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丨丢言丢语

文/李小丢

来北京好像是第三个月了吧，我历来对时间并不敏感，在最初的新鲜感消退之后，日子又开始滑向规律、琐碎却无趣的日常。在赶稿的过程中，我感到一种庞大的倦怠感排山倒海般地奔涌而来。我暂时放下了写了一半的稿子，打开微信的对话框对夏目说：“那种感觉又来了。”片刻他回复说：“啊？大姨妈又驾到了吗？”我说：“去死，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种巨大的无聊感。”

夏目是我的老读者，可以说是看着我的文章长大的，咳咳。在国外念研究僧，刚认识他的时候还是个freshmen，现在都已经毕业准备回国了。之所以叫他夏目，是因为他一直用《夏目友人帐》中的夏目贵志做头像。我是个脾气古怪的人，不和头像难看的人交朋友，夏目是我喜欢的人物，所以莫名其妙的就和他做了很多年的朋友。

（夏目贵志是这个少年，不是那只猫，嗯）

“我记得你还在大连的时候也是成天这么和我抱怨的，那时候你说大连太小了，聊得来的朋友也不多，所以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好像就在几个月之前，你还跟我畅想过你到了帝都之后的幸福生活啊，比如可以随时和志同道合的作者和编辑们面基，有很多有意思的胡同可以逛，有多得数不清的活动、演唱会、话剧可以看，你的生活简直可以丰富多彩的不要不要的。然而你在这个美好的夏日的午后跟我说，你还是无聊，你没有救了李小丢。”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毒舌，不过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也许本质上，我就是个无聊的人吧，以前总会找这样那样的借口说，因为我所处的环境禁锢了我，所以我的生活才会乏善可陈。可从大连到北京之后，我固然多了饭局、活动、应酬，见到了更多有意思的人，但是这些对我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它们就像是突发事件，像一辆风驰电掣的摩托”嗖“一下地掠过我身边，片刻之后就恢复了原状，甚至连一点点涟漪都不曾留下。

“李小丢，你太乖了、太顺了，你的生活波澜不惊，写出来的东西当然就干瘪无趣。作为一个写作者，你没有毁掉过自己的生活，又怎么可能认识到生活的本质？”夏目质问我。

“你应该试试大麻烟卷。”他建议说，“朝阳区热心群众会举报我的。”“你应该试试野战，或者去KTV、大厦的楼道都好，优衣库就算了。”“朝阳区热心群众会举报我的。””你应该伪装自己的性别，混混gay聚集的小圈子，深入了解下他们的生活状况。““朝阳区热心群众会举报我的。”

“靠，我只知道朝阳区有散养的三十万仁波切！”他怒了，“你要相信我，热心的朝阳区群众绝对比仁波切多。”他无奈了：“你知道其实你口中的朝阳区热心群众，就是你自己设下的心理障碍吧。”

是啊，我总是想要改变，改变，改变，改变一潭死水般寂静的让我想尖叫的生活，改变那个总是用厚厚的人格盔甲武装的自己，痛痛快快地拥抱最真实的自己。只是我忽视了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我的心有没有做好改变的准备。

我总是羡慕那些说走就走、想爱就爱、忠实于自己欲望的只为自己而活的人，但是我的内心其实是在抗拒的，眼下的生活无聊却安稳，一切都有迹可循，一眼就看得到未来，这种安全感虽然表面上被我嗤之以鼻，实际上却是我赖以生存的基础。

黑塞在《德米安》中发问：“我所渴求的，无非是将心中脱颖欲出的本性付诸生活。为什么竟如此艰难呢？”

因为我就像躲在乌龟壳里的乌龟，想跑的更快更自由，却舍不得扔下背上的枷锁，所以无论我所处的环境如何改变，无非也就是从一个鱼缸到了另一个鱼缸而已，我早早就给自己设下了诸多底线，稍稍有越界的可能，我就会速度缩回壳里，继续着一边抱怨生活无聊，一边羡慕外面的世界的日子。

