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
股票让人“疯癫”，不只是眼前的事。17世纪30年代的荷兰，同样上演着一幕悲喜剧。只是，彼时人们追逐的对象，不是股票，而是郁金香。
“郁金香”的故事家喻户晓，总与“投机”两字勾连。《郁金香热》一书则不同，虽然内容也涉及投机，但投机并不是重点。借用郁金香的发掘、培育和交易故事，作者描述的是那时欧洲的社会百景——从极度的繁荣到彻底的崩溃，不到一年间，郁金香市场的起落沉浮，尽显人性的复杂。
花园是穆斯林对于天堂的想象，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来自天山脚下的郁金香以其鲜艳色彩，逐渐成为土耳其人的神圣之花。在土耳其语中，“郁金香”一词与“安拉”通用。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对它的狂热崇拜，让它进一步被广泛栽种，一时间，花商遍布全城。
各种各样的新系郁金香被培育出来，越来越多的贵族、执政者、富商、律师和医生加入鉴赏家的队伍。郁金香球根贸易应运而生，价格一路上扬，很多普通手工业者——包括玻璃工、伐木工、水管工、拆房工、鞋匠、卖肉的、磨咖啡的、酿酒的、看门人、理发师，还有农民，都耐不住了——每天工作14或16小时，仅得温饱，而一个球根赚的钱便抵得上数年收入，谁能不心动？
第一轮郁金香热发生在荷兰。荷兰历史植物学家、“郁金香之父”卡罗吕斯·克劳修斯曾辗转欧洲多地谋生，晚年才在荷兰莱顿大学安顿了下来。书中详细叙述了克劳修斯在莱顿筹建“学术植物园”，运用严谨学术方法培育改良郁金香的过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克劳修斯成功培育、改良出了更健壮、色泽更艳丽的郁金香，但他的成果却大半被朋友要去，或被窃，以至于克劳修斯本人并未从郁金香中赚到钱。因为克劳修斯的郁金香足够的好，便在极短时间内迅速覆盖了整个荷兰，甚至被运往其他国度，成为那里的郁金香杂交新品的始祖。
克劳修斯及同时期的植物学家、园艺家，对郁金香的改良，使其具备了流行的物质前提，但更重要的驱动力来源于社会形态和社会心理的改变。17世纪的荷兰取代西班牙，成为欧洲霸主，经济实力大增，荷兰人购买力强盛。同期的欧洲大陆，各主要君主国的统治仍然稳固，从统治阶层到大众仍在分享航海冒险带来的殖民红利，奢侈品、时尚品大有市场，奢侈品、时尚品的鉴赏家群体业已形成。书中谈到，在当时的欧洲，特别是荷兰这样的新兴霸权国家，国民在富起来之后，很难抵御炫富的诱惑。郁金香热的同时，荷兰还分别掀起过房地产热和艺术品热。
为了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望，一些郁金香被人们冠以霸气的名字，编造离奇的“身世”，这可说是早期奢侈品的品牌战略。
这些都告诉人们，之所以是郁金香而不是同期进入欧洲的其他植物、动物，成为投机品，有着具体的社会成因和郁金香产业化的背景，而不是简单的集体癫狂可以概括的。
但投资者丧失理性、陷入癫狂的场景也确实发生了，那是在1636年12月至1637年1月间，郁金香热达到最高峰，交易价格不断刷出新高。迈克·达什认为，郁金香热的背后，与当时已跨入资本主义国家行列的荷兰忍受经济危机阵痛，资本急需找到出路有关。期票等交易方式就在那时被设计了出来。
1637年2月，市场崩盘，郁金香热破灭。荷兰政府强制规定，郁金香买主在支付约定价的3.5%后，有权中止合同。毫无疑问，这是个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但十分有效，避免了整个荷兰经济陷入郁金香式的崩盘。
第二轮郁金香热，由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王族掀起。他们有足够的财力买下成千上万个名贵的郁金香球根，培植出荷兰园艺家难以想象的、超大的、方阵式的郁金香花园，只为了供给寥寥数人把玩。但宫廷政变，当喜爱郁金香的君王被罢黜或处死后，原先美如天堂的郁金香花园被铲除，未曾留下一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