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体书法：
书体是古今书法作品最直观的表现形式，篆隶真行草，所谓“各有定体”是也。杰出的书家总能兼善变通，别构一体，其个性化书风即与破体创新密切相关。从这点来看，“书无定体”可视作书法创作及其审美的一项重要原则，定体与破体之间的矛盾消长则是我们探索书法创新的一面镜子。
【概念】破体主要是以书体观念形成后对相关定体及与这些定体直接联系的书家风格所进行的变革。“合而裁成”“酿成一体”等多是对不同书体形体及特质的化合创造。书无定体，书体杂糅。
【起源】从苍颉造字，程邈作隶（“徒隶之辈” ①之书），李斯小篆还多少带有官方书同文字……；从书体发展来看，隶变时期篆隶杂糅，呈过渡之体，但当隶书已成为定体与篆书分道扬镳，重新出现的篆隶合一的现象恐怕多少与书者的破体意识相关。如东汉元初四年(117)《祀三公山碑》，以篆为体，却又夹杂隶书一些字形和方截笔法，以隶入篆可称得上是趋今为变。
【形成】“书圣”王羲之，以行书为基调，徘徊于楷书与草书之间，通过杂糅形成经典；在“不经意间”创立“破体书”；这就是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结合的典范，它融合了自然与个人因素，为古今破体的第一种范式。
“破体”一词，最早出现于唐徐浩《论书》,原文曰：“钟（繇）善真书，张（芝）称草圣，（王羲之）右军行法，小令破体，皆一时之妙。”这里，小令实指王献之。认为“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藳②行之间。” 句中“伪略”二字，沈尹默先生曾释之曰：“伪谓不拘六书规范，略谓省并点画屈折。”的确，王献之打破了章草常体固有的体式规范，“非行非草，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而破体正是这样一种介乎藳书和行书之间的一种体式。比照被米芾称之为草书的王献之《十二月帖》，开头“十二月”三字作行楷书，后转为行草，字势连属，极草纵之致，这正是王献之破体的明证。王献之虽然在“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如《墨薮·续书品第四》就明列羲之“破体”为上品上。《书谱》所言王羲之 “拟草则余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可为破体作一注脚，此足见二王在破体创新这一点上，没有本质区别。“四贤③”书法之妙，与他们不拘定体，破旧立新的立场和实践有着重要的关系。
【不断探求】南北朝以后，诸体兼备，形成以篆隶（包括自隶书而来的章草）为古体和楷行草为今体的格局。当时古今杂体的情况，在十六国北朝至隋时期的一些碑碣造像和墓志中屡见不鲜。有的是碑版字体的滞后，有的是朝代隔阂古体而力不从心，有的是有意无意间地杂糅。如西魏《杜照贤造像记》（公元546年），字体在隶、楷之间，又兼有篆、草写法。
隋的《曹植庙碑》(593年) ，总体为楷书，个别字形或篆书或分书，甚至一字之中，篆、分、楷偏旁毕俱，真可谓集古今书体之大成。
颜真卿《裴将军帖》，此帖兼有真、草、隶等字体，董其昌称鲁公传世帖中“当以此帖为最”，清代书法家王澍云说道：“书兼楷行草若篆若籀雄绝一世，余题为“鲁公第一奇迹”不虚也。”
宋米芾《戎薛帖》，前行后草，行草相半，动静节奏对比明显，是典型的小王（王献之）破体方法。
篆隶全面复兴虽从元代开始，但于此二种书体上真正有创体之功当属明代的赵宦光和宋珏。以草书笔法破体自创“草篆”一体，宋师从《夏承碑》，融篆法入隶字，二人对清代篆隶破体创新的书家产生了影响。
郑燮为代表这一类杂糅破体创新意义，一直有二派意见：褒之者认为他“书有别致”，“兼众妙之长”，“乱古铺街”，而贬之者说“然失之怪，此欲变而不知变者”。为什么同是不同书体之间的“杂糅”，“子敬（王献之）不能纯一，或行草杂糅，”
【注解】①传说：程邈起初在一个县里做个小官，专门负责办理有关文件的抄写。后来，因为犯了罪，被秦始皇关在云阳县（在今天陕西省淳化县西北方向）的一个监狱里，成为囚徒。
在监狱里，整天没有事干，他想起了自己以前抄写文件时，秦朝的文字小篆体字比较繁杂难写，就萌生了一种改变小篆体字写法的念头。在监狱里想了几年，出狱后，他又搜集研究了几年，整整十年过去了，程邈在篆书的基础上，把篆书简化演变，把原来篆书比较圆转的笔划变成方折形，在字的结构上，把原来的像画画一样象形结构变成笔画形式，这样一来，汉字就比原来更好书写了。
程邈研究成功后，就把自己历经10年搜集研究成功的3000个隶书字写成一个奏本，并送给秦始皇，秦始皇看了以后，称赞道：徒隶（囚徒、奴隶）之辈能作此书，称得上功劳卓著；将此书就称为隶书吧！于是对程邈十分赞赏，就任命他为御史。
②“藁书”在不同的文献中“藁书”有不同的具体所指。它既可以指草创时期的草书，也可以指称一种行、草相间的字体，还可以泛指一切草书。
③“书家四贤”指张芝、钟繇、王羲之和王献之 东汉末年的“草圣”张芝，曹魏时期的隶、楷书家钟繇，东晋末年的王氏父子的墨迹，可堪称“古之特绝”。《书谱》概总为：“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有二王之妙”；四人被称为古代书家“四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