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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熟宣在古代书法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及其被更替的原由 摘要：书法所用宣纸的生、熟性决定其具有不同的表现张力和表现范围，为何现今的书法风貌与历史上的几个重要时期有很大差异，这跟所用宣纸的生、熟性也不无联系，这两类不同纸张的选用影响到用笔之法和书写的节奏等方面，造成的字形与神致有明显差异，认清前人在创立经典字体和法度的过程中所用纸类的生、熟性对研究和发展书法艺术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就古法所用宣纸的类型及其作用浅述本人的观点。 众所周知，宣纸乃中国特产，分生宣和熟宣。现今国内书坛除极少数人书写小楷时选用熟宣外，绝大多数以生宣作为书写的载体，笔者对这种“久已成规”并好象仍将“独当一面”下去的现象作了深入的思考，并认为不弄清楚用纸的问题，书法发展之路将失之偏颇。 中国字自产生直至东汉蔡伦发明的纸张普及之前，书写所用材质计有帛、竹、木、石等。[1]书法艺术发展到各体均渐成熟时麻纸也发展到相对“可用”了，考古专家指出，从汉武、昭帝开始，经过宣、元、成帝至东汉初及晋一直沿用麻纸，东汉、三国、西晋的墓中，不断出土竹简、木牍，表明当时还处在纸简并用阶段。纸简并用说明，一方面，当时纸的产量还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人们用简牍的习惯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才能改掉。这种情况到了晋朝就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晋代已能够造出大量洁白平滑而又方正的纸，人们就不再使用昂贵的缣帛和笨重的简牍来书写了。这一时期还采用了纸的施胶技术，后秦白雀元年（公元384年）款施胶纸是现今发现最早的施胶纸。它是在纸的表面均匀地涂一层淀粉糊剂，再以细石砑光，以此来增加纸的强度及抗水性能。类似的加工纸还有一种，称涂布纸，即将矿物粉（高岭石）或淀粉或其他胶粘剂均匀地涂在纸上，这两种比较平滑和光洁的纸不仅为士人写字著书所用，也为官府用以书写文书，[2]这期间的文人将书写的技艺随着书写材质的演进而提升到空前绝后的高度，先后涌现出一批著名的书法家，计有史游、师宜官、刘德升、梁鹄、索靖、卫夫人、钟繇、张芝、王询、王羲之、王献之等，他们将笔法与材质的结合逐渐达至完美，最终形成的书体与笔法也由此成为历代追摹沿用的一定之规，他们在熟用纸张之前所用的帛、竹、木、石等无疑性与“熟”纸更近，吸水性不强，这使得当时的书家们在“造体”时必须充分熟悉并利用其特性，当质量较好的麻纸、棉纸等逐渐取代它们后，书写者的习惯和要求很可能是需要延续的。 我国宣纸出现的最早时间是在唐代，这是地名命名的纸，之前的纸一般有以人名命名的纸，比如蔡伦发明的那种纸叫“蔡伦纸”，后来还有东莱人左伯发明的“左伯纸”等；还有以纸的主要原料命名的，比如棉纸、麻纸等。[3]上面提到的“施胶纸”和“涂布纸”实际就是在各种纸上进行“深加工”的纸，可以看成是“熟宣”的前身，当时人们对书写材质的要求基本就是：便利、结实、厚重、易控制、字迹清楚这几方面，“生”纸显然就不及“熟”纸广为人们认同并使用了，古时的这一“常态”一旦形成也将延续得相当久远。 这里总体认识一下从晋代到明代这期间人们书写所用纸的“生”或者“熟”，举例来看现今还留存的这一千多年间最重要的名家之作，如：晋代王羲之的代表作“兰亭序”、“快雪时晴帖”，王询的“伯远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至唐代欧阳询的代表作“梦奠帖”，颜真卿的代表作“祭侄稿”，柳公权的“蒙诏帖”，至宋代苏轼的“寒食帖”，黄庭坚的“诸上座帖”，至元代赵孟頫的“书绝交书”，及至明代董其昌的“乐毅论”等等，所有这些名家代表作所用纸张不论纸质粗精，无一例外皆为“熟性”纸（其中个别的绢本亦属“熟性”），笔画架构无不纤毫毕现，鲜明而清晰，不见浸渍而显精神，与今人用生宣书写而成的“水墨透润、淋漓”之感实大不同也，这些称得“万代宗师”者都选择纸之“熟”性为己所用自然是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的。这样分析起来，基本可以说熟宣或“熟”纸，在这一千多年间造就了绝大部分重要的书家及其书作。另外，还有下面三个因素也影响着这期间书法的应用和发展： 一、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古代书作主要有两大类：“帖”和“碑”，首先“帖”帖的文字内容大致分为书信、诗词歌赋、经文这么几类，它们的表现形式有信扎、册页和手卷这么几种，而这几种形式的纸张在古代一直都是用熟宣做成的，历史上十分名贵的“澄心堂纸”“薛涛笺”和“金花笺”，即是在生宣纸基础上用重矾加工制成的熟宣。