村上龙真是把我们这种人看得透透的，这几天看他的短篇小说集《到处存在的场所，到处不存在的我》，我仿佛看到了不同性别、年龄、处境的我，相同的是，我们都是那种将希望寄托在别处，以为换个环境就能重新开始过上崭新的、梦寐以求的生活的人。

就像村上春树一样。

我一直觉得村上春树的散文写作要好过小说，因为散文透露着他生活的趣味，他听爵士乐、跑步、写作，过着规律的生活，偶尔出现的小确幸他都能敏感地捕捉到并且呈现出来。但是这样自律克己的生活也严重地损害了他对长篇小说的把控能力，村上春树总像个旁观者，压抑着情感淡淡地述说故事，他和世界之间，像是隔着一层安全无害的玻璃罩子，透着丝丝疏离。

他的小说中大多数的主人公都是过着正常生活的普通人，然后遭逢奇变，一下子脱离了原有的生活轨道。始终安稳生活的村上春树将自己想要改变和冒险的念头都安放到了笔下的主人公身上，写正常生活时村上春树总是得心应手，但每次都会在小说后半段出现力有不逮的情况，在《海边的卡夫卡》和《1Q84》里尤为明显，因为主人公的“冒险”经历明显超出了他的生活范畴，故事走向只好往怪力乱神处发展，最后却依然无法自圆其说，因为那是他自己都没有到达过的地方，再发达的想象力也无法表达真切。

（《海边的卡夫卡》前半段至今都是我最喜欢的村上的作品）

诚如马蒂斯所言：“艺术家害怕陈词滥调，但是靠制造离奇古怪之物是没用的。只有发展自己的个性，并且将自己的情感灌注到观察之中，感受人所未知，才能避开它。”所以脱离上述模式的《挪威的森林》和《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反而成为了我认为写得最好的两部作品，因为那是村上自己熟悉的生活，一切才让人感到真实可信。

也就是说，村上春树只有写自己的时候才最好看，从这点上，村上春树和刘德华是一种人，他们都是劳模，甚至可以说是道德楷模，但是他们只能写/演自己，没有体验过别样的人生，没有深入地和其他不同阶层的人生活过，是不可能跳脱出个人经验的藩篱去写作和表演的。甚至可以这么断言，村上春树生活的越健康，离诺贝尔文学奖就越远。

（萌萌哒村上春树君）

香港导演特别懂得如何让一个演员迅速进入角色，还记得早年间张国荣刚出道被批评不会演戏，有导演对如白纸一张的他说：“抽烟会不会？喝酒会不会？去抽烟、去酗酒，不要做一个乖宝宝，你就会演戏了。”作家其实也是如此。

写作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极为残酷的，你如果没有感受过被生活碾压过的痛楚，没有跌落到谷底的绝望，没有在背德的快感和道德的审问饱受煎熬，你就不可能写出打动人心的作品，因为你根本不懂什么叫真正的痛苦。

里尔克在《安魂曲》中写下这样的诗句：“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要说谁不想既过上安稳幸福的日子，又写出伟大的作品呢？而这"古老的敌意"就是冥冥中上天的安排，两者似乎不能兼得。

村上龙和村上春树虽然都姓村上，但是行文风格和人生际遇简直是南辕北辙。村上龙一早就是个叛逆青年，组乐队玩摇滚，高中毕业后离开家乡来到东京，考入东京现代思潮社经营的美术学校学习摄影，但不到半年即被学校开除，于是，他来到地处东京都福生地区的美军横田基地，开始了放浪生活。

（画风完全不同的村上龙）

处女作《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描写福生地区美军基地附近的一群青年男女，最初沉溺于放浪生活，在毒品、滥交、酗酒、暴力、摇滚乐中寻找刺激，但狂热过后，他们对前途的迷茫感依然如故。这就是村上龙本人那些年放浪生活的记录，性、毒品、不知道明天在哪儿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似乎成为了构成作家成功的要件。

