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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白又称之为直寻。钟嵘在《诗品》序中说：“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拒出经史？观古今之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至于抒发感情的诗歌，又哪能注重用典呢？如“思君如流水”，是眼前的景色；“高台多悲风”也是目睹的物象；“清晨登陇首”，根本就没有典故；“明月照积雪”，难道是出于经书史籍？试看古往今来的佳句，大多不是借助用典，而是直书其事的。我们把直陈其事的称之为直白。如前所说的新生代诗人中以表现“生活流”见长的一些作品就采用了直白形式，就其反映普通人的日常琐细庸俗生活的“表现性”说，有可取的一面，但过犹不及，由于易和日常语言混同，诗的特质也因此消融了。相比之下，我们觉得魏志远的《我想念那个人》的直陈其事的写法更为可取： 在西藏东部/森林很茂密/骑马闯入森林/你能触到印度洋的暖流/那是在西藏东部/那古树参天/人烟稀少/那里是藏人生息的地方/我怀念那个人/我闻到森林的气息/在这座城市里/霓虹灯闪烁/我看见他了/那个人/他握我的手/握得很紧/现在/我的心依然疼着/那是在森林/我们不期而遇/下了马/他握了我的手/他说/我们都是年轻人/他说我们还是老乡 可取之处在于诗的语言是经过提炼了的口语，诗中的陈述的事件是经过选择的，经过多次重复，透过中心意象将诗人对友情的感慨表达得极其充分。直白的进一步铺张便是赋。《毛诗正义·关睢传疏》中说：“赋之言铺，直铺今之政教善恶，……则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基于人们对赋仅是直接叙述的片面理解，人们往往只看重比、兴而对赋是蔑视的。为纠正这看法的偏颇，叶嘉莹说：“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常认为只有目所见的具体外物，才是所谓‘形象’，这种看法是非常狭隘的。”她以《周易》中卦辞爻词为例，并对其中形象加以分类说：“关于形象的分类，基本上我们虽然只将之分为三大类，(指‘其一是取象于自然界之物象；其二是取象于人世间之事象；其三则是取象于假想中之喻象。’)然而事实上，所请‘形象’之含义，则是相当广泛的，无论其为古、为今，也无论其为视觉、为听觉，或为任何感官之能为感受者，便都可视之为一种‘形象’之表达。”她还认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赋”虽是直接陈述，但指的却是诗歌中足以起感发作用的“即物即心”。①它也是一种有选择的想象，并不是一种明镜式的反映。这种优良传统也为中国新诗所继承。如郭小川的《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甘蔗林--青纱帐》，艾青的《大上海》都是这样的赋体长诗。中国古代叙事诗之所以不发达，成功的叙事诗极少，如(长根砍)《琵琶行》《秦妇吟》《圆圆曲》等，究其原因，还在于人们没有正确理解赋的真正含义，认为它是记叙而不能抒情。其实，既然赋是一种“即物即心”，为什么只能叙述而不能抒情呢？正确的看法应如艾青所说：“叙事诗应该是叙事加浓厚的抒情。过分的抒情就成为抒情诗；情节太曲折离奇，又妨碍诗情。一首好的叙事诗，应该是叙事和抒情结合得恰到好处。”② 这才是对赋正确的理解，也是写好叙事诗的关键．唐湜的《海陵王》就是一首极好的赋体长诗。诗中记叙了金海陵王因读了柳永词《望海潮》倾慕南宋临安的豪富与美妙景色，率六十万大军南下，于采石矶兵败后自杀的故事，诗中的主要情节有海陵王的成长与夺权，有他与珍哥的爱情纠葛，有采石矶大战的经过与虞允文的风采描绘，有兵败后被迫自杀的场景，总之，诗中所表现的是行动中的人，行动不仅形成事件，而且也塑造参与事件的人物。但这些与长篇小说的写法是不同的，它不是事无巨细的精雕细刻，而是将叙述重点放在足以表现人物性格的内心情感的渲染上，这些都是人物一生中的闪光点。当海陵王统率大军抵达采石矶时，恰好是大雾弥天，这不能不给海陵王心头蒙上一片阴形影。此刻他怎么想呢？ 沙漠人哪见过这样的奔涌，/这样雄浑的大雾来？/海陵王忽然心中一动/闪电样想起了阵阵神秘的感慨；/葬送自己的许就是雾海？