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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塑造理想中国
弗朗索瓦所绘《中国庭园》
伏尔泰与普鲁士弗里德里克大帝共同进餐 1615年，《利玛窦中国札记》在罗马首次出版，从此，耶稣会士的中国信息开始源源不断流向西方。如果说《马可·波罗游记》把一个物产丰饶，犹如“天堂”的中国介绍给欧洲；利玛窦和他的弟兄们，则将一个文化的中国展现在西方人面前。这个中国对了欧洲的胃口，“东西方初恋般美好的时代”逐渐展开。 文/国家历史记者 非飞 1577年5月18日，一个意大利年轻人随印度传教团一道，从罗马去里斯本，再转道果阿，然后来中国。这趟旅程要耗费近一年的时间，连续数月望着漫无边际的蔚蓝海水，看不到陆地、树木，甚至飞鸟，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每天祈祷，并想象自己将要到达国度的模样。这个年轻人就是玛提欧·利奇，中文名利玛窦，是耶稣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 他后来成为真正打开中国大门者，而此时，在漫漫海途上，他没有想到即将接触的这个帝国，将会给自己所来的欧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利玛窦眼中的中国 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在澳门准备多时后，终于得以进入中国内陆，定居于肇庆郊区一座欧式房子里。 尽管在进入中国前，他已在前辈罗明坚、沙勿略等处了解了一些中国知识，但这个大帝国仍然让他震惊了——这里有这么多品种的动植物，海里鱼群充斥，江河在某些地方宽的可以叫做小海……为了描述这个与众不同的大帝国，他写了很多信回国，这些信件打开欧洲通往中国的一扇门。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晚年，利玛窦开始写《利玛窦中国札记》，这本笔记后来被称为“欧洲人叙述中国比较完备无讹的第一部书”。 这个评价对利玛窦来说不为过——他在中国生活了30年，学习中国语言，阅读中文典籍，又多和中国士人清谈，比较“西学”和“中学”的知识，他可算当时世界上最了解中国的“老外”。 在利玛窦之后，更多传教士以数学家、建筑家、宫廷画家、舆地学家的形象走入中国宫廷。南怀仁、张诚在康熙帝时期分别任钦天监正，白晋被多次派到全国各地绘制皇舆全览图，郎世宁为乾隆皇帝画像…… 利玛窦的“兄弟们”写下了更多关于中国的著作，送回了一份包括15张当时中国的行省图，将中国的地理建制细化到府州县，翻译了《四书》、《五经》，编写《中国哲学家孔子》，甚至还以亲历者的身份描写了满族入关那段历史。 这一切，使得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更加丰富、细致，但潜意识或者故意的，耶稣会士过于美化了中国形象——这种“误读”随后将在欧洲引起近两百年的反响。 耶稣会士的“误读” 利玛窦初来中国时，他介绍中国只是一种常规动作。然而他去世之后，其他差会指控耶稣会士背离天主教的原则，在中国建立一个掺杂着中国文化的假天主教形象。 教廷的怀疑把耶稣会士推入一种辩护性传播中国形象的位置，作为自我辩护，耶稣会士在介绍中国的著作中把中国形象描述得尽量符合耶稣会的利益，着重介绍中国强大、自给自足、受到一位按儒家经典的道德和政治规范行事的君主统治，国家由文人学者统治；这片土地的人民曾经信仰天主教——理由是中国人崇拜的“天”，中国皇帝被称作“天子”；而中国历史上大洪水的记载，则被与《圣经》中的大洪水联系起来。 可以说，入华耶稣会士们创造了一个文治昌盛、上下和谐的东方伊甸园——差的就是有人带给他们一本圣经。 耶稣会士的介绍中，夹杂了自己的阐释、想象与过度美化。且不说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的联系是否荒唐，他们饱加赞美的中国的政治体系也没有那么美好——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所言，中国政治以礼仪代替行政导致种种流弊，这种“潜水艇夹肉面包”式的社会结构，让中央集权政府对广袤的帝国很难有一个很实效的管理方法。而中国皇帝，更非全然明君——尤其在明末，几代皇帝不问朝政而大权旁落宦官之手，使得宫廷与官僚机构间的平衡关系已经破坏。 其实耶稣会士们并非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端一无所知——他们曾经受到过太监的为难，也亲身体验过钦天监官员的滥竽充数。但或许是为了保证在中国传教的自由不受干涉，他们选择保留一部分负面意见。 作为当时在中国生活时间最长，交往人群最广的人，耶稣会士塑造的中国形象很容易被读者信任和接受，因此耶稣会士塑造的中国形象，直接影响了此后两个世纪欧洲人的中国观。
