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时期边镇将军幕府

唐玄宗时期的开元、天宝年间是唐王朝骤兴骤衰的时期。开元年间，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玄宗诛韦氏，擢用贤良，革中宗之政，依贞观故事”[1]。开元以来薛讷、郭元振、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等变帅和边镇幕僚相继入朝为官。一时间人才济济，这些中枢们或出身边镇幕府；或遥领边镇。在边疆任职期间，总戎外虏，使得边境晏然，利用边帅之权荐举才俊，朝廷得士，但也避免不了朝臣们利用边镇幕府争夺权势，致使天宝时期党争不断，终使边镇成割据之势。今就以唐玄宗时期边镇幕府对唐王朝政治的影响做一番探讨。

一，边镇幕府辅佐边帅，维护边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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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边镇幕府，是节度使幕下各种使职的混合。其主要幕职有副职，行军司马、判官、掌书记、参谋、推官等，观察使府下又有副使，支使、判官、掌书记、推官、巡官、衙官、推官、随军、要籍、进奏官等，此外边镇一般要兼支度、营田、招讨、经略、安抚等使职，也有副使、判官、巡官等大批幕僚。而这些使职的形成又与唐朝初年的边境形势及节度使得设立息息相关。唐朝初年，先后击败东突厥，薛延陀，降服漠北诸部，设立都督府，此后，又打败西突厥，灭高昌于其地设立州县以治理；显庆年间(656-661年)又平西突厥，陆续设置十六都督府，七十二州，一百一十县。这时的唐王朝处于开疆拓土的攻势态势，于是“缘边都督其在边疆，准设烽燧，审斥候，立障塞，备不虞而已。”[2]但是从高宗仪凤年间(676年-679年)到景云(710年-712年)、开元（713年-741年）之际，唐王朝周边的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周边的少数民族逐步完成封建化，势力逐渐强盛，如东北的契丹、奚时刻威胁着唐王朝的河北地区；漠北的突厥又再次崛起，时刻南下骚扰北疆；西南的吐蕃，南诏的崛起使唐王朝寝食难安，从七世纪开始唐王朝对吐蕃的战争均遭惨败，甚至在仪凤三年(678年)，大将刘审礼也葬身青海。这一系列的战事和形势的变化迫使唐王朝不得不采取对外守势的策略，“少发兵，且以备边…且令大将镇抚，蓄养将士”，[3]竭力维持现有疆土。在这种情况下，边境地区陆续建立了一些军镇，范阳清来军、威武军以及平卢军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的，唐玄宗在位时正式设立缘边节度使，“是时，天下声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羁縻之州八百，置十节度使，使以备边”。[4]由攻势转为守势，这要求边镇节度使耗费更多的精力，需要更多的僚佐辅助其备边，使边镇幕府随着节度使权势的增大随之扩大。于是这些使职就构成的节度边镇幕府，这些边镇幕府的规模极为庞大，职能极其完备，在边地战乱频仍之地，他们辅助边帅，在镇抚边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边幕僚佐参谋军事，统协军政。边幕僚佐被边镇节度使辟入幕府，取得边帅信任后，辅助府主参谋军事，协理军政。寇洋在被辟为朔方镇节度判官时，先后辅佐王峻，萧嵩两位节度使，而做为府主的王峻、萧嵩对寇洋以充分信任，“悉以金戈之事咨于幕下，乃逐獯虏，勒铭于牛头山，乃东受降城使，匈奴惧焉”[5]。陈山庆为河西节度使幕下判官时，“植性方雅，从事公勤评刑有亲恤之名职著军州之效，任惟执宪，寄以佐边”[6]。河西节度使萧嵩辟牛仙客为节度判官，倚为心腹，军政尽委于仙客，仙客为人忠厚，注重礼节，工作勤勉，受时人赞赏，“开元初王君奂为河西节度使，以仙客为判官，甚委甚之，时又有判官宋贞，与仙客俱为腹心之任，及君奂死，宋贞以为吐蕃所杀，仙客以不从获免。俄而萧嵩代君奂为河西节度使，有以军政委于仙客仙客清勤不倦，接待上下，必以诚信”[7]宋贞在王君奂幕下任判官时，参与了对吐蕃战争的谋划，然而不幸战败被俘，吐蕃将领夺君旌节，先杀其判官宋贞，剖其心曰：“始谋者汝也”。[8]从上事可看出宋贞做为幕府僚佐为府主参谋军事，在此次战役中的作用，使得敌对的吐蕃对边帅的幕僚十分痛恨。张楚璋在李暠幕下任节度判官时，“公家之务，尽委之矣，公亦当之，亦无让色” 。[9]兵部尚书萧嵩任河西节度使时，因不擅军事奏请朝廷任命裴宽、郭虚己为自己的幕府判官，萧嵩对二人十分信任，“累年专见委任”[10]，可见裴宽、郭虚己作为幕僚对边帅们的影响及对边镇的重要作用。从这一系列的事件可以看出幕府在边帅行军作战中为边帅征伐外虏出谋献计。