/可就拿这样壮丽的奇观/来结束自己壮丽的梦幻，/埋葬自己梦幻里的飞霞，/也算不了什么，有什么可怕？/这么壮阔的垂江大雾，/这么弥漫着的一片雾彩呵，/就作为生命的最后的茔墓，/也该是可以自豪，骄傲的，/有什么可怕，有什么可悲呢？/多么壮阔的送葬行列，/多么奇伟的送葬的彩旗呵，/把整个大地、整个世界/都掩盖起来，吞下去了，/自己不早就有了这样的预感么：/要葬身在怕人的一片风雪里，/叫漫天的飞雪作皎洁的风披/呵，该死得可以无羞愧，/没负却胸中的这一片豪气！/可这片浩荡的大雾不就是/打我心胸里吐出来的豪气？…… 一大段内心独白就把一代枭雄的不凡气度活画出来了，这是叙事吗?当然是。不过它是一种以抒情的方式呈现的叙事。它的这一特点就是何其芳所说的：“按照我们中国的传统，叙事诗也就是咏事诗……去比较那诗与散文的差别吧。在那有格律韵文形式的内部，是流动着反复歌咏的情绪的。他们不是在讲述一个故事，而是歌唱一个故事，因此抒情成分还是很浓厚。”③这首长诗是历史诗，也可以认为是史诗。我们应知道历史诗和史诗并非是一个概念。前者仅指以历史上曾有过的人和事作为作品题材的诗，而后者还应看它是否反映出时代的、民族的精神。诗中所反映的应是“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对此，黑格尔解释道：“史诗应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或‘圣经’。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应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全民族的民族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史诗这种纪念坊简直就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意识基础 ④ 。从《海陵王》这部作品看，诗人一反陈旧的传统说法，即认为海陵王是一个纵欲亡身的昏庸君主，而是将他写成一个马克贝斯的失败英雄，意在赞扬从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满族的民族精神。与此同时，也歌颂了以虞允文为代表的汉族的民族精神。诗人说：“这个戏该是一篇战斗的爱国主义的史诗，可决不能降低了海陵王，因为那样也就降低了虞雍公与他背后的浩淼激荡的长江。这两个人物应该是旗鼓相当又轴车相依的，只有这样，他们的形象才能有浮雕似的突出。”野心是可耻的，该受到谴责，但他那宁折不屈的性格却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就是诗人所说的“我从一个入侵者的狂热的野心与性格出发，从一个性格悲剧的角度来写，象《马克贝斯》样从海陵王狂热的梦想，从他的女真蛮荒猎人的性格出发，倾慕南朝的秀丽湖山与绚烂文化，要‘立马吴山第一峰'的狂妄想望出发。”长诗的最后，当海陵王被兵变的将士包围时，他本可以突围而去，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说： 残杀要拿残杀来结束呢，/自己酿的酒得自己来喝；/猎人该死在虎口赌徒拿生命作一掷，/有什么好说的？/死不过是/回归到我们的乡土？/打泥土里来，要归于泥土，/死亡，就走个黑沉沉的乡土；/我们的豪气压不倒那大江，/就该来结束这生命的旅途，/叫匆促的一生更显得悲壮！/“珍哥儿，我就先走一步，/在地下等着你一起上路！”/在龟山这冬天初雪的高台上，/海陵王拿七宝刀抹了颈项； 从海陵王的性格悲剧看，我们既可以看到他祖父阿骨打的血液在他身上流淌，也可以窥见他的后代子孙努尔哈赤的影子。 这一仗的意义确如黑格尔所说的是具有深远影响的事迹：“这一仗之后，女真人可就不敢再作征服南国的尝试了，南北两方的平衡局面终于稳定了下来。”⑤ 《海陵王》的成功显然借鉴了孙毓棠《宝马》一诗的技艺。唐湜对此诗推崇备至，认为它是新月派诗作中璀灿的冠冕。这首长达700多行的叙事诗在中国新诗中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它既是历史诗，又是史诗，两者高度融合，这自然就得益于孙毓棠既是诗人，又是历史学家。它取材限历史一个真实事件：为获得中亚地区的大宛国的汗血马，汉武帝于太初元年（公元104年）派武师将军李广利领军数万讨伐大宛，遭到惨败退回玉门关。