（这个非常小清新的书名其实一点也不清新，“无限蓝”是LSD，也就是迷幻药所带来的过于猛烈的幻觉）

真的非如此不可吗？也许是的。

说说我喜欢的几个家伙吧：

保罗·奥斯特，出生于殷实家庭，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本应有毫不费力的人生，却为了实现作家的梦想不惜自苦。休学游历整个欧洲，在都柏林急速暴走，在巴黎染上淋病；做船员深入体验底层的生活，和各色人等做朋友；为了糊口接过各种千奇百怪的活计，例如给北越翻译新宪法，给影坛大佬写剧本梗概等等……

（帅大叔保罗·奥斯特）

查尔斯·布考斯基，从1941年开始做过各种最底层的工作，包括洗碗工，卡车司机和装卸工，邮递员，加油站服务员，仓库管理员，船务文员，停车场服务员，红十字会勤务员和电梯操作员；他还在狗饼干厂、屠宰场、蛋糕和曲奇饼工厂工作，并在纽约地铁站里张贴过海报。跟他的人生态度相比，这些卑微的工作都显得高尚起来。他是个将自己的生活过的一团糟的邋遢汉，沉溺于酒精和药物，周旋在荡妇和妓女之间。

（酒不离手的邋遢大叔布考斯基）

想想挺有意思的，他们几个的出身、背景可以说完全不同，但是为了要做作家，他们都选择了同样的生活方式，即像扎猛子式地狠命地扎入真实的生活中，以超过正常人几倍的速度去感受生活的挤压。

村上龙凭借处女作年少成名，但是接下来他并没有以成功人士自居，依旧注视着都市生活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他的小说素材大多是通过深入社会亲身体验获得的，笔下大多是被社会排斥在外的边缘人物。

按理说，他个人经历要比村上春树丰富多了，但是值得玩味的是，他对那些超出常规的”冒险“故事反而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那些和他做了相反选择的人，那些想要改变却始终被困在乌龟壳里的人。例如《KTV》里快退休了却被裁员的中年男人，《便利店》里大学辍学在家靠女友养的“哥哥”，《在机场》里离婚后没有一技之长只好在风月场所打工的单亲妈妈……他们的生活里仿佛只留下绝望与颓废，似乎连可能改变的念头都放弃掉了。

“这个国家什么都有。真的是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可是，就是没有希望。”村上龙曾经在一部长篇小说中让一个初中生说出了这句话，然而他本人却不是这么认为的。要描写社会的绝望与颓废，对他这个在底层打过滚的人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了，在被现代化的强大力量推着向前进的事后，描写其中消极负面的部分，似乎也是作家的使命使然。

但是他写《到处存在的场所，到处不存在的我》，是想借助这些在现代化背后遭到歧视的人、被抛下的人、被压垮的人，或是抗拒现代化的人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个社会不可能提供一份人人适用的希望给你，然而你需要争取的是别人所无法共同拥有，只属于你个人的希望。

《在机场》中的单亲妈妈由依看了一部电影，就此萌生了想学习做义肢的想法。当她把这个想法当做笑话讲给一个叫齐藤的客人听的时候，他说：“那就去找一份制作义肢的工作嘛。”她被这种说法吓了一跳。“我不可能找得到那种工作的啦。”

“为什么不可能呢？”

“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事情。之所以认为不可能，是因为我只有高中学历，已经快三十三岁了，离过婚，还有个四岁的小孩，又在风尘中打滚，就是这么回事。这都限制了我的自由和其他可能性。还有就是我自己，因为我不愿意去思考这种事情……”