其次，边幕僚佐们不仅对府主的军事行动参谋划意，还帮助边帅处理所辖军州事宜。根据史料记载，边镇节度使幕下有三个系统，一是节度使府僚佐，二是节度使所兼辖区首州或首府长官僚佐，三是节度使所兼诸使僚佐，这些僚佐的设置是唐中央朝廷为了尽可能满足边镇各方面的需求，使边镇在同外虏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因而边镇幕府的职权十分庞大，幕府除节度判官外，还有支度，营田等使职，这些僚佐竭力辅佐边帅处理军政事务，在节度使镇守边地，对外征战时，保证军需供用。如王承裕被辟入朔方节度使幕府后，被委于水陆转运使，营田使时，谋罔遗筞，田畴多稼，士众赢粮。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器械对战争中的双方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粮草器械从内陆转运至千里之外的边地 ，耗费十分巨大，这对国力强盛的唐王朝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王承裕在边地协助边帅广屯营田，多方筹措粮草保证军事需求，为边疆战事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士众赢粮是对王承裕的高度赞赏。像王承裕这样竭力辅佐府主，协助处理粮草、器械，保证军备充足的幕僚，广受缘边节度使的青睐。张介然为幕府僚佐时，曾以“谨慎善筹措[11]”而闻名天下。天宝中，王忠嗣，哥舒翰，皇甫惟明相次为边镇节度使时，相继委其以营田，支度等使职，因功被提升为卫尉卿兼行军司马。由此可见，边镇僚佐们辅助节帅转运营田，成为边帅征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努力工作为边帅征战积累坚定的物质基础，使边帅们的征战无后顾之忧。

再次，由于身处边地，战争频仍，边幕僚佐以他们斐然文采表奏书檄，不仅帮助府主处理往来书信，还以他们的文才提升府主的名望。如朔方节度判官陈九言“清才雅望，敏学工文，是周行之俊义, 致远之良具”[12]，剑南节度使幕下掌书记杨仲宣“横为酷吏王勖所诬陷，贬授台登县尉，剑南节度使益府长史韦抗奏公为管记，飞书之急，倚马立成”[13]。此外有的幕僚还曾奉使虏中，游说胁诱，建功域外，王悔在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幕下任管记右卫骑曹，契丹首领屈烈部即将骚扰边地，唐王朝北疆面临者严重的威胁， “悔至虏中，游说祸福，虏乃不入”。[14]另外，张守珪任范阳节度使时，频频出击契丹，每战皆捷，使得契丹首领屈剌与衙官可突干十分恐惧，派遣使者前来诈降，张守珪识破其阴谋后，派遣王悔出使契丹，“悔至屈剌帐，贼初无降意，乃移其营帐向西北，密遣使引突厥，将杀悔以叛，会契丹别帅李过折与屈突干争权不叶，悔既诱之，夜斩屈突干，尽诛其党，率余烬以降…守珪因出师次于紫蒙川…缚屈剌干、可突干等首于东都，枭于天津桥之南”[15]这些掌书记们，续理所部之氓，以镇守邦国，赞天子，施教化，而又外与宾客四邻交，奉使虏中，配合边帅的军事行动，建功于域外，维护边境的稳定。

边镇幕府正是随着边镇的设立而发展，幕中汇聚了大批才华横溢的使职僚佐。在辅佐边帅镇守边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或参谋军事，协理军政，使得边帅屡屡取胜，边镇政通人和；或转运营田，支度计会，保证边军供应，为边帅行军作战积累丰富的物质基础；或掌军中表奏，以文才效命。甚至奉使虏中，游说胁诱，使边帅在征讨中屡立战功。

