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的南亚遗痕

     科摩林角位于南亚次大陆的最南端，被称为印度的“天涯海角”，它在中国史籍中称“甘巴里”。永乐五年秋（1407年10月），气魄浩大的郑和船队驶过印度洋后，首先停泊在这里，然后从这里前往阿勒皮（阿拔巴丹）和奎龙（小葛兰）。在这里，郑和是否留下了一些遗迹呢？
    古代王宫建筑是我们寻找历史遗迹的主要坐标。我首先来到了科摩林角的帕德玛南巴普兰王宫。据记载，这座古代王宫原是一幢土木结构建筑，经历代国王不断翻新和扩建，才逐渐形成了气魄宏伟的皇家建筑群。现存的最古老部分已有500年历史。在王宫客厅里，我看到一把黄花梨木椅，上面有镂空木雕。导游说这是明代的中国商人赠送给国王的礼物，共两把椅子，国王十分喜爱它们。他把其中一把放在迎客厅，自己坐着迎接贵宾，另一把放在议政厅。
     从议政厅下楼后穿过一个院落就进入了皇家餐厅。餐厅长78米、宽7米，可同时容纳2000多人就餐。餐厅尽头排列着12个中国菜缸，最大直径为1.3米，高1.5米左右。它们从惊涛骇浪中颠簸至此，静静伫立了近600年，釉面依然光亮照人。当年的菜缸里肯定盛满中国菜肴，这或许是郑和赠送给国王的礼物，也许是中国商人曾在王宫里大摆宴席的证据。有据可查的历史是，中国菜肴让当地的王公贵族赞不绝口。同样的鸡肉蔬菜，经中国厨师的烹调竟变得如此鲜美，当地人相信那是中国铁锅带来了美味。从此以后，中国铁锅在整个沿海地区流行开来。他们称这种铁锅为“秦尼查提”，在当地语言中，“秦尼”指的是中国，“查提”是炒锅的意思。现在，它已成了每家厨房的必备炊具。 
   从特里凡得琅沿海岸北行就到了古代贸易中心——奎隆。郑和船队多次在奎隆港口停泊，进行香料交易。从奎隆开始，清澈宁静的回水把阿勒皮（阿拔巴丹）与科钦（柯枝）串联了起来。回水是印度西南沿海地区所独有的风光。海水涨潮时倒灌入河流，形成了似湖似河的水域，在海岸附近的棕榈林里向北蜿蜒了200多公里。回水中鱼虾丰富，渔民沿河支起了上百个中国鱼网。据史料记载，这种中国鱼网是由郑和船队带来的。云南籍的水手在奎隆和科钦附近休整时，按家乡的捕鱼方式结网捕鱼，并把这种捕鱼方式传授给当地人。当地人一直称这种鱼网为“中国鱼网”。科钦海岸架起的一排中国鱼网，成了当地的观光景点。另一个港口城市阿勒皮（阿拔巴丹）在每年8月都要举行赛蛇舟，这种比赛也是由中国水手的赛龙舟演变而来，如今已成了阿勒皮的一大民俗活动。
     虽然我看到了来自中国的黄花梨木椅、菜缸、青花瓷器，目睹了当地人使用的中国鱼网和中国铁锅，但一路走来，却不见一幢中国建筑，连一座中国人的坟茔也踪迹难觅。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战争破坏。郑和船队离开古里（科泽科德）65年后，达"伽马从古里登上了南亚次大陆，使得香料贸易区在长达两个世纪里处于动荡和争斗状态。为了争夺胡椒、豆蔻、肉桂等香料，各个土邦之间相互倾轧，又不时与欧洲人兵戎相见，欧洲列强为了垄断香料贸易的经营权也互相残杀，这使得许多王宫和历史遗迹都变成一片废墟。
      印度人记得这一段历史，所以在帕德玛南巴普兰王宫里展览着国王率领士兵与葡萄牙人血腥交战的图画。库蒂拉玛里卡王宫里陈列着国王从荷兰人手里缴获的长枪。在这两个王宫和其他博物馆里，却看不到一件来自中国的兵器，只有青花瓷、菜缸和黄花梨木椅子，传递着和睦与友谊，它们是两个古老东方民族的文化交流见证。郑和曾在柯枝国竖起过一块石碑。碑文曰：“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这传递出了明朝皇帝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