歌德
清中叶，扬州中秋拜月仪式 “误读”引起的“误读”
1734年伏尔泰出版了《哲学通信》，这部引起启蒙运动的著作却使他遭到官方的通缉。为了避免再次因为批判政府而入狱，他去往法国东北边境的西雷，在他的情人夏特莱夫人的一座城堡避难。 这时，伏尔泰发现在一位耶稣会士白晋献给路易十四的《康熙皇帝传》中描写了一位极其完美的明君康熙“天分极高，思维敏捷，博闻强识，明察秋毫，不仅掌握各种兵器，学习百般武艺……”，更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公正无私，在用人上任人唯贤”。 东方的明君刚好是被“专制君主”赶得四处流亡的伏尔泰所期望的。因此他几十年中都记挂心头，1770年，巴黎出版了乾隆皇帝的《御制盛京赋》，伏尔泰迫不及待地和了一首诗《致中国皇帝》，“接受我的敬意吧，可爱的中国皇帝，……西方人人皆知，尽管我脾气古怪，却素来极爱会写诗的皇帝……听从我的劝告，留在北京吧，千万别来我们这里！”或许伏公以为中国尽是明君，他到了中国就可以任意批判帝王，不会因言论不当被一再驱逐。 中国思想西传之时，法国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自我意识的觉醒成为此时思想界的主要特征。因此，耶稣会士塑造的充满理性精神、拥有开明君主、宗教宽容的中国对了启蒙思想家的胃口。而伏尔泰，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 伏公不知道，最早进入北京的利玛窦之所以在《札记》中没有详细描写中国皇帝，事实上是因为，1585年万历皇帝就将自己封闭在了宫中，终日与宫女、太监们厮混在一起，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几乎不理朝政，因此1601年利玛窦被召见时，只是对着一张巨大的宝座三叩六拜。而同时，耶稣会士没有介绍秦朝的焚书坑儒、以及其他一系列与“明君”形象抵触的历史。 认为中国君王是明君的是不止伏尔泰一人，普瓦弗尔说：“你想有幸成为全球最强大、最富有、最幸福的君主吗？请到中国来，看看那位最强大的君主……他所体现的是最真实、最完美的天的形象”。而魁奈说：“中国早期几位帝王都是很好的统治者，他们通过颁布公平的法规，倡导有用的技艺，专心致力于使他们统治的王国繁荣……” 中国“明君”的形象还影响了某些欧洲君主，1756年春天，在泛着泥土香的空气里，法王路易十五亲自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扶起了犁，学着中国皇帝进行耕田大典；1769年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也表演了这一犁地仪式，1770年，路易十六又再次操犁上场，以表现自己是一位关心农业、关心子民的国王。 中国之“火”炖熟欧洲之“肉” 1755年，《中国孤儿》在巴黎国家剧院公演，盛况空前。在某场演出中，年已70的伏尔泰自己扮作成吉思汗，与他的侄女演“对手戏”。 《赵氏孤儿》故事本是讲晋灵公时，权臣屠岸甲追杀异己赵朔，几位好友牺牲自己将其遗孤保全，遗孤长大后成功复仇的故事。而伏尔泰则将故事背景移到成吉思汗时代，而最后结局是成吉思汗被义举感动，还增加了部分“感情戏”——成吉思汗以孤儿和丈夫的命运为要挟，向伊梅达求婚。 正如其中女演员所谓的中国式服装：“白色的套裙，绿色的绣花胸衣，金色流苏的网衫，沙质长衫镶着蓝色塔夫绸花边……”其实是欧式风格一样，被称为“中国伦理五幕剧”的《赵氏孤儿》和原版《中国孤儿》内容，主题相距甚远。 中国文化也是这样，经过耶稣会士的“误读”，再经欧洲人的再度反刍，已经是欧洲化的“中国哲学”了。它仿佛一盘欧洲化的“中国杂烩”，以各种各样的形态，满足着不同的人的需要。