二，边镇幕府辟署才俊，为唐廷延揽人才。

众所周知，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各方面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成为此后一千余年封建王朝选拔官员的制度和方式。但是科举制在唐王朝尚处于创始阶段，不能完全适应当时环境变化，有着许多不可避免的缺陷和不足，其一是取士员额少，主要科目只有进士、明经，秀才等科目，“进士明经，岁大抵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16]，“唐时所放进士，每岁不过二三十人”[17]而当时唐王朝疆域之大，人口之众，致使参加科举的士子数不胜数。这种情况下不能罗尽天下英才，势必会使大批士子老于场屋，终身逐鹿于科场；其二是当时的科举制度和章程尚因属草创阶段尚不完备，作弊情况十分严重，进士科可不是有才能就能考上的，更加看重的是名望和出身以及朝中有无人举荐，这一切使得科举只不过比察举制仅仅公平点而已，“贡举猥灆…所谓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18]甚至于“曾任州县小吏，虽有辞芒，长吏不得举送,违者举送官停任，考试官贬黜。”[19]其三是进士及第后难以做官，士子科举及第只是表示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即拥有了功名在身，即有了“出身”，接下来还需参加吏部的“身，言，书，判”试或制举才能释揭。身体健康，五官端正，语言有逻辑，书写工整，推理逻辑，缺一不可，其中仅仅身体健康，五官端正就使得许多身有残疾或容貌异常的才俊难以通过吏部试。此外，“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人仕，尚有试吏部一关”，[20]即使释谒试通过之后，也仅仅获得一个八九品的卑官，如高适及第后仅获得封丘县尉，岑参及第后，仅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此外，从另一方面而论，由于唐玄宗时期“李林甫为相…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21]李林甫一意排斥文学之士入朝做官，从而使得大量英才难以通过科举施展抱负，有才华的官员常常受到李林甫及其党羽的打压，难以通过正常的秩序获得升迁的机会。

然而，与以上科举制的不完善和朝中对科举出身的官员们的不利朝政相比，由于统治者重视边功，给予边镇节度使们较大的权力，他们辟署的幕僚们通过府主的举荐易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而获得升迁的机会。又由于边镇幕府“或以白丁命官，或自下僚擢迁…惟其才能，不问其所从来”[22]吸引了众多未从科举的白衣和老于场屋的寒门俊造们。甚至还有许多科举及第而未释谒的有出身的士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边镇幕府对才智之士的辟署和府主的荐举为唐廷延揽了天下英雄，被天下视为入仕之要津。

边镇之所以能够为唐廷延揽人才，其有着种种因素。首先，边镇地区复杂的形势对人才的要求十分严格，僚佐们不仅要帮助边帅处理所辖军州事务，如营田、支度，还要参谋军事，协理军政，甚至要求僚佐出使虏中，配合军事。所以边镇幕府辟署的僚佐必须有真才实学，并且是经世致用的实用之才，这迫使边帅们不得不慎选才望以佐其才。另外，朝廷又有相关的委任责任制度，“国家设观察使，即古州部使之职，代朝廷导风化而宣布德音，振举万事而沙汰百吏者也，民俗之惨舒，兵赋之调发，刑狱之冤滥，政治之得失，皆得以观察而行之，其任可谓重矣”[23]。这一系列的现实要求和国家制度使得边镇节帅对人才有着迫切的需求，不得不广招英才，而不敢随意征辟毫无才学的亲朋故旧，以免误其边事，遭受朝廷责罚。因此，边镇一方面有着对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面临着国家和边境复杂形势的约束，使得边镇幕府往往能够取得真才实学之士。

其次，边镇幕府的辟署重才行名望而轻资历出身,这使得边镇节帅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为朝廷延揽英才。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摆脱了朝廷铨选的繁琐程序、僵化的取人标准和资格方面的种种限制，使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俊才能够迅速得到任用，并在幕府中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或给仕人继续升迁铺平道路。不至于像铨选那样只在资格上“论合不合，不论贤与不贤”[24]，贤愚一概，致使英才沉滞不迁。如名士高适在进士及第后，仅仅获得封丘县尉这样的卑官，“鞭挞黎庶，拜迎长官[25]”，这显然不是高适这种才俊所希望的。于是在开元十九年（731年），高适弃官北游燕蓟，次年春又到达太原，与河东节度使幕下僚佐们宴饮，作诗颂美诸幕僚，诗曰“并秉稻钤术，兼该翰墨筳”[26]，盛赞中寄予了被引荐入幕的期望。后离开太原前往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幕府继续寻找出路，最终凭借自己的才华入得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好友杜甫曾作诗曰“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达，足以慰所思。”[27]从诗中可以看出杜甫对高适入哥舒翰幕的肯定以及对高适得以一展才华寄予厚望。高适也不负众望，被辟为幕下掌书记后，凭借其卓越的才华，相继转迁为淮南节度使，蜀州刺史，剑南节度使等，爵至渤海县侯。岑参进士及第后，多年居于闲散卑职，不得升迁。对于这种难以施展胸中抱负的境遇曾发出“丈夫三十不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28]的感慨。遂弃官入边镇幕府，先后入安西高仙芝、封常清幕下，侧身佐戎幕，裣衽事边陲。后因边功入朝为右补阙，接着转为起居舍人，最终官至嘉州刺史，一展抱负。此外还有著名诗人崔颢入河东幕府；高尚、严庄因仕途无门入安禄山幕府，成为安禄山幕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谋士。这些人都因入边镇幕府一展抱负，名扬天下。由此可见，边镇幕府对人才的辟署，为朝廷延揽了众多青年才俊。