怎么样，这个说法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熟悉，就像我们平时会为自己找的借口一样。因为我年纪大了/长得不漂亮/没有好的学历/结婚有孩子了/需要养家赡养父母，所以想要改变现在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不是我不想去实现梦想，而是环境和条件不允许。但是我们给自己找了那么多的借口，只是因为我们不想离开舒适区而已，对于不可确定的陌生的未来有种天生的恐惧感，所以就算不满于现状，我们还是只会抱怨，而不想改变。

如果你自己都不花力气去改变，你还寄希望于谁来拯救你的生活呢？

“因为你还来得及，自己找一找吧。”《便利店》中放弃了沿着父亲为他选择的生活道路而辍学的哥哥这么对弟弟说。“我有个小学同学，高中去了没过，上大学之后的某个夏天我们久别重逢。那家伙在美国居住的城市有个因鹈鹕而出名的国家公园，他因此开始喜欢鸟类，大学主修生态学，并表示自己正在新几内亚进行三个月的暑期研究，还说将来想要去中美洲保护红鹤。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就好像天方夜谭一样。”

这正是哥哥辍学的契机，他感觉自己被骗了，以前一直为之努力的东西全部分崩离析。他想起初中去偷看在百货公司上班的父亲，父亲在卖场一直面带笑容，一回到收银台脸就垮下来了。“我虽然只是个小孩，也都怀疑那样的工作怎么可能会有趣。”

“要是相信老爸老妈或是老师所说的话就完蛋了，他们什么都不懂。由于一直待在家里，待在百货公司，待在学校，才会完全不知道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事。要是乖乖听从哪些人的话，就会变得和我一样。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去做什么了，明明才二十岁，却已经耗尽了去追寻任何目标的力气。”我直觉我的膝盖中了一箭，我的种种寂寞空虚冷，也是由这种无力感导致的，力气用尽的时候，总会希望能有什么东西来支撑自己，不论什么东西都好。

“我终于明白，真正能够作为支撑的东西就只有自己的思考能力而已。”

如果不到各地去看看，了解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人是怎么生活，不阅读各类书籍，不听音乐，就不可能发展出自己的想法。只会人云亦云，跟在绝大多数人的屁股后面走人人都在走的路，自己连想改变都不知道从何下手。

“这些事情我过去都没有做过，而现在开始已经太迟了。”才二十岁的哥哥就这样交出了自己的一生，让人倍感凄凉。相比起来，《在机场》的结尾要温暖的多，齐藤帮由依查找如何成为义肢装具师的资料，并且要陪她一起去熊本亲自去学校实地看一看。在准备的过程中，由依渐渐觉得制作义肢已经是近在身边的事情了。

小说的结尾，先到了机场久等齐藤不到的由依开始胡思乱想，倏地，“我的脸颊传来皮革的触感。‘外头很冷啊。’戴着皮手套的齐藤站在我的后面。”一贯现实的村上龙写出了这般温情脉脉的结局，让人不由得开始相信，也许，希望真的是存在的吧，什么时候改变都不晚吧。也难怪村上龙本人认为《在机场》是他写的最好的短篇小说。

因为里面，有着让绝望的人都不得不相信存在的希望啊。

然而不是每个由依，都能等到那个帮助自己去改变现状的齐藤，因为归根到底，生活是自己的，他人只是旁观者。

梵高在给提奥写的信中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只有真正的那个人能看到火，我们发现彼此，于是我们相遇，他问我的名字，我问他的名字，一切就这样开始了。”我一直以为这句话是讲述我们和灵魂伴侣的相遇，直到看完了村上龙写的不同的“我”的故事之后，我才意识到，“真正的那个人”指的其实是我们内心深处的自己，我们心中的火只有我们自己能看见，想要让它燃烧下去而不致于最后变成一缕消散的青烟，我们只能选择靠自己，别无他途。

