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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看到一则新闻，在这几天某届亚太大专华语辩论赛上，马来亚大学辩论队以悬殊高票击败中国某大学，时隔多年再次闯入总决赛。据报道，辩题是《全球化推动/阻碍中华文化的进程》，作为正方的马来亚大学获得了绝大多数评委的好评与支持，没有看到直播，不便妄加评论，但个人以为有时辩题的正反难易程度还是不尽相同的。
相信在许多中国人的记忆中，对辩论的关注是从1993年的新加坡国际大专辩论赛开始的。随着在当时还不甚发达的电视转播，许多人包括我们这一代，除了来自港台肥皂剧千篇一律的法庭场面以外，多数是从那时正式了解辩论的。这应该是一种新加坡式的四人赛制的辩论，大致分为陈词和自由辩论两个部分。93年复旦大学队名扬狮城后，这种辩论形式在中国如火如荼地普及起来，许多大学也都成立了辩论队……时隔多年，我还清楚记得略显稚气的蒋昌建同学在总结陈词中铿锵有力的改编诗句: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注定用它寻找光明”。如今这类辩论好像早已没有以前的社会影响力与关注度了。 再后来是偶尔看到新闻中的美国总统的电视辩论，火爆程度不亚于娱乐大片。据说它源于五十年代一名马里兰大学学生给校长和美国两党政要写的一封公开信，建议两党候选人在该校进行面对面的辩论。罗斯福夫人赞成这个提议，并认为此举可以使更多的年轻人关心政治，遂成为传统延续下来，并且后来也多选在大学校园举行。 打住，今天要谈的显然不是这类辩论，而是在155年前的一个同样发生在大学校园中的辩论——一场铭刻人类史册的辩论。
时间回到1860年6月30日，在英国牛津大学刚刚建造的自然史博物馆，召开了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年会，这次会期是27-30日，会议的焦点当然是前一年底刚刚发表而引起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强烈反响的《物种起源》，虽然作者达尔文因为健康原因并没有出席，但他的坚定支持者博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 Huxley 1825—1895）出席了会议，并热情积极地宣扬进化论的思想与证据。其实在《物种起源》面世的半年时间里，他已经开始在各种渠道向公众介绍进化论的思想了，比如在皇家学会的讲座和泰晤士报上的介绍性文章等。 当会议后期听说牛津主教要在30号来参与辩论，赫胥黎原本不想参会的，主要原因在于他认为在以保守著称的牛津大学里与宗教领袖辩论科学问题似乎并非明智之举。另外，与会的一些博物学家和生物学家也并不认同进化论，如动物学家理查德·欧文就对进化论持否定态度，并从动物解剖的角度，详细阐述了人类大脑与大猩猩的大脑的差别要比后者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差别大得多，特别如人类独特的垂体、海马体等，进而否认人与猿的进化关系。会上赫胥黎表示反对，但并未马上反驳，只是表示将通过文章予以驳斥。在欧文等人的鼓动下，牛津的主教——塞缪尔·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30日上午参加会议，这是一位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的主教，人送绰号“油嘴的山姆”。他曾在1847年的牛津科学会议上针对某些科学家有过关于“科学研究的歧途”的演讲，所以自然是踌躇满志，漫不经心。再加上有动物学权威欧文的支持，更是显得振振有词。 有了几位科学人士的发言铺垫，威尔伯福斯主教开始辩论陈词了。他一方面说“达尔文先生所说的一切生物从一个会呼吸的原生细胞进化来的，这是否认上帝的存在与干预”，另一方面又抬出圣经的故事“上帝在伯利恒赐予的，橄榄山宣讲的，在耶稣复活日神示的，怎能让我们抛弃，而相信达尔文的理论？”也许他在宗教范围内谈论还会多些人同情，但他恰恰是个爱借题发挥的“油嘴的山姆”，不仅在谈话中犯了许多对生物学无知的错误，还自以为机智而实则莽撞无礼地诘问赫胥黎：“请问，你是通过你的祖父这边还是祖母这边接受猴子的血统的？”此言一出，观众哗然。 该轮到赫胥黎回应了，他不紧不慢地站起来，首先声明没有从主教对达尔文理论的指责中听到任何有价值的内容，并且及时纠正了一些生物学常识性的错误，指出进化论并没有说人类起源于猴子，而应该说，人类和早期的猴子存在某种亲缘关系。最后他对威尔伯福斯的嘲讽作出回应，并成为这场牛津辩论后广为流传的著名辩词：“人类没有理由因为他祖先是类似猴子那样动物而感到羞耻。令人感到羞耻的倒是他的祖先是一个惯于信口开河、善于分散听众注意力并转移话题，将科学辩论引入宗教偏见的人。”据说，赫胥黎的这番回敬让这位智慧善辩的主教大人登时哑口无言，只得悻悻离场。这段描述见于许多当时的笔记书信中，一些与会的科学家也都提到类似的话语，没有参会的达尔文也收到到同行的来信，向他描述这精彩的一幕。
尽管没有电视的转播，但这次辩论结果的传播是相当广泛的，欧美大陆都在谈论着这场的辩论。牛津辩论这天无疑可被视为进化论首战告捷的纪念日，从另一方面看，这还是一次科学与宗教的大碰撞，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极为深远。在这之后，进化论的观点被科学界与公众逐渐接受。当时年仅35岁的赫胥黎作为“达尔文的斗犬”，自然功不可没的。 赫胥黎的一生共发表过150多篇科学论文，涵盖动物学、古生物学、植物学等领域，以及地质学、人类学等。曾获得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科普利奖章。晚年在牛津大学作题为《演化论与伦理学》的系列演讲，讲述了有关演化中的自然力量与伦理生活中的人为力量的互动、制约与依存关系，对进化论的理解又更进一步。他曾在书中这样说：“善于思考的人，一旦从传统偏见的令人眩目的影响中解脱出来，将会在人类的低等祖先中找到人类伟大能力的最好证据，并且从人类过去的漫长进化中，将会找到人类对达到更崇高的未来的信心和合理根据。”
我国晚清著名学者严复于1897年翻译了赫胥黎的《演化论与伦理学》，译作《天演论》。早年留学英国的严先生以“信、达、雅”的方式译著，其中不仅有自己古雅的桐城派文风的解读，更是加入了不少导师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其实这与赫胥黎的主张恰恰是背道而驰的。于是，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影响了一大批人,从维新派到辛亥革命志士，《天演论》对中国近代社会学的影响恐怕也远远超出生物学本身…… 赫胥黎去世的日子也很特殊，正是大辩论35年之后的6月29日，像是仍然难忘这个铭刻史册的辩论。他的后代也多从事生物学，其两个孙子一个朱利安·赫胥黎爵士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总干事，另一个就是写下反思人类科学主义的科幻哲理小说《美丽新世界》的阿道司·赫胥黎。 开句玩笑，作为“猴子”子孙的老赫胥黎该为成为杰出孙子的祖先而自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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