歌德、培根、马勒勃朗士、伽桑狄、卢梭、孔多赛、笛卡儿、狄德罗、孟德斯鸠、蒙田、魁奈、伏尔泰……几乎所有数得出的思想家都曾经引用中国来论述过自己的观点。 当时大部分欧洲思想家并不曾怀疑或考究中国到底形象如何，而尽管撷取中国文化中与自己思想相合的部分，用中国的“火”，炖欧洲的“肉”。 伏尔泰发现了契合自己宗教观的孔子的现实主义，而“仁政德治”为他的开明君主专制提供了理论支持，培尔在中国找到的是理性和宗教宽容。 莱布尼茨在《易经》中寻找到对其二进制思想的印证。从20多岁起，莱布尼茨就开始关注中国。1697年，他出版了《中国近事》，随即写信给普鲁士女皇，说自己准备在办公室门上挂上“中国事务所”的牌子，有关中国的事情都可以找他，作为回报，他和朋友可以乘着爬犁通过鞑靼直到中国……莱布尼茨没有乘坐爬犁来到中国，却在来来往往的信件中读到中国。耶稣会士白晋是莱布尼茨的中国通信者这一，1700年11月白晋给莱布尼茨的信详细讲述了《易经》这一“最古老、最杰出哲学的零碎而珍贵的残余”。白晋写信之时，莱布尼茨也正在给白晋写信，其中讲述了自己研究二进制的情况。两封信在路上交错而过，接到信的白晋发现，莱布尼茨的二进制思想和《易经》中，阳爻、阴爻很相似，马上写信对莱布尼茨讲到这一点。苦思二十多年的二进制思想被中国的古老文明所证实，这大大激励了莱布尼茨，7天后，他就把论文寄往巴黎科学院请求发表。 众所周知的“中国迷”重农学派在中国哲学中找到的则是“遵循自然法则”。其创始人魁奈与伏尔泰同岁，都生于1694年，他因为极度赞扬孔子而被称为“欧洲的孔子”。他崇尚朱熹的“以农立国”、“务农重谷”等思想。其继承人杜尔哥亦不改对中国的热爱，一次他听说有两位留法的中国学生杨德望和高磊斯在巴黎，便特意将其叫来，让两个学生回国后，为他收集有关中国经济、农业和朱熹理学的情况。 而对于歌德，中国成为一种躲避现实的安慰，歌德出生的时代，正是中国饰品、中国风格在欧洲流行的时代，他对中国的初次认识，源于法兰克福他父亲墙壁上中国蜡染壁挂。这位诗人在中国文学里发现了一个可以躲避的世界，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差不多是把这个重要的国家保留下来，搁在一边，以便在危难之时能逃到它那里去。”于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反对暴力行动又无能为力的歌德一直在读中国戏曲、小说、诗歌。晚年，他仿照中国诗歌写了《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其中满含着儒家的“中和”之美和道家的“自然”之境。 尽管在同时，也有如孟德斯鸠所谓“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他的原则是恐怖”之类的负面声音，但影响有限，整片欧洲大陆被涌汹的中国热卷过。 由“白”变“黄” 和思想界的热烈讨论，社会上中国风格风靡一时相反，罗马教廷对耶稣会士描述的完美中国形象保持着冷淡态度。他们不同意耶稣会士的入乡随俗政策，不相信耶稣会士创造的，如基督教国家般的形象。经过反复争论，教皇终于厌烦了耶稣会士的喋喋不休。1775年教皇解散了耶酥会，将一百多年的“礼仪之争”彻底结束。耶稣会士退出传教舞台，关上了通往中国的这扇门，也是中国形象改变的征兆。 欧洲人对于中国态度的转变，从他们对中国人肤色的描写可以看出，16、17世纪欧洲人的作品中，中国人是白种人的说法占支配地位。而18世纪则越来越多的文献将中国人描述为黄种人——中国就这样在欧洲人眼里变化了颜色。 风水轮流转，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欧洲，曾经被用来填补思想真空的东方文化不再有吸引力。连伏尔泰都反思地说：“人们因教士和哲学家的宣扬，只看见了中国美好的一面，若人们仔细地查明其形象，就会大打折扣了”。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9月14日那个明媚的早晨，在秋意笼罩的热河行宫，马嘎尔尼觐见了乾隆皇帝，尽管中国的荣耀仍然一目了然——陈设庄严，富丽堂皇——但衰落的征兆已经呈现，甚至包括乾隆本人的老态。在马嘎尔尼眼中，中国就仿佛一艘硕大的漂浮在深海的轮船，危险地四处游弋。 这样，在18世纪末期，耶稣会士、马戛尔尼使团都撤离了这只“危险的大船”，儒家的中国如同大梦一场，最终结束。