古里：被遗忘的宿命之缘
     中国的玄奘、成龙早就为印度人所熟悉，但印度人却不知道郑和是谁，更不知道郑和与古里的宿命般联系。

     2004年11月，我又一次来到了印度西南海岸的科泽科德，郑和一生的航海都与这座弹丸之地的港口城市紧密相联。这里是郑和前三次下西洋的终点，也是后四次前往非洲东岸和阿拉伯国家的大本营，而且极有可能是郑和的生命归宿地。我一直认为中国最伟大的航海家就埋葬在这里，因此对这座城市多了几分情感和尊重。
这座被讲马拉雅拉姆语的当地人称为“科泽科德” 的港口城市，中国史书其为“古里”。郑和船队至少到过印度西海岸的五座港口城市，那些城市的中文译名与现今地名的发音基本吻合，如柯枝对应科钦，小葛兰对应奎龙，甘巴里对应科摩林角，惟独“古里”与“科泽科德”的发音差异甚大。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我才搞清楚了“古里”的来历。科泽科德（Kozhikode）是由马拉雅拉姆语中Koyli（宫殿）和Kodu（筑有防御工事）两个词素组合而成。中国人把这个城市名字简化成了Koyli（宫殿），它的发音与“古里”十分近似。
     科泽科德处在东西洋航线交汇点上，交通上的便利使这座港口逐渐形成了国际商业都会。元代的中国商人已乘船来这里交易。
     科泽科德北面16公里处是卡帕德村（Kappade）。这里有一座瓦斯科"达"伽马登陆纪念碑。1498年5月27日，达"伽马率领170名船员从这里登陆。这一脚踏上来，改变了印度近代史的走向。当地居民并不关心这座纪念碑的历史价值。它已经被包围进附近住户的院里。村民进出院子门需要躲闪它，反倒使纪念碑显得有些碍事。
     科泽科德的古代港口位于贝普里（Beypore），在科泽科德以南10公里处。由于港口淤积严重，大型船舶已转移到250公里以外的科钦码头。贝普里的码头逐渐萧条下来，演变成一个自然村落。全村人都是穆斯林，其中有很多是阿拉伯人的后裔。村民服饰也有十分明显的阿拉伯遗风。贝普里村主要经营造船业。贝普里村头的巨大船坞正是古代港口遗址，中国商船和郑和宝船就曾经停泊在这里。
      在科泽科德的几天里，我几乎走遍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向当地记者和学者了解郑和船队留在这里的遗迹，结果一无所获。中国的玄奘、成龙早就为印度人所熟悉，但印度人却不知道郑和是谁，更不知道郑和与古里的宿命般联系。这让我离开科泽科德时，心里增添了深深遗憾和郁闷。

斯里兰卡：郑和布施碑
    《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的发现证明中国船队不仅没有入侵的企图，而且体现了对当地各种宗教的尊重。

      南亚次大陆形如牛的乳房，从乳房里流出的一滴奶就是斯里兰卡，所以斯里兰卡文化中包含着南亚次大陆的所有文化基因。在这层层叠叠的历史中，竟然有如此清晰的中国痕迹。博物馆那几件釉色熠熠的中国瓷器还不足以震慑我，让我感动的是郑和当年竖起的石碑，静静伫立在石雕大厅一角。
      石碑高约1.7米，表面呈褐黄色，碑首雕刻着二龙戏珠，两侧有简朴文饰。它的年代并不久远，却承载着极重的历史价值，使一段飘忽的辉煌历史有了清晰轮廓。
郑和石碑原在斯里兰卡南部的加勒市附近，在一次道路施工中被发现。在二下西洋中，郑和船队在返航途中，停泊在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南部港口，添加淡水和食物，并与当地人进行交易。郑和在南部城市加勒附近的土丘上竖起了《布施锡兰山佛寺碑》。这块石碑刻有“永乐七年岁次己丑二月甲戌朔日”的日期，表明它雕刻于登岛之前。这是一次有备而来的布施。
     石碑上刻着汉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大部分已模糊难辨。汉文部分主要是礼赞释迦牟尼佛对船队远航的庇护。开头部分的字体较大：“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曰：……深赖慈佑，人舟安利，来往无虞……”泰米尔文是颂扬印度教大神湿婆，波斯文则是赞美真主安拉和伊斯兰教先贤圣人。郑和对三种宗教都给予了同等奉祀：总计布施“金一千钱，银五千钱，各色绽丝五十匹，织金绽丝宝幡四对，古香炉五对，香油两千五百斤”。这显示出郑和对各种宗教的尊重。
     在明代初期，当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船队出现在海平面上时，确实呈现出一种强悍气魄，根据《天妃灵应之记》碑文记载，“及临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掠者，剿灭之。”当郑和船队在小葛兰国（今奎龙）、柯枝国和古里国完成了交易，需要在锡兰港口停泊时，国王亚烈苦奈儿向郑和索要金银珍宝，遭拒后令5万士兵攻击船队。郑和统领约2000名士兵，一举生擒了亚烈苦奈儿和多名王室成员。1411年 5月 6日，郑和将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官属押解到南京皇宫，后被明成祖宽大处理，放回锡兰。亚烈苦奈儿是锡兰的一个土邦王，他曾成功阻击了北部的泰米尔人南下，并想兼并其他土邦王国。郑和船队的出现，确实改写了一段斯里兰卡历史。于是，某些斯里兰卡历史学家认为郑和率船队到达斯里兰卡是一次入侵。
    《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的发现证明中国船队不仅没有入侵的企图，而且体现了对当地各种宗教的尊重。郑和并没有像后来的欧洲殖民者那样在这个岛国大兴土木，这也说明了何郑和遗址在南亚稀少的缘故。也许郑和竖起这块布施碑的另一个目的，是让各种神灵保佑无缘重返国土的船员。他们有的在航海中生病去世，有的沉入大海，有的老死异乡。郑和布施碑也是对这些亡魂的庇护。

