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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曾经总结了知识分子与政府几种关系形态。在李敖的归纳中，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五种，先简单复述一下。
第一种叫做死。这种死不是政府杀死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自己寻死，例如屈原，面对无道的政府，一死了之，彰显自己的清白、清高，出污泥而不染，不愿同流合污。第二种叫做逃。离得远远的，也许老子西出函谷关就算逃。第三种叫做躲。这一方式常见的就是隐居，最著名大概要算陶渊明。第四种叫做怕，也可以叫做服。老老实实听话，不作非份之想。第五种叫做反。顾名思义很明确，就是造反。
李敖归纳这五种关系，使用的并不是“死、逃、躲、怕（服）、反”这五个字。为了理解的方便，我将李敖的原话用比较精炼的文字作了描述。但是，李敖本人对这五种关系都不赞成，他认为，这五种关系都很愚昧，也很局限。虽然李敖没有很明确地说出，他所认为的知识分子与政府最好的关系状态，但是，按照我对李敖讲话含义的理解，李敖认为，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还有一种就是合作。
我们应该意识到，知识分子与政府关系的上述五种状态，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知识分子与政府是对立的，敌对的。其中的“怕”或“服”，其实也是敌对关系的变形。随着现代西方某些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出现，知识分子天生就应该与政府敌对的这种观点被不少人接受。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很狭隘。知识分子与政府敌对，只是一种现象，而不是一种永恒。将一个现象夸大成绝对真理是错误的。
如果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是与政府作对，那么，政府都由什么人组成呢？大概只能是没有文化知识、缺少专业技能的草包。因此，这种理论的盛行，将会导致政府永远无能。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可能得到了满足，社会大众却要遭殃。而现实是，任何社会都需要一个廉洁、有效的政府来管理公共事务。如果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故作清高，不参与此种社会工作，任社会管理工作一片狼藉，任百姓的日子水深火热，自己过足批评的瘾，社会需要这种知识分子干什么？耗费很多社会财富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难道仅仅就是做社会的旁观者？
在知识分子与政府敌对的关系中，还有一个特殊的形态就是造反。有些人觉得这种形态很过瘾，似乎也是知识分子责任的终极体现。但是，造反成功后呢？如果知识分子依然与政府保持敌对关系，要么是造反成功的知识分子脱离政府，把政府交给无能的草包，要么就是自己掌握政权，镇压其他与政府敌对的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子天生就该与政府敌对这种观点，也助长了政府排斥知识分子的倾向。知识分子与政府天生敌对的这种观点，不该被绝对化，它只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关系形态中，在某些情况下的一种选择，而不是知识分子必然的宿命。而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更多的时候，是晚年李敖所说的“合作”。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就是一种灵活的有机关系。政府有道，知识分子就应该站出来，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所谓“治国、平天下”就是这个意思。政府无道，知识分子可以“独善其身”，所谓“修身、齐家”就是这个概念。而且，中国历史上，也不乏政府无道到极点，知识分子参与造反的现象。而造反的目的是要建立“有道”的政府，让百姓安居乐业，而不是以对抗为目的。
我们还应该看到，古代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有其客观原因。古代社会讲求君权、王权、皇权，在政府产生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大，知识分子只在维护政权中有机会发挥较大的作用。这种现象在古代东西方社会都是一样的。现代社会君权、王权、皇权已没有市场，甚至有可能出现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府。因此，知识分子参与政府的特征便更加突显。
知识分子必然与政府敌对的观点，与几个东西有关。一是不断革命、永远革命的激进思想；二是执政、在野的两极分化；三是无政府主义的极端民主。这种观念过分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过分偏重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而忽视了知识分子同样应该具有的建设性和创造性。
总而言之，在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上，有时候需要对立，有时候需要合作。对于知识分子个体来说，对立或合作，难免会有投机的成分（不可否认，有时候故意敌对也是一种投机）。但是，进入现代社会后，对于知识分子群体来说，与政府的合作是一个常态，也是知识分子的理想处境。现代社会任何一个好政府，无一不是知识分子大量参与的结果。
各种各样的理论，在我们分别理解它的时候，由于人们自身处境的特殊性，都容易将某种理论绝对化，这是每个人自身的局限性所致。知识分子天生与政府对立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某些人目光短浅的表现，一种口号式急功近利的表现。我们只要做一个假设就可以发现这种观点的悖论和尴尬：让持有这种观点的知识分子掌握政权后，会怎么样呢？
一个良好的社会，必然是良性沟通、互信合作的状态。虽然我们不能排除一个社会中，总有人坚持要与他人作对，认为别人都在害他，认为别人都是坏人，但是，这种人和这种观点，肯定不能成为社会主流。一个充满斗争的社会是很可怕的。即便某个社会的确存在很多不良现象，需要群众和知识分子一起抗争，但是，抗争本身不是目的。而知识分子天生就该与政府对立这种观点，其实是把手段当成了目的。就好比吃饭的目的是为了活命，如果把吃饭当成目的，结果就会吃出一身的病。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对立，本质上只能是选择之一，而不是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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