虽然诸多欧洲商人仍接踵而来，但他们看重的不是孔子学问、儒家思想，而是丝绸、瓷器和亮闪闪的白银。从此“传奇的中国渐渐淡出，地理的中国越来越明确”。 托马斯·斯当东：一个孩子梦破之后 马戛尔尼访华失败，使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自1793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并受到乾隆皇帝的接见，到1840年在议会辩论中极力主张对中国诉诸武力，托马斯·斯当东代表了西方对中国印象的转变。 从18世纪近乎痴狂的中国热到19世纪视中国为野蛮落后的国家，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发生了180度的大转折。如果必须找出这个变化的标志性事件，那么毫无疑问它就是全英国甚至整个欧洲都寄予厚望的马戛尔尼访华事件。这个使团中年龄最小的成员托马斯·斯当东有幸成为这个转变的全程经历者。自1793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并受到乾隆皇帝亲切的接见，到1840年在议会辩论中极力主张对中国诉诸武力，托马斯·斯当东不仅仅是中欧关系大转折的见证者，更是鼓吹对中国发动战争以代替使团谈判的代表。从硬币的一面走向另一面，欧洲人到底没能读懂中国。然而，托马斯·斯当东鼓吹的那场改变世界格局的战争，对中国人文化的影响直到今天仍没有结束。 在狂热的中国热中启程 尽管质疑和批评中国的声音已经渐次响起，但毋庸置疑，马戛尔尼使团是带着中国热的余温踏上万里征程的。 11岁的托马斯·斯当东是马戛尔尼副手乔治·斯当东的儿子，因为父亲的缘故，他有幸成为这个庞大使团中年龄最小的成员。尽管没有多少阅读经验，但是从父辈们的言谈中，小斯当东已经对遥远的中国充满了向往——那是一个被描绘成人间天堂的极乐世界。事实上，父辈们也和小斯当东一样，完全没有中国经验。 在此之前，欧洲对中国的认识或想象，主要有三种信息来源：一是商人水手的传闻，二是官方使节的报告，三是传教士的书简。商人水手的传闻大多难以置信，官方使节的报告稀少且片面，唯有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传教士对中国的了解最为深入，因而他们寄往欧洲的书简便成了欧洲人认识中国的核心文本。 不过，欧洲人对中国的误读从最初的文字材料就开始了。尽管传教士们有人文知识，也有中国经验，但他们对中国的观察与描述却未必真实。他们为了在中国传教，百般讨好当地的统治者，在向欧洲同胞介绍中国的时候也尽可能地回避负面的评价。经过传教士们筛选过的中国形象不可避免会偏离事实和真相。第一位来华的法籍耶稣会士金尼阁在《利玛窦中国札记》“致读者”中就坦承：“有两类写中国的著者：一类想象得太多；另一类听到很多，不加思索就照样出版”。 真正“神化”中国的则是那些渴望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急于打破中世纪桎梏的他们根据各自的需要对传教士们的书简进行了随意的裁剪取舍甚至有目的的想象，于是，一个近乎神话的中国呈现在欧洲人面前。 然而过度的神化必然要求理性的批判。18世纪中叶以后，伴随工业革命、海外扩张、政治改革和文化启蒙，欧洲在经济、军事、政治、文化方面开始全面赶超中国。与此同时所有的东方大帝国先后都出现衰落，首先奥斯曼土耳其，其次是伊朗的萨菲王朝，然后是印度的莫卧儿，最后是满清帝国。在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中所向披靡的时候，重拾信心的欧洲人对中国的文化态度也在悄然改变。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批评“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随后，尼古拉·布朗杰在其《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人固步自封，将自己与世界隔绝开来，施行的是一种古老、僵化、衰落、残暴的专制制度。孔多塞也认为，中国文明兴起于游牧时代之后，并且始终没有脱离这个相当低级的阶段。