大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李广利又率“十六万八千四百多壮士”再次西征，经过激烈的围城之战攻下大宛，国王毋寡被杀。汉军获良马几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多匹，班师回朝。由于时间跨度很大，诗人没有一一数说，而是被简化成为以下事件：中亚在区大宛国有宝马——汉武帝遣使求宝马——大宛国王毋寡拒绝献马——被激怒了的汉武帝下令讨伐——汉军失利退至玉门关，武帝下令全国征兵再次讨伐——西征途中经历与见闻——汉军围困大宛并最终取得胜利。从叙事角度说，这首诗所叙述的仅是一个事件的大致轮廓，可是当人们读后却有着荡气回肠、惊心动魄的感受，这艺术魅力来自何处？原来是诗人将重点放在开阔场面的发掘上，力图展示二千多年前的西汉帝国恢宏气势与人物精神境界的显现。汉朝的广漠与富裕；作为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城西安的金碧辉煌；西征途中艰险与大漠的壮美；汉军与大宛国士兵反复战斗的惨烈；汉武帝与大宛国王毋寡的内心世界，尤其在场面描写上，诗人将自己想象发挥到极致，如大漠行军，诗人为写出它的艰险、苦并由此突出战士们的英雄气慨，诗人写道： …… 向西去！向西去！一天天 头顶着寒空，脚踏着漠野，冷冰冰 叫你记不清北风已吹成什么日子， 只知道月已两回圆又两回残缺， 漏了破皮靴，羊袋也补过三五次洞。 顶着冷风一步步迎来更冷的风， 风似矛尖刺进了连环锁子甲， 甲下襦裳加汗凝成了冰；一步步 高了黄沙，少了衰草。鞴囊和水袋 都是冰坨，马背上结起梅花的霜点； 迎面戮来的是看不见的钢刀， 只觉得刺进了胸膛，刺进了髓骨； 破晓和黄昏整顿釜灶，十指忘了会 伸屈，又愁飙风里可真难燃着炊火。 每天军簿上总勾去几什兵，这别怨 苍天，是自己的爹娘没给你铜筋骨。 这一天正赶着路，忽然领头军 一阵金钲，全军前后扎住了兵马。 抬头看，天空找不到一块飞的云， 却丢失了太阳，黄沉沉的似雾， 似烟，也分不清是进了什么季候。 飞马传下了令，叫“准备暴风！” 一时会军都慌了手脚。骑兵卧下马， 马外挡住橐驼，教辎车屏 车轴交轴 团团都团起了桃花锁链。干沙里 掘了洞埋下行囊，紧堵住车轮 堆起了粮驮茭藁。只听见不知是 天和地的那一面边缘上远远地 象沉雷，闷塞的呻呤，又带着长长的 屠杀似的尖号，扑来了无边无极的一阵 凶蛮的噎塞。一转眼打着旋的风飙， 卷到眼前，半空里只象是厚沉沉 一片呼啸，似恶鬼狂魔挥动蛮凶的飞翼， 驱逐着一大群狒狒吼，狼嗥，和野虎的 咆哮，浑沌沌的撼着地，摇着薄的天， 弥天扫下了坚硬的石雹和沙雨，/铜盔和铠片上叮叮敲乱了盖头钉，/噎扼着咽喉，剥着肌骨。大漠的黄沙/卷着螺旋飞上了天，满天的黄沙/又似坍崩了日月星辰狂塌下大地。/听西营里似劈山样轰隆地倒碎了/一行车，背后又猛一阵狂鸣惊跳起/一队驴驼和马。暴风撒着野是一个多/时辰，两耳里只灌着说不出名的昏沉， 恐怖，震撼，恶狠狠的癫狂，只叫你/想到白骨，寒冰，想到死——/ 风静后， 大漠好平坦，拖开长长的柔浪纹，/没有一星沾污的痕迹；只剩给全军/死洋洋的象一大块零乱的垃圾/半没在平沙里。将军叫重点人畜：/到傍晚军校相对无声地苍冷了脸，/默默低头把军薄捧上了幕府营，/将军在无言的凄怆里滴下了热泪。/明天一清早，全军缓缓地又向西行，/为悼丧垂了旌幡，鞞鼓也停了响，/回头看昨日的残营，分不清是牛马/是人，只乌鸦鸦一大片僵埋的死体尸。 读后，你能不为之动容吗？它使我们立刻想起唐代两位边塞诗见长的圣手王昌龄与岑参。王昌龄的《从军行》中说：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岑参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说：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然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千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同为西域，情景类似，一为亲身经历，一为“想象方式”，比之古诗人，《宝马》毫不逊色。可见在叙事诗中，赋是大有用武之地。 作为史诗，《宝马》的深刻意蕴，还是诗人通过这一历史事件，将它提高到一种哲学的反思。