马尔代夫：漆器与瓷器
     一些懂得漆器制作的福州籍水手向岛民传授了漆器制作方法，当地艺人就地取材，根据自己的审美观念制作出了这种漆器。

     马尔代夫地势极其平坦，每个岛屿似乎都贴着海平面经过了刻意修整，据说全国连一个海拔2.4米的小丘也没有。这其实是海水造成的一种错觉，当地居民实际上都生活在山顶上，他们脚下的土地是亿万年前的火山口。死火山逐渐形成了26个珊瑚环礁，被海水分割成上万个小岛，长期露出水面的有1192个，有人居住的有202个。全球气候变暖使得海平面每年增高5到10毫米，许多小岛逐年缩小，有的只剩下了海平面上的一缕浅绿色。
马尔代夫自古就是跨国贸易的中转站。元代航海家汪大渊曾乘商船到过马尔代夫。他是有历史记载的造访岛国的第一位中国人。在当地语言中，岛屿被称为“安它鲁（atolu）”。“鲁”的发音与“溜”十分近似，所以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把马尔代夫群岛称为“北溜”。中国人把马尔代夫群岛称为“溜山国”或“溜洋国”。公元1412年和1430年，郑和率领的船队两次到达溜山国，向国王赠送了瓷器和其他礼品。马尔代夫国家博物馆里陈列着三件中国明代早期的瓷器，一件是青花龙纹执壶，另外两件是青花磁盘，其中一只磁盘是凤凰图案。
     在土著工艺品中，有一种漆器花瓶十分抢眼。漆器图案是抽象的花草图案，与其他工艺品明显不同。有专家指出，这种漆器受到了中国福建漆器的影响。据说这是郑和船队中的福州籍水手传授给当地人的一门技艺。
郑和船队中有许多福州船员。当他们远洋来到溜山国时，一些船员由于生病被留在岛上休养。在等待船队返航期间，一些船员乘坐多尼船，不时造访有人居住的8个小岛，以此来消遣时光。中国水手按当地人的发音和自己的理解，给8个小岛起了简单易记的名字：沙溜、人不知溜、起来溜、麻里奇溜、加半年溜、安都里溜、加加溜和官坞溜，总称“八溜”。他们逐渐与岛民建立了联系，一些懂得漆器制作的福州籍水手向岛民传授了漆器制作方法。当地艺人就地取材，根据自己的审美观念制作出了这种漆器。
     由于岛上没有大米和蔬菜，中国水手每天只能吃些鱼虾和带来的干粮。长期的单调饮食和枯燥生活让他们产生了思乡情绪。所以他们后来凯旋回乡时，深有感触地对乡亲说：七溜八溜，不如福州。这句俗语至今还挂在福州人嘴边上，作为对家乡的赞美。
      我乘船来到了出产漆器的伊达福士岛（eydafushi）。岛上只有几户人家生产这种漆器。老艺人阿里听说我来自中国，显得十分热情。他不知道这种漆器制作方法的来历，也不知道中国有类似的漆器，当地人制作漆器都是祖传的手艺。制作方法是先把木头雕磨成花瓶或各种容器形状，在上面涂上红漆、黄漆、绿漆和黑漆。等漆干透后，工匠用刀具在漆面上雕刻出花纹。由于刀法深浅走向不同，不同颜色的图案就呈现了出来，打磨之后再涂上清漆，就成了既实用又美观的漆器。由于制作这种漆器耗时费力，青年人都不乐意学。青年人都去从事赚钱多的旅游业去了。老艺人阿里显得有几分无奈。
      2003年10月，我在印度南部发现了一尊明代官员的鎏金铁像。从塑像服饰、衣冠、地域背景和铸造年代等方面来考证，这尊铁像应为郑和像，铸像时间应在宣德九年郑和逝世后至万历末年。这尊鎏金铁像的造型与1992年6月22日在福建长乐显应宫出土的“巡海大臣”中的郑和塑像极其相似。两尊郑和像，在中国和印度遥相呼应，印证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航海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