有疑说

呃，这个星期大家见到我太多次了，会不会觉得有点烦呢？嗨，烦你也得给我忍耐着，哼！这篇东西，其实是一篇不太像书评的书评，里面夹杂了我个人的感悟，以及对“写作者”这个行当的一些粗浅认识，所以，还请大家愉快地观赏这篇难以归类的文章吧，看完尽情来后台吐槽吧，有疑君们是人工蹲守回复的哦~

文/李小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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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北京好像是第三个月了吧，我历来对时间并不敏感，在最初的新鲜感消退之后，日子又开始滑向规律、琐碎却无趣的日常。在赶稿的过程中，我感到一种庞大的倦怠感排山倒海般地奔涌而来。我暂时放下了写了一半的稿子，打开微信的对话框对夏目说：“那种感觉又来了。”片刻他回复说：“啊？大姨妈又驾到了吗？”我说：“去死，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种巨大的无聊感。”

夏目是我的老读者，可以说是看着我的文章长大的，咳咳。在国外念研究僧，刚认识他的时候还是个freshmen，现在都已经毕业准备回国了。之所以叫他夏目，是因为他一直用《夏目友人帐》中的夏目贵志做头像。我是个脾气古怪的人，不和头像难看的人交朋友，夏目是我喜欢的人物，所以莫名其妙的就和他做了很多年的朋友。

（夏目贵志是这个少年，不是那只猫，嗯）

“我记得你还在大连的时候也是成天这么和我抱怨的，那时候你说大连太小了，聊得来的朋友也不多，所以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好像就在几个月之前，你还跟我畅想过你到了帝都之后的幸福生活啊，比如可以随时和志同道合的作者和编辑们面基，有很多有意思的胡同可以逛，有多得数不清的活动、演唱会、话剧可以看，你的生活简直可以丰富多彩的不要不要的。然而你在这个美好的夏日的午后跟我说，你还是无聊，你没有救了李小丢。”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毒舌，不过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也许本质上，我就是个无聊的人吧，以前总会找这样那样的借口说，因为我所处的环境禁锢了我，所以我的生活才会乏善可陈。可从大连到北京之后，我固然多了饭局、活动、应酬，见到了更多有意思的人，但是这些对我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它们就像是突发事件，像一辆风驰电掣的摩托”嗖“一下地掠过我身边，片刻之后就恢复了原状，甚至连一点点涟漪都不曾留下。

“李小丢，你太乖了、太顺了，你的生活波澜不惊，写出来的东西当然就干瘪无趣。作为一个写作者，你没有毁掉过自己的生活，又怎么可能认识到生活的本质？”夏目质问我。

“你应该试试大麻烟卷。”他建议说，“朝阳区热心群众会举报我的。”“你应该试试野战，或者去KTV、大厦的楼道都好，优衣库就算了。”“朝阳区热心群众会举报我的。””你应该伪装自己的性别，混混gay聚集的小圈子，深入了解下他们的生活状况。““朝阳区热心群众会举报我的。”

“靠，我只知道朝阳区有散养的三十万仁波切！”他怒了，“你要相信我，热心的朝阳区群众绝对比仁波切多。”他无奈了：“你知道其实你口中的朝阳区热心群众，就是你自己设下的心理障碍吧。”

是啊，我总是想要改变，改变，改变，改变一潭死水般寂静的让我想尖叫的生活，改变那个总是用厚厚的人格盔甲武装的自己，痛痛快快地拥抱最真实的自己。只是我忽视了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我的心有没有做好改变的准备。

我总是羡慕那些说走就走、想爱就爱、忠实于自己欲望的只为自己而活的人，但是我的内心其实是在抗拒的，眼下的生活无聊却安稳，一切都有迹可循，一眼就看得到未来，这种安全感虽然表面上被我嗤之以鼻，实际上却是我赖以生存的基础。

黑塞在《德米安》中发问：“我所渴求的，无非是将心中脱颖欲出的本性付诸生活。为什么竟如此艰难呢？”