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认为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都基于事实。“自然科学是基于由观察与肯定的自然事实；心灵科学是基于由反思所肯定心灵事实。”因为它“要求史学家必须看透它并且辨析出其中思想来。”《宝马》一诗正是如此，在诗人看来，这场旷日持久、劳民伤财的战争起因仅仅是为了几十匹所谓宝马，在诗人看，这些马比起内陆六郡的黄骠马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为了它，不仅使几万汉军死于非命，也殃及许多西域小国，如轮台、却成两国就惨遭屠城。有这个必要吗？尽在不言之中。当然，我们自然不能否认那些为了“争汉家社稷的光荣”的将士们的爱国情怀，他们中的大多数确是为了祖国走向沙场，为此付出了生命。从历史眼光看，汉武帝求宝马，大宛王拒绝求马都有他们的理由，作为后人应如何看待这件事，就应如柯林伍德所认为的，古人有古人的问题，史学家的任务就要了解当时古人是怎么想的，这就要求史学家必须能够使自己设身处地重新思考古人的思想，然后才能解释古人思想的表现，即具体的历史事件。于是，根据历史即思想史的原则，即历史知识就是史学家在自己的心灵里重演。他所要研究的历史事实背后的思想，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新思想它们”。⑥也就是说，史学家的重新思想必须打上自己的眼光，也就是今人的眼光：一种“当代性”，是以史为鉴。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汉武帝不愧为雄才大略的一代王，然而由于他作为皇帝的权力高度集中，又得不到有效制约，他晚年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历史上另外与他并举的英王唐太宗与康熙也概莫能外，更不必说像朱元璋这样以流氓起家的皇帝，成为迫害知识分子文字狱的暴君了。只有这种“当代性”留给人们思索的东西愈多，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诗。 直白又称之为直寻。钟嵘在《诗品》序中说：“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拒出经史？观古今之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至于抒发感情的诗歌，又哪能注重用典呢？如“思君如流水”，是眼前的景色；“高台多悲风”也是目睹的物象；“清晨登陇首”，根本就没有典故；“明月照积雪”，难道是出于经书史籍？试看古往今来的佳句，大多不是借助用典，而是直书其事的。我们把直陈其事的称之为直白。如前所说的新生代诗人中以表现“生活流”见长的一些作品就采用了直白形式，就其反映普通人的日常琐细庸俗生活的“表现性”说，有可取的一面，但过犹不及，由于易和日常语言混同，诗的特质也因此消融了。相比之下，我们觉得魏志远的《我想念那个人》的直陈其事的写法更为可取： 在西藏东部/森林很茂密/骑马闯入森林/你能触到印度洋的暖流/那是在西藏东部/那古树参天/人烟稀少/那里是藏人生息的地方/我怀念那个人/我闻到森林的气息/在这座城市里/霓虹灯闪烁/我看见他了/那个人/他握我的手/握得很紧/现在/我的心依然疼着/那是在森林/我们不期而遇/下了马/他握了我的手/他说/我们都是年轻人/他说我们还是老乡 可取之处在于诗的语言是经过提炼了的口语，诗中的陈述的事件是经过选择的，经过多次重复，透过中心意象将诗人对友情的感慨表达得极其充分。直白的进一步铺张便是赋。《毛诗正义·关睢传疏》中说：“赋之言铺，直铺今之政教善恶，……则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基于人们对赋仅是直接叙述的片面理解，人们往往只看重比、兴而对赋是蔑视的。为纠正这看法的偏颇，叶嘉莹说：“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常认为只有目所见的具体外物，才是所谓‘形象’，这种看法是非常狭隘的。”她以《周易》中卦辞爻词为例，并对其中形象加以分类说：“关于形象的分类，基本上我们虽然只将之分为三大类，(指‘其一是取象于自然界之物象；其二是取象于人世间之事象；其三则是取象于假想中之喻象。’)