而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也指出，“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 然而，纯理论的批判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持续近百年的中国热——除非出现可信的颠覆性的文本。而这个使命，很不幸恰恰落在了马戛尔尼和他的使团身上，这其中也包括11岁就踏上万里征程的见习侍童托马斯·斯当东。 在这次规模宏大的访华行动中，使团上下对东西方两个大国的第一次正式对话抱有十足的信心。他们也的确有这自信的理由。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后期，英国先后击败了西班牙、荷兰和法国，已经成为称霸欧洲的西方第一强国。当时，几乎每一个英国人都对这次开辟中国市场的外交活动抱着莫大的希望。而其他欧洲国家也同样密切的关注着事情的进展。而这一切，对于11岁的小斯当东来讲却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他只是一个旅游者，并不承担任何政治责任。
铩羽而归 尽管自信满满，马戛尔尼使团失败的命运却早已注定。那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耕国家完全不懂得国际贸易的重要。更可怕的是，在其一国独大的东亚世界里早已经构筑起了相当稳固的朝贡贸易体系，根本不存在西方的平等邦交和自由贸易。 事实上，早在1787年，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代理人就已经发出了善意的提醒：“中国政府对外国人一概蔑视，它对外国实力的无知使它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强大。它认为派遣使团只是一种效忠的表示。”这个警告显然未曾引起马戛尔尼的注意。事情的进展果然如此。 1793年9月14日，经过近一年的艰苦旅程后，马戛尔尼和他的助手们终于获准在热河行宫内觐见乾隆皇帝。然而，马戛尔尼单膝下跪的礼节显然不符合三跪九叩的中国礼仪，而他们精心挑选的国礼也未能获得乾隆皇帝的青睐。这一切，对于83岁的老皇帝而言无非雕虫小技，奇技淫巧罢了。如果没有小斯当东，这次觐见必将因沉闷、无趣和一事无成而载入史册。当斯当东父子上前向乾隆皇帝行礼的时候，乾隆皇帝对12岁的见习侍童小斯当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得知这个小孩子是使团中唯一一个学会了说中国话成员时，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不仅赐给了一块翡翠，而且从自己腰间解下一个绣有龙纹的黄色丝织荷包送给了小斯当东。两件御珍至今还收藏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事实上，这一天除了上贡，什么也没有发生。英国人要求开放舟山、宁波、天津等处作为贸易口岸、在北京派驻大使以及固定关税的请求都遭到了断然的拒绝。在中国政府的再三催促下，马戛尔尼使团不得不满怀遗憾地离开，他们在大学士松筠和两广总督长麟等人的一路护送下经大运河、赣江、北江穿越中国腹地。70多天的漫长旅程，使英国人对这个停滞不前的帝国印象深刻。 铩羽而归的马戛尔尼不得不尽力掩盖这次令人难堪的失败。他干脆隐匿了自己的出使报告（直到1908年他的出使日记才得以公开出版），他请副使老斯当东公布了一份相对婉转的记录，这就是1797年出版的《英王陛下遣使觐见中国皇帝纪实，主要摘自马戛尔尼勋爵的文件》。这份报告显然顾全了英国的面子，它隐藏了几乎所有令英国人感到难堪的细节。尽管如此，它对中国社会的描写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认识。 在出版商的追逐下，使团中其他人的记录陆续出版。“狮子”号大副爱尼斯·安德逊、小斯当东的家庭教师赫脱南以及士兵霍姆斯的记录很快成为欧洲人街头巷议的中国新闻。10年以后，使团的另一位副使约翰·巴罗发表了自己的出使报告，他对中国展开了激烈的批评。这份报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致于《爱丁堡评论》专门撰文，欢呼这个“半野蛮的”帝国“声誉扫地”。 