因为我就像躲在乌龟壳里的乌龟，想跑的更快更自由，却舍不得扔下背上的枷锁，所以无论我所处的环境如何改变，无非也就是从一个鱼缸到了另一个鱼缸而已，我早早就给自己设下了诸多底线，稍稍有越界的可能，我就会速度缩回壳里，继续着一边抱怨生活无聊，一边羡慕外面的世界的日子。

村上龙真是把我们这种人看得透透的，这几天看他的短篇小说集《到处存在的场所，到处不存在的我》，我仿佛看到了不同性别、年龄、处境的我，相同的是，我们都是那种将希望寄托在别处，以为换个环境就能重新开始过上崭新的、梦寐以求的生活的人。

就像村上春树一样。

我一直觉得村上春树的散文写作要好过小说，因为散文透露着他生活的趣味，他听爵士乐、跑步、写作，过着规律的生活，偶尔出现的小确幸他都能敏感地捕捉到并且呈现出来。但是这样自律克己的生活也严重地损害了他对长篇小说的把控能力，村上春树总像个旁观者，压抑着情感淡淡地述说故事，他和世界之间，像是隔着一层安全无害的玻璃罩子，透着丝丝疏离。

他的小说中大多数的主人公都是过着正常生活的普通人，然后遭逢奇变，一下子脱离了原有的生活轨道。始终安稳生活的村上春树将自己想要改变和冒险的念头都安放到了笔下的主人公身上，写正常生活时村上春树总是得心应手，但每次都会在小说后半段出现力有不逮的情况，在《海边的卡夫卡》和《1Q84》里尤为明显，因为主人公的“冒险”经历明显超出了他的生活范畴，故事走向只好往怪力乱神处发展，最后却依然无法自圆其说，因为那是他自己都没有到达过的地方，再发达的想象力也无法表达真切。

（《海边的卡夫卡》前半段至今都是我最喜欢的村上的作品）

诚如马蒂斯所言：“艺术家害怕陈词滥调，但是靠制造离奇古怪之物是没用的。只有发展自己的个性，并且将自己的情感灌注到观察之中，感受人所未知，才能避开它。”所以脱离上述模式的《挪威的森林》和《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反而成为了我认为写得最好的两部作品，因为那是村上自己熟悉的生活，一切才让人感到真实可信。

也就是说，村上春树只有写自己的时候才最好看，从这点上，村上春树和刘德华是一种人，他们都是劳模，甚至可以说是道德楷模，但是他们只能写/演自己，没有体验过别样的人生，没有深入地和其他不同阶层的人生活过，是不可能跳脱出个人经验的藩篱去写作和表演的。甚至可以这么断言，村上春树生活的越健康，离诺贝尔文学奖就越远。

（萌萌哒村上春树君）

香港导演特别懂得如何让一个演员迅速进入角色，还记得早年间张国荣刚出道被批评不会演戏，有导演对如白纸一张的他说：“抽烟会不会？喝酒会不会？去抽烟、去酗酒，不要做一个乖宝宝，你就会演戏了。”作家其实也是如此。

写作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极为残酷的，你如果没有感受过被生活碾压过的痛楚，没有跌落到谷底的绝望，没有在背德的快感和道德的审问饱受煎熬，你就不可能写出打动人心的作品，因为你根本不懂什么叫真正的痛苦。

里尔克在《安魂曲》中写下这样的诗句：“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要说谁不想既过上安稳幸福的日子，又写出伟大的作品呢？而这"古老的敌意"就是冥冥中上天的安排，两者似乎不能兼得。

村上龙和村上春树虽然都姓村上，但是行文风格和人生际遇简直是南辕北辙。村上龙一早就是个叛逆青年，组乐队玩摇滚，高中毕业后离开家乡来到东京，考入东京现代思潮社经营的美术学校学习摄影，但不到半年即被学校开除，于是，他来到地处东京都福生地区的美军横田基地，开始了放浪生活。