然而事实上，所请‘形象’之含义，则是相当广泛的，无论其为古、为今，也无论其为视觉、为听觉，或为任何感官之能为感受者，便都可视之为一种‘形象’之表达。”她还认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赋”虽是直接陈述，但指的却是诗歌中足以起感发作用的“即物即心”。①它也是一种有选择的想象，并不是一种明镜式的反映。这种优良传统也为中国新诗所继承。如郭小川的《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甘蔗林--青纱帐》，艾青的《大上海》都是这样的赋体长诗。中国古代叙事诗之所以不发达，成功的叙事诗极少，如(长根砍)《琵琶行》《秦妇吟》《圆圆曲》等，究其原因，还在于人们没有正确理解赋的真正含义，认为它是记叙而不能抒情。其实，既然赋是一种“即物即心”，为什么只能叙述而不能抒情呢？正确的看法应如艾青所说：“叙事诗应该是叙事加浓厚的抒情。过分的抒情就成为抒情诗；情节太曲折离奇，又妨碍诗情。一首好的叙事诗，应该是叙事和抒情结合得恰到好处。”② 这才是对赋正确的理解，也是写好叙事诗的关键．唐湜的《海陵王》就是一首极好的赋体长诗。诗中记叙了金海陵王因读了柳永词《望海潮》倾慕南宋临安的豪富与美妙景色，率六十万大军南下，于采石矶兵败后自杀的故事，诗中的主要情节有海陵王的成长与夺权，有他与珍哥的爱情纠葛，有采石矶大战的经过与虞允文的风采描绘，有兵败后被迫自杀的场景，总之，诗中所表现的是行动中的人，行动不仅形成事件，而且也塑造参与事件的人物。但这些与长篇小说的写法是不同的，它不是事无巨细的精雕细刻，而是将叙述重点放在足以表现人物性格的内心情感的渲染上，这些都是人物一生中的闪光点。当海陵王统率大军抵达采石矶时，恰好是大雾弥天，这不能不给海陵王心头蒙上一片阴形影。此刻他怎么想呢？ 沙漠人哪见过这样的奔涌，/这样雄浑的大雾来？/海陵王忽然心中一动/闪电样想起了阵阵神秘的感慨；/葬送自己的许就是雾海？/可就拿这样壮丽的奇观/来结束自己壮丽的梦幻，/埋葬自己梦幻里的飞霞，/也算不了什么，有什么可怕？/这么壮阔的垂江大雾，/这么弥漫着的一片雾彩呵，/就作为生命的最后的茔墓，/也该是可以自豪，骄傲的，/有什么可怕，有什么可悲呢？/多么壮阔的送葬行列，/多么奇伟的送葬的彩旗呵，/把整个大地、整个世界/都掩盖起来，吞下去了，/自己不早就有了这样的预感么：/要葬身在怕人的一片风雪里，/叫漫天的飞雪作皎洁的风披/呵，该死得可以无羞愧，/没负却胸中的这一片豪气！/可这片浩荡的大雾不就是/打我心胸里吐出来的豪气？…… 一大段内心独白就把一代枭雄的不凡气度活画出来了，这是叙事吗?当然是。不过它是一种以抒情的方式呈现的叙事。它的这一特点就是何其芳所说的：“按照我们中国的传统，叙事诗也就是咏事诗……去比较那诗与散文的差别吧。在那有格律韵文形式的内部，是流动着反复歌咏的情绪的。他们不是在讲述一个故事，而是歌唱一个故事，因此抒情成分还是很浓厚。”③这首长诗是历史诗，也可以认为是史诗。我们应知道历史诗和史诗并非是一个概念。前者仅指以历史上曾有过的人和事作为作品题材的诗，而后者还应看它是否反映出时代的、民族的精神。诗中所反映的应是“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对此，黑格尔解释道：“史诗应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或‘圣经’。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应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全民族的民族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史诗这种纪念坊简直就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意识基础 ④ 。从《海陵王》这部作品看，诗人一反陈旧的传统说法，即认为海陵王是一个纵欲亡身的昏庸君主，而是将他写成一个马克贝斯的失败英雄，意在赞扬从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满族的民族精神。与此同时，也歌颂了以虞允文为代表的汉族的民族精神。