和那些抱有不同动机的成年人不同，天真无邪的小斯当东忠实地记录他所目睹的一切，包括父亲和马戛尔尼大使由于外交上的原因而刻意掩饰的事情。他的记录也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重要史料。 尽管马戛尔尼访华的失败导致了中国形象的急剧恶化，但天真无邪的小斯当东却对这个怀柔远人的国家抱有善意，他津津乐道于乾隆皇帝对自己的接见，还与大学士松筠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800年，小斯当东决定重返中国。 一个中国通的诞生 1800年，小斯当东被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聘为书记员，再次来到中国。1801年，老斯当东去世后，小斯当东承袭了父亲的爵位。1814年，小斯当东当选为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的管理机构——特选委员会的成员。1815年，他又被选为特选委员会主席，全面负责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事宜。 十几年的中国经验，给小斯当东深入了解中国社会提供了绝佳的机会。1811年，小斯当东与“好朋友”松筠在广州再度碰面。新任两广总督的松筠，为小斯当东深入了解中国官场打开了方便之门。 勤奋的小斯当东注定会成为最了解中国的英国人。在华期间，他十分注重搜集和整理有关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资料信息。甚至不惜花费十年的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就在这本著作问世的时候，小斯当东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中国视角。1810年，他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大清律例评论》，直接批评马戛尔尼对这个民族产生了更高的估计，而自己的父亲却犹豫不定，只有巴罗的观点准确而公正。 回国后，他利用搜集的信息，著书立说，阐述了自己对中国政治、外交和历史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的认识理解。这些著作对西方人认识了解中国发挥了很大作用，有些甚至成为英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基础。 1823年，小斯当东与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共同发起创办了皇家亚洲学会，致力于推动对亚洲各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工作。小斯当东还积极推动英国的汉学研究。在他的努力下，英国伦敦大学大学院和帝国学院聘请教授，开设汉学课，专门教授汉学课。他由此被誉为“英国汉学之父”。 第二次出使 1816年，英国再次派出使节前往中国，他们肩负着与马戛尔尼完全相同的使命。新任大使是威廉·皮特·阿美士德勋爵，为了避免重蹈马戛尔尼无功而返的覆辙，他需要一位富有中国经验的英国人作自己的副手。已经颇有声望的小斯当东当然是不二人选。 马戛尔尼访华23年后，中英两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嘉庆皇帝继承了父亲乾隆的皇位，和一个日益衰落却不自知的帝国。他上台伊始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为了镇压这场起义，嘉庆耗费了两亿多两白银，相当于整个国家四到五年的财政收入。从此清王朝陷入财政亏空的困境，直到灭亡也没能彻底摆脱出来。 两手空空的嘉庆皇帝并不知道此时的英国刚刚赢得了反法战争的胜利，在整个西方世界已经所向无敌。而即将完成的产业革命更是把英国变成了世界工厂，渴望世界市场的英国人比23年前更加迫切想打开中国的市场。尽管有马戛尔尼的前车之鉴，他们依然希望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然而，这是一次比马戛尔尼使团更加糟糕的经历。