[4]生宣在很长历史时期内竟然只是种半成品，鲜为人用。 二、“碑”的内容多为蓦志铭、序文等，幅面虽大但文字较多，字一般也写不太大，必须清楚和规整，古人在石碑上直接写字称为“书丹”，石碑须选细硬的石材，其吸水性当与熟宣近同而与生宣窘异，不能如生宣般洇墨易至模糊。历史上重要的书法家留下了不计其数的碑刻作品，各个时期字体的形成与书法家们大量书“碑”的经验是分不开的。 三、古代不存在近现代才出现的书法展览和比赛，人们不常会在纸上进行大幅的创作，所以在传世的书作中很少看到明代之前的大幅书法作品，明代前写在纸上的中堂和大的条幅都非常罕见，这也让生宣很难有机会大量地展现其书写大字时具有的一些特定优势。 通过以上几点，我们就很清楚地知晓古人的书写活动基本都是与熟宣或者“熟”性的材质如石、竹、帛、木等联系在一起的，这确切地表明了“熟”性就是推动中国书道形成并一直发展沿用最重要的材料的“属性”，熟宣自产生后更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必然对书家们的用笔技艺、体式、法度及书写习惯造成重大影响。 其实可考的遍用生宣书写的“惯常”应该就是在明代清中晚期一大批接连不断出现的大写意画派大师和受其影响的书法家的崛起后逐渐形成的，大概在三、四百年间，便转变成最多书画作品“通用”、 “必用”的纸张。大写意画经过明代的林良、沈周、陈鹤、陈道复、徐渭、陈老莲、清代的八大、石涛，“杨州八怪”中的李鱓、郑板桥、李方膺、罗聘等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了一个磅礴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画坛和近现代画坛的强大的文人花鸟画大写意派。[5]而大写意画的意趣决定其载体最终会选择之前久遭冷落的生宣。明代晚期出现了以徐渭、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璐和傅山为代表的大书家们开启的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重大转型，他们的书作在载体形式、笔法、墨法、线质、结体、章法以及审美风格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打破了传统“二王”帖学日趋僵化的模式，呈现出非常活跃的自由创造状态。[6]这种风潮在清代以后更有愈演愈烈之势，直至今天成为非常“不拘一格”的局面。明清时期，书、画在演进的过程中，造纸坊在人们对生宣的需求不断增大的前提下也乐得省却最后“做熟”的工序，省时省力又更便宜，可谓何乐而不为，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市面过渡到遍皆生宣，熟宣因减产而不多见，加上大量涌现的极富新意的笔墨趣味、用生宣写就的书作如同“洗脑”般冲击着人们的审美习惯，后来人也就基本不追前人作书的“惯常”，而将生宣视为书法的当然用纸了。 大凡习字之人都知道，用生宣写字刚开始会不大习惯，而后便可利用其吸水性强的特性让字变得“沁润”不少，别有韵致外，还比较容易掩饰各种本身笔法不足造成的“秃、尖、露、叉、涩”等毛病，很多习字之人在掌握一定结体之法后便很容易表现得“恣意”而不“严谨”大概也与生宣这种特性有关，另外一方面，现今书法界的字普遍都写得比较大，大过古人许多，跟用生宣也难脱干系，它较强的吸水性使得其上书写大字时更加酣畅而奔放，字小时容易由于墨洇而难以将笔划从容地表现出来。在日常书写的工具和方式都发生重大改变的现代，人们几乎是不可逆转地放弃了毛笔小字的书写，加上居室扩大的陈设要求、对各种展览和比赛的视觉考虑等因素，让生宣的舞台愈加放大，熟宣几乎被挤出了主流书法的舞台。 不少现当代书家将恰当的笔法运用在生宣上开创了多样化的全新书法面貌，大大充实了书法的表现手法和形式，具有非常重要的开拓意义。生宣的广泛使用可以看成是几千年书法史上的一种“年轻”的探索和“年轻”的路子，但我们不应该让书法史上历经更长时间的熟宣中断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服务，否则势必造成极大的缺憾。 勿容置疑，用生宣书写时的笔法是不能和用熟宣书写的笔法完全重合的。如果王羲之用生宣来写“兰亭序”的话，且不论高下，无疑将是另一种模样跟风格。当然，不是说他用生宣书写就一定有所“不及”，就象用熟宣也可以画大写意的中国画一样，只是需要调整一下表现手法和意象拟境罢了。 古人运用熟宣“妙笔生花”了近两千年，我们就不能再在上面推陈出新了吗？当然不是，习书者如用跟古帖一致的“熟”性宣纸不是更能快捷准确地得“取其形，得其法”吗？得其法后继而成就“自我”的体式风格想必也更加顺理成章了。 李 博 2009年6月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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