诗人说：“这个戏该是一篇战斗的爱国主义的史诗，可决不能降低了海陵王，因为那样也就降低了虞雍公与他背后的浩淼激荡的长江。这两个人物应该是旗鼓相当又轴车相依的，只有这样，他们的形象才能有浮雕似的突出。”野心是可耻的，该受到谴责，但他那宁折不屈的性格却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就是诗人所说的“我从一个入侵者的狂热的野心与性格出发，从一个性格悲剧的角度来写，象《马克贝斯》样从海陵王狂热的梦想，从他的女真蛮荒猎人的性格出发，倾慕南朝的秀丽湖山与绚烂文化，要‘立马吴山第一峰'的狂妄想望出发。”长诗的最后，当海陵王被兵变的将士包围时，他本可以突围而去，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说： 残杀要拿残杀来结束呢，/自己酿的酒得自己来喝；/猎人该死在虎口赌徒拿生命作一掷，/有什么好说的？/死不过是/回归到我们的乡土？/打泥土里来，要归于泥土，/死亡，就走个黑沉沉的乡土；/我们的豪气压不倒那大江，/就该来结束这生命的旅途，/叫匆促的一生更显得悲壮！/“珍哥儿，我就先走一步，/在地下等着你一起上路！”/在龟山这冬天初雪的高台上，/海陵王拿七宝刀抹了颈项； 从海陵王的性格悲剧看，我们既可以看到他祖父阿骨打的血液在他身上流淌，也可以窥见他的后代子孙努尔哈赤的影子。 这一仗的意义确如黑格尔所说的是具有深远影响的事迹：“这一仗之后，女真人可就不敢再作征服南国的尝试了，南北两方的平衡局面终于稳定了下来。”⑤ 《海陵王》的成功显然借鉴了孙毓棠《宝马》一诗的技艺。唐湜对此诗推崇备至，认为它是新月派诗作中璀灿的冠冕。这首长达700多行的叙事诗在中国新诗中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它既是历史诗，又是史诗，两者高度融合，这自然就得益于孙毓棠既是诗人，又是历史学家。它取材限历史一个真实事件：为获得中亚地区的大宛国的汗血马，汉武帝于太初元年（公元104年）派武师将军李广利领军数万讨伐大宛，遭到惨败退回玉门关。大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李广利又率“十六万八千四百多壮士”再次西征，经过激烈的围城之战攻下大宛，国王毋寡被杀。汉军获良马几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多匹，班师回朝。由于时间跨度很大，诗人没有一一数说，而是被简化成为以下事件：中亚在区大宛国有宝马——汉武帝遣使求宝马——大宛国王毋寡拒绝献马——被激怒了的汉武帝下令讨伐——汉军失利退至玉门关，武帝下令全国征兵再次讨伐——西征途中经历与见闻——汉军围困大宛并最终取得胜利。从叙事角度说，这首诗所叙述的仅是一个事件的大致轮廓，可是当人们读后却有着荡气回肠、惊心动魄的感受，这艺术魅力来自何处？原来是诗人将重点放在开阔场面的发掘上，力图展示二千多年前的西汉帝国恢宏气势与人物精神境界的显现。汉朝的广漠与富裕；作为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城西安的金碧辉煌；西征途中艰险与大漠的壮美；汉军与大宛国士兵反复战斗的惨烈；汉武帝与大宛国王毋寡的内心世界，尤其在场面描写上，诗人将自己想象发挥到极致，如大漠行军，诗人为写出它的艰险、苦并由此突出战士们的英雄气慨，诗人写道： …… 向西去！向西去！一天天 头顶着寒空，脚踏着漠野，冷冰冰 叫你记不清北风已吹成什么日子， 只知道月已两回圆又两回残缺， 漏了破皮靴，羊袋也补过三五次洞。 顶着冷风一步步迎来更冷的风， 风似矛尖刺进了连环锁子甲， 甲下襦裳加汗凝成了冰；一步步 高了黄沙，少了衰草。鞴囊和水袋 都是冰坨，马背上结起梅花的霜点； 迎面戮来的是看不见的钢刀， 只觉得刺进了胸膛，刺进了髓骨； 破晓和黄昏整顿釜灶，十指忘了会 伸屈，又愁飙风里可真难燃着炊火。 每天军簿上总勾去几什兵，这别怨 苍天，是自己的爹娘没给你铜筋骨。 这一天正赶着路，忽然领头军 一阵金钲，全军前后扎住了兵马。 抬头看，天空找不到一块飞的云， 却丢失了太阳，黄沉沉的似雾， 似烟，也分不清是进了什么季候。 飞马传下了令，叫“准备暴风！” 一时会军都慌了手脚。骑兵卧下马， 马外挡住橐驼，教辎车屏 车轴交轴 团团都团起了桃花锁链。干沙里 掘了洞埋下行囊，紧堵住车轮 堆起了粮驮茭藁。只听见不知是 天和地的那一面边缘上远远地 象沉雷，闷塞的呻呤，又带着长长的 屠杀似的尖号，扑来了无边无极的一阵 凶蛮的噎塞。