7月28日，使团到达北直隶时展开了“叩头还是不叩头”的争论。使团第三把手埃利斯认为叩头只是无关大局的形式，而小斯当东则坚决反对叩头。他在给阿美士德勋爵的报告中直言不讳：“哪怕会导致使命的失败，也完全不应该同意叩头。”阿美士德接受了他的意见。 1816年8月28日，阿美士德使团夜里才抵达北京，而中国人却催促他们连夜前往皇宫。在一场推推搡搡，连拉带拽的礼仪之争中，阿美士德明确表示拒绝向嘉庆皇帝叩头。于是，愤怒的嘉庆皇帝立即下旨将英国使团赶出北京。 在小斯当东眼里，这一次的屈辱远远胜过了上一次。当他们沿着旧路南下广州的时候，陪同官员的敌意代替了乾隆时代的微笑，供给也恶劣得让人难以容忍。而嘉庆皇帝写给英国摄政王的信更让英国人感到绝望：“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如称问化也。俾尔永遵，故兹敕谕。”意思很明确，大清王朝不欢迎英国人。不仅如此，嘉庆皇帝还下令将小斯当东驱逐回国。 尽管事后中国政府出于歉意或者息事宁人的目的颁布了几个有利于欧洲人经商的地方法规，却无法平息小斯当东内心的愤怒。他意识到“屈服只能导致耻辱，而只要捍卫的立场是合理的，态度坚决却可以取胜”。在他的内心世界里，乾隆时代带给他的那一点点的亲切感已经随着嘉庆皇帝粗暴的态度彻底消失了。 主战 1818 年至1852 年间，小斯当东数次当选为英国下议院议员，是当时英国下议院中对中英关系较有影响的议员之一。就在小斯当东们因为中英之间的困境而一筹莫展的时候，另一股力量正在改变着中英两国的关系。他们就是鸦片走私商。 起初，英国东印度公司走私鸦片仅仅是为了平衡过于畸形的中英贸易。但是，鸦片走私的暴利很快就超出了始作俑者的意料，参与走私的也不仅是英属东印度公司。鸦片走私的猖獗彻底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平衡，中国由入超变为出超，大量白银外流，引起了国内的银荒。而吸食鸦片对中国人身体的残害更让中国人担心它将摧毁帝国的武装力量。于是，清政府中禁烟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最终道光皇帝决定委派林则徐赴广州禁烟。 林则徐的虎门销烟，立即引起了英国下议院的激烈讨论。议员格莱斯顿反对为了一种罪恶的交易而挑起战争。中国通托马斯·斯当东站了起来：“我们进行鸦片贸易，是否违反了国际法呢？没有。当两广总督用他自己的船运送毒品时，没有人会对外国人也做同样的事感到惊讶。” “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如果我们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此时全场肃静，所有人都在倾听他的讲话。几分钟后，他给出了最后的结论：“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随即，大厅里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三天后下议院投票，结果是：主战派271票，反战派262票，9票之差。托马斯·斯当东最终促成了鸦片战争的爆发。这场战争的结果不言而喻，英国获得了胜利。从此，东西方对峙的格局彻底终结，东方开始从属于西方。 托马斯·斯当东不会想到，他对中国的看法不仅引发了一场鸦片战争。更是通过这场战争完成了中国形象在欧洲的180度大转弯。而受影响最深刻的还是中国。鸦片战争后，中国一而再，再而三的战败，使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渐渐丧失了信心。中国人也在一次次民族危机中一步一步接受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于是，一场从器物到政治，由政治到文化的现代化运动（实则西化）前仆后继持续了一百多年。时至今日，国力重新强大起来的中国依然未能恢复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学习西方仍然是煎熬整个民族的心理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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