的诗句： 不能行左道，于中说一场。（090首） 梵志翻著袜，人皆道是错。（319首） 《王梵志诗》“说类词”的使用情况告诉我们一个重要信息：在唐代口语中，“云”和“曰”实际上可能已经被淘汰，“言”也用得较少，“说”和“道”已成为表示“说话”义的常用词。 “说话”这一组合大约产生于晚唐五代，最早的可靠例子见于《祖堂集》（共7例），如： 三人说话次，老宿见其僧气色异于常人，又女人亦有丈夫之气。（卷3“一宿觉和尚”） 在“说”的发展过程中，“说话”这一组合的产生具有里程碑意义，从此关于这一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在汉语中有了新的表述格式，这可以说是由古代汉语演进为近代汉语的重要事件之一。 在稍后的《三朝北盟会编》中，“说话”不仅例子更多（10例以上），而且可以用作名词，等于“话”，如马扩《茅斋自叙》：“今闻得你家军马却来搀夺，如此则更无好说话也。”上海（老派）、宁波（老派）、温州、绩溪、广州、东莞等地的方言今天仍管“话”叫“说话”，就是从那里来的，不过上海、宁波等地的名词“说话”正逐渐被“闲话”所取代。说假话叫做“说脱空”，如赵良嗣《燕云奉使录》：“我从生来不会说脱空，今日既将燕京许与南朝，便如我自取得，亦与南朝。”这说明“说话”这一格式至迟在两宋之交已经定型。 “说道”的产生也很重要。“说道”是元明以来用于引出对话时最常用的一个词。据目前所知，最早见于唐诗，如白居易《登郢州白雪楼》：“朝来渡口逢京使，说道烟尘近洛阳。”敦煌变文中亦见到一例，《八相变》：“老翁蒙问，攉笑呵呵，说道：‘我辈凡夫，高下共同一体空，……既蒙来问，具说原由。’”至宋代，此词使用已较普遍。 从上述事实看，“说”至迟到宋代已成为这个语义场中的核心词。“道”在近代汉语阶段的使用频率仍相当高，但用法主要集中在引出直接引语上，并逐步演变成一个“内容宾语标句词”，它跟“说”的分工更明确了。 “讲”成了“说话”义的主导词之一。“讲”的本义是“和解”（见《说文》）。它的词义重点是“讲明”，即通过较为深入细致的言语行为（包括双方讨论等）使（双方）关系、事理、原委、义蕴、技艺、价格等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因此在古代，它常用作“谈论”“讲求”“商讨”“讲解”等义，常见的组合有“讲和”“讲好”“讲武”“讲道”“讲经”“讲书”“讲文”“讲字”“讲古”“讲史”等。后来它用作一般的“说话”义，这是词义范围的扩大，由下位词变成了上位词。 据初步调查，“讲”用作一般的“说话”义应不晚于元代，在元曲中可以见到一些例子，如《元曲选·范子安〈竹叶舟〉》楔子：“行者，你快请他转来，说贫僧还有话讲。”不过例子并不多，而且有些是为了押韵才用“讲”的。 在元以前的文献中我们几乎见不到这个“讲”的踪影。今天东南地区一些较古老的方言中普遍使用“讲”，西南官话中像贵阳、柳州、武汉等地“讲”也用得较多，它们可能都是元代以后才逐步扩散开来的。表示一般“说话”义的“讲话”最早也见于元代，比如《元曲选·高文秀〈 以上是古人如何“说话”的大概情况。 现代方言的大致情形是：“说”用于近代汉语以来语言变化较快的北方话，“话”则用于相对保守和古老的东南方言；“讲”基本上是处于两者之间。如果用罗杰瑞对汉语方言的三分法（见《汉语概说》），就是北方话用“说”，南方方言用“话”，中部方言用“讲”。 把横的分布和纵的演变作一对比，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首先，现代汉语所使用的一套“说类词”（说/讲/话）虽然起源很早，都可以追溯到先秦，但作为上位词则都是在唐以后的近代汉语阶段才发展起来的，上古和中古常用的“言”“曰”“云”“谓”等都已经淘汰，只有“言”还在一些方言中留下一点残迹。吕叔湘先生曾说：“现代汉语只是近代汉语的一个阶段，它的语法是近代汉语的语法，它的常用词汇是近代汉语的常用词汇，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已。”从“说类词”来看，吕先生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其次，共时分布是历时演变的结果，“话”“讲”“说”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历史层次。南部吴语、赣语、粤语、闽语、客家话的“说类词”是“话”，这个词作为上位词的形成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也就是说，这些方言中的“说类词”从唐代定型以后基本没有变。广大官话地区普遍使用的“说”字，虽然在东汉至隋的中古时期已经有所发展，但真正取得上位词的资格应该是在唐宋之际，而各种用法齐备则已是元代以后的事，中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相对而言，“说”比“话”要新，所以近代汉语阶段一直领变化风气之先的北方话选择了“说”。“讲”的兴起看来相当晚，要到元代，但由于文献的局限性和研究的不够深入，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它何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扩散到如此广大的地域，在吴语、徽语、湘语、粤语、闽语、客家话、平话以及西南官话、江淮官话中它都是常用的“说类词”，在有些地区它的地位超过“说”或“话”。 第三，处于不同方言区结合部的方言点，“说类词”的分布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比如北部吴语。“说类词”属于语言中的基本词，具有很强的稳固性。它们也会变，但变得很慢。这类词是怎么变的？方言中固有的基本词是怎么被通语或强势方言中的同义词所取代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现在还知之不多。研究结合部方言点的情况必将有助于揭示事实真相。这应该是方言研究中值得重视的一个课题。 第四，现代方言的用词差异从理论上说是可以细致准确地加以描写的，只要有足够的条件；而历史上的情况则只能依据文献来推测，因此不可能彻底弄清楚，“讲”的来源问题即其一例。这就是汉语史研究的主要困难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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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叔〉》第三折：“范雎少待，一别许久，正要和你讲话，何故如此惊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