（画风完全不同的村上龙）

处女作《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描写福生地区美军基地附近的一群青年男女，最初沉溺于放浪生活，在毒品、滥交、酗酒、暴力、摇滚乐中寻找刺激，但狂热过后，他们对前途的迷茫感依然如故。这就是村上龙本人那些年放浪生活的记录，性、毒品、不知道明天在哪儿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似乎成为了构成作家成功的要件。

（这个非常小清新的书名其实一点也不清新，“无限蓝”是LSD，也就是迷幻药所带来的过于猛烈的幻觉）

真的非如此不可吗？也许是的。

说说我喜欢的几个家伙吧：

保罗·奥斯特，出生于殷实家庭，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本应有毫不费力的人生，却为了实现作家的梦想不惜自苦。休学游历整个欧洲，在都柏林急速暴走，在巴黎染上淋病；做船员深入体验底层的生活，和各色人等做朋友；为了糊口接过各种千奇百怪的活计，例如给北越翻译新宪法，给影坛大佬写剧本梗概等等……

（帅大叔保罗·奥斯特）

查尔斯·布考斯基，从1941年开始做过各种最底层的工作，包括洗碗工，卡车司机和装卸工，邮递员，加油站服务员，仓库管理员，船务文员，停车场服务员，红十字会勤务员和电梯操作员；他还在狗饼干厂、屠宰场、蛋糕和曲奇饼工厂工作，并在纽约地铁站里张贴过海报。跟他的人生态度相比，这些卑微的工作都显得高尚起来。他是个将自己的生活过的一团糟的邋遢汉，沉溺于酒精和药物，周旋在荡妇和妓女之间。

（酒不离手的邋遢大叔布考斯基）

想想挺有意思的，他们几个的出身、背景可以说完全不同，但是为了要做作家，他们都选择了同样的生活方式，即像扎猛子式地狠命地扎入真实的生活中，以超过正常人几倍的速度去感受生活的挤压。

村上龙凭借处女作年少成名，但是接下来他并没有以成功人士自居，依旧注视着都市生活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他的小说素材大多是通过深入社会亲身体验获得的，笔下大多是被社会排斥在外的边缘人物。

按理说，他个人经历要比村上春树丰富多了，但是值得玩味的是，他对那些超出常规的”冒险“故事反而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那些和他做了相反选择的人，那些想要改变却始终被困在乌龟壳里的人。例如《KTV》里快退休了却被裁员的中年男人，《便利店》里大学辍学在家靠女友养的“哥哥”，《在机场》里离婚后没有一技之长只好在风月场所打工的单亲妈妈……他们的生活里仿佛只留下绝望与颓废，似乎连可能改变的念头都放弃掉了。

“这个国家什么都有。真的是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可是，就是没有希望。”村上龙曾经在一部长篇小说中让一个初中生说出了这句话，然而他本人却不是这么认为的。要描写社会的绝望与颓废，对他这个在底层打过滚的人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了，在被现代化的强大力量推着向前进的事后，描写其中消极负面的部分，似乎也是作家的使命使然。

但是他写《到处存在的场所，到处不存在的我》，是想借助这些在现代化背后遭到歧视的人、被抛下的人、被压垮的人，或是抗拒现代化的人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个社会不可能提供一份人人适用的希望给你，然而你需要争取的是别人所无法共同拥有，只属于你个人的希望。

《在机场》中的单亲妈妈由依看了一部电影，就此萌生了想学习做义肢的想法。当她把这个想法当做笑话讲给一个叫齐藤的客人听的时候，他说：“那就去找一份制作义肢的工作嘛。”她被这种说法吓了一跳。“我不可能找得到那种工作的啦。”

“为什么不可能呢？”

“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事情。之所以认为不可能，是因为我只有高中学历，已经快三十三岁了，离过婚，还有个四岁的小孩，又在风尘中打滚，就是这么回事。这都限制了我的自由和其他可能性。还有就是我自己，因为我不愿意去思考这种事情……”