一转眼打着旋的风飙， 卷到眼前，半空里只象是厚沉沉 一片呼啸，似恶鬼狂魔挥动蛮凶的飞翼， 驱逐着一大群狒狒吼，狼嗥，和野虎的 咆哮，浑沌沌的撼着地，摇着薄的天， 弥天扫下了坚硬的石雹和沙雨，/铜盔和铠片上叮叮敲乱了盖头钉，/噎扼着咽喉，剥着肌骨。大漠的黄沙/卷着螺旋飞上了天，满天的黄沙/又似坍崩了日月星辰狂塌下大地。/听西营里似劈山样轰隆地倒碎了/一行车，背后又猛一阵狂鸣惊跳起/一队驴驼和马。暴风撒着野是一个多/时辰，两耳里只灌着说不出名的昏沉， 恐怖，震撼，恶狠狠的癫狂，只叫你/想到白骨，寒冰，想到死——/ 风静后， 大漠好平坦，拖开长长的柔浪纹，/没有一星沾污的痕迹；只剩给全军/死洋洋的象一大块零乱的垃圾/半没在平沙里。将军叫重点人畜：/到傍晚军校相对无声地苍冷了脸，/默默低头把军薄捧上了幕府营，/将军在无言的凄怆里滴下了热泪。/明天一清早，全军缓缓地又向西行，/为悼丧垂了旌幡，鞞鼓也停了响，/回头看昨日的残营，分不清是牛马/是人，只乌鸦鸦一大片僵埋的死体尸。 读后，你能不为之动容吗？它使我们立刻想起唐代两位边塞诗见长的圣手王昌龄与岑参。王昌龄的《从军行》中说：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岑参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说：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然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千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同为西域，情景类似，一为亲身经历，一为“想象方式”，比之古诗人，《宝马》毫不逊色。可见在叙事诗中，赋是大有用武之地。 作为史诗，《宝马》的深刻意蕴，还是诗人通过这一历史事件，将它提高到一种哲学的反思。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认为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都基于事实。“自然科学是基于由观察与肯定的自然事实；心灵科学是基于由反思所肯定心灵事实。”因为它“要求史学家必须看透它并且辨析出其中思想来。”《宝马》一诗正是如此，在诗人看来，这场旷日持久、劳民伤财的战争起因仅仅是为了几十匹所谓宝马，在诗人看，这些马比起内陆六郡的黄骠马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为了它，不仅使几万汉军死于非命，也殃及许多西域小国，如轮台、却成两国就惨遭屠城。有这个必要吗？尽在不言之中。当然，我们自然不能否认那些为了“争汉家社稷的光荣”的将士们的爱国情怀，他们中的大多数确是为了祖国走向沙场，为此付出了生命。从历史眼光看，汉武帝求宝马，大宛王拒绝求马都有他们的理由，作为后人应如何看待这件事，就应如柯林伍德所认为的，古人有古人的问题，史学家的任务就要了解当时古人是怎么想的，这就要求史学家必须能够使自己设身处地重新思考古人的思想，然后才能解释古人思想的表现，即具体的历史事件。于是，根据历史即思想史的原则，即历史知识就是史学家在自己的心灵里重演。他所要研究的历史事实背后的思想，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新思想它们”。⑥也就是说，史学家的重新思想必须打上自己的眼光，也就是今人的眼光：一种“当代性”，是以史为鉴。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汉武帝不愧为雄才大略的一代王，然而由于他作为皇帝的权力高度集中，又得不到有效制约，他晚年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历史上另外与他并举的英王唐太宗与康熙也概莫能外，更不必说像朱元璋这样以流氓起家的皇帝，成为迫害知识分子文字狱的暴君了。只有这种“当代性”留给人们思索的东西愈多，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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