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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一书是道家思想的奠基之作,其博大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事方式。自问世以来,一代又一代学者对其进行研究,一部部力作相继涌现,其中钱穆的老子研究更是独树一帜。他以其广博的学识、宏阔的学术视野、独到的治学方法对《老子》一书的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先秦诸子系年》、《庄老通辨》等书中有关老子的论述是其极具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钱穆认为:“老子事可论者,一其人事迹之真伪,一其书著作之先后。”①对老子其人其事的考辨,对《老子》成书年代的考证,钱穆都做了详细的论述,论据之丰,论证之严、方法之精令人叹服。此外,钱穆还对《老子》一书的内容进行了解读。本文也欲从这三方面出发,对钱穆老子研究的角度与成果作出评述,并对其论证方法进行评析,从而管窥其《老子》研究的成就、特色与学术启示。 一、考辨老子其人其事 钱穆对老子其人其事的考辨从原始文献出发,提出疑问,并从史学的角度,运用训诂的方法,条分缕析,成一家之言。 战国诸子喜欢称述老子,现存最早的记录在《庄子》中。但庄子寓言无实,而且有些篇章经后人考证并非庄子亲笔,司马迁为老子所做的传记还以此为根据。这些材料含混不清,前后颇多矛盾,司马迁自己也不甚清楚。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司马迁同时为人们树立了三个老子形象:与老子基本同时的老聃(李耳)、著书15篇的老莱子、战国时的周太史儋。不过他基本上倾向老子就是老聃。钱穆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对老子其人其事重新作了梳理、考辨,认为战国秦汉之际言老子,实为三人:老莱子、太史儋、儋何。“孑L子所见者,乃南方芸草之老人,而神其事者由庄周。出关游秦者,乃周室史官儋,而神其事者属秦人。著书谈道,名列百家者,乃楚人儋何,而神其事者,为晚周之小书俗说。混而为一人,合而为一传,则始《史记》。”②钱穆通过精细的考辨,揭开了笼罩在老子身上的神秘面纱,使老子还原为本来面目。 另外,对于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关于“老子者,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的说法,钱穆并不赞同,并运用训诂的方法加以解释。《说文》:“聃,耳曼也。曼,引也。”古籍中又有称续耳、离耳的。徐坚《初学记》引《韩诗》云:“曼,长貌。”《文选·西京赋》:“朱实离离”。薛注:“离离,实垂之貌。”耳垂在肩上,故称离耳,又云续耳,“续”有引长之意。《庄子》记载孔子曾见一位长耳朵的老者,但后人牵强附会,把离耳变成李耳,于是变成老子名耳字聃姓李姓了。其实,老聃只不过是古代一位长耳朵的老者。而且对于《史记》中司马迁为老子立的家谱,钱穆认为也有可疑之处,在《先秦诸子系年·老子杂辨》第十七《老子之子孙》一文中提出许多证据加以辨证,兹不详论。 二、考证《老子》的成书年代 《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悬案。从宋代开始,有叶适、黄震等人疑《老子》一书或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后。此后清代的毕沅、汪中、崔述等人力主“晚出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疑古思潮的兴起,对《老子》一书成书年代的研究成为热点,著名学者胡适、梁启超、顾颉刚、冯友兰、钱穆都参加了讨论。钱穆力主“晚出说”,提出了《老子》问世当在孑L孟之后,甚至在《庄子》之后的看法。 钱穆论《老子》成书年代的专门文章有《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1923年)、《再论(老子>成书年代》(1932年)、《三论(老子>成书年代》(1947年)、《(老子)晚出补正》(1957年)等,钱穆对其研究相当自负,自比宋儒欧阳修:“老子成书至今亦逾二千岁矣,至于余而始为此辨,窃亦有意自比欧阳。”③欧阳修疑《易传》,疑河图洛书,而自孔子到欧阳修,两千年矣,只有一欧阳修敢提出疑问,怀疑经典。钱穆自比宋儒欧阳修,同样对经典提出质疑,并得出自己的结论。其精神可嘉,其学识可佩。 钱穆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论证《老子》晚出: 1.列举老子书中所用重要名词,一一指陈分析其涵义,推论其在思想史上展衍递进的层次与线索,论证《老子》晚出,老出庄后。为论证他的观点,钱穆提出并运用了“思想线索”论证法。在《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一文中,钱穆开篇即指出: 《老子》书之晚出,大可于各方面证成,此篇特其一端。乃自古代学术思想之系统着眼,说明《老子》书当出《庄子·内篇》七篇之后者。 大凡一学说之兴起,必有一学说之若干思想中心,而此若干思想中心,决非骤然突起。盖有对其最近较前有力之思想,或为承袭而阐发,或为反抗而排击,此则必有文字上之迹象可求。《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所论日“道”与“名”,此为《老子》书中二大观念。就先秦思想史之系统,而探求此二大观念之所由来,并及其承前启后递嬗转变之线索,亦未始不足以为考察其成书年代之一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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