怎么样，这个说法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熟悉，就像我们平时会为自己找的借口一样。因为我年纪大了/长得不漂亮/没有好的学历/结婚有孩子了/需要养家赡养父母，所以想要改变现在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不是我不想去实现梦想，而是环境和条件不允许。但是我们给自己找了那么多的借口，只是因为我们不想离开舒适区而已，对于不可确定的陌生的未来有种天生的恐惧感，所以就算不满于现状，我们还是只会抱怨，而不想改变。

如果你自己都不花力气去改变，你还寄希望于谁来拯救你的生活呢？

“因为你还来得及，自己找一找吧。”《便利店》中放弃了沿着父亲为他选择的生活道路而辍学的哥哥这么对弟弟说。“我有个小学同学，高中去了没过，上大学之后的某个夏天我们久别重逢。那家伙在美国居住的城市有个因鹈鹕而出名的国家公园，他因此开始喜欢鸟类，大学主修生态学，并表示自己正在新几内亚进行三个月的暑期研究，还说将来想要去中美洲保护红鹤。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就好像天方夜谭一样。”

这正是哥哥辍学的契机，他感觉自己被骗了，以前一直为之努力的东西全部分崩离析。他想起初中去偷看在百货公司上班的父亲，父亲在卖场一直面带笑容，一回到收银台脸就垮下来了。“我虽然只是个小孩，也都怀疑那样的工作怎么可能会有趣。”

“要是相信老爸老妈或是老师所说的话就完蛋了，他们什么都不懂。由于一直待在家里，待在百货公司，待在学校，才会完全不知道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事。要是乖乖听从哪些人的话，就会变得和我一样。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去做什么了，明明才二十岁，却已经耗尽了去追寻任何目标的力气。”我直觉我的膝盖中了一箭，我的种种寂寞空虚冷，也是由这种无力感导致的，力气用尽的时候，总会希望能有什么东西来支撑自己，不论什么东西都好。

“我终于明白，真正能够作为支撑的东西就只有自己的思考能力而已。”

如果不到各地去看看，了解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人是怎么生活，不阅读各类书籍，不听音乐，就不可能发展出自己的想法。只会人云亦云，跟在绝大多数人的屁股后面走人人都在走的路，自己连想改变都不知道从何下手。

“这些事情我过去都没有做过，而现在开始已经太迟了。”才二十岁的哥哥就这样交出了自己的一生，让人倍感凄凉。相比起来，《在机场》的结尾要温暖的多，齐藤帮由依查找如何成为义肢装具师的资料，并且要陪她一起去熊本亲自去学校实地看一看。在准备的过程中，由依渐渐觉得制作义肢已经是近在身边的事情了。

小说的结尾，先到了机场久等齐藤不到的由依开始胡思乱想，倏地，“我的脸颊传来皮革的触感。‘外头很冷啊。’戴着皮手套的齐藤站在我的后面。”一贯现实的村上龙写出了这般温情脉脉的结局，让人不由得开始相信，也许，希望真的是存在的吧，什么时候改变都不晚吧。也难怪村上龙本人认为《在机场》是他写的最好的短篇小说。

因为里面，有着让绝望的人都不得不相信存在的希望啊。

然而不是每个由依，都能等到那个帮助自己去改变现状的齐藤，因为归根到底，生活是自己的，他人只是旁观者。

梵高在给提奥写的信中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只有真正的那个人能看到火，我们发现彼此，于是我们相遇，他问我的名字，我问他的名字，一切就这样开始了。”我一直以为这句话是讲述我们和灵魂伴侣的相遇，直到看完了村上龙写的不同的“我”的故事之后，我才意识到，“真正的那个人”指的其实是我们内心深处的自己，我们心中的火只有我们自己能看见，想要让它燃烧下去而不致于最后变成一缕消散的青烟，我们只能选择靠自己，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