再次，边镇幕府僚佐由于身处复杂而又艰苦的边镇地区，俸禄高，职权大。再者由于唐玄宗重视边事，采取多种措施吸引天下英才从军入幕，以满足边镇对人才的需求，如为才俊们在幕府掌职，政治身份和迁官资历等方面予以幕僚们以方便，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人才涌入幕府，“唐有天下，诸府自辟幕府之士，为其才能，不问所从来，而朝廷常受其俊伟，已补王官之缺，是以号称得人”。[29]从戴伟华著《唐方镇文职僚佐考》一书中，大致可以了解到文人入幕的规模：从节度使设置到唐玄宗天宝末年，进入边镇幕府的文士达174人次，而进入使府的诸科登第文士有29人次，由此可见边镇幕府吸引人才之盛。

从以上可知，边镇幕府能够为唐廷延揽人才，正是由于当时封建社会环境和统治者重视所决定的。在隋唐时期，社会经济发生深刻变化，九品中正制瓦解，科举制尚未完善，这使得才智之士不到不另寻他途。而此时，边镇幕府受到唐玄宗重视边功的影响加之边镇幕府的各种有利因素，如边境复杂的形势使得边镇幕府对人才的迫切需求；边镇用人较科举取士灵活，简单容易和唐中央采取种种措施为边镇僚佐提供生活和仕途上的便利。这一切使边镇幕府为朝廷招揽了人才，使唐王朝的官僚体系得以持续有效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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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边镇幕府参与党争，沦为党争工具。

边镇幕府虽然促进了唐王朝社会稳定，边境安宁，且为唐王朝延揽了众多英才。但由于亲密的幕宾关系，引拔举荐旧幕僚属，在唐玄宗执政时期，已成声势。常常致使他们结成朋党，在朝廷内外互为党援，党同伐异。

众所周知边帅在边镇有权辟署才智之士入幕，荐举有功之僚佐。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彼此形成了较为亲密的关系，在边帅或幕僚因功入朝后，又凭借他们的地位和权势，引拔举荐旧日僚佐或府主入朝为官，倚为党援。如萧嵩为河西节度使时，辟裴宽为节度判官，倚为心腹。嵩因边功入朝为相后，荐裴宽入朝为中书舍人，结成党援。当此时，萧嵩与裴光庭同为宰相，“同位数年，情颇不协”[30]裴光庭对萧嵩引荐之人多加阻挠。而裴光庭建议制定的循资格转迁官员的方法，萧嵩当政时将其罢黜，裴所引用的官员更不见容于嵩。从中可见党争之激烈。天宝年间，幕府僚佐出身的牛仙客因任河西节度使时，“所积仓库盈满，器械精劲”[31]，被招入朝为宰相，当然这还与李林甫的举荐分不开。而李林甫之所以引荐牛仙客则是出于在朝中与政敌张九龄争权夺势。果然，牛仙客入为宰相后“既居相位…唯诺而已”[32]，使得李林甫得以独霸相权二十余年。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崔瑞德在《剑桥隋唐史》中对此评价说“牛仙客是一个完全新型的宰相，他的任命标志着边陲将领日益卷入朝廷时期的开始。”牛仙客是边镇僚佐出身的边帅，代表着边镇节帅同其僚佐们利益的结合。牛仙客的的入朝标志着边镇幕府也日益卷入了朝堂的党争。张说出为相州刺史、天兵军大使时，听说咸阳尉李登素有贤名，将其妹婿阴行真的女儿嫁给他，结为姻亲。等张说出任并州长史、天兵军大使这样的边帅时，并将其引入自己幕下。开元九年，张说入朝为相后，立即利用自己的权势举荐李为长安尉。可见，边帅多方拉拢才俊并和幕下僚佐结为亲密关系，待其获得更大的权势后援引幕僚为党援。另有并州晋阳士人王瀚素有才名，并州长史张嘉贞听说后，“奇其才，礼接甚厚”[33]，入朝为相后，举王瀚入朝为秘书正字，后又转迁为通事舍人、驾部员外。天宝中，李林甫入相，曾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既无党援，帝以为然。”[34]这句话中可看出李林甫为堵塞边帅入相之路的手段，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边帅利用幕僚入朝后积极参与党争的事实。

天宝中，杨国忠“诏拜剑南节度支使，营田副使，知节度事，俄加本道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35]其利用手中边帅辟署幕僚的权利引窦华、张渐、宋昱、郑昂等人入幕做为边镇使府的僚佐。这些人虽被辟为边镇僚佐但并不在边地帮助府主处理使府事务，却留居长安，作为杨国忠的亲信爪牙。杨国忠对这些幕僚们常常不次迁擢，使他们进入朝廷中枢与其结为党援。如窦华、张渐被朝廷任为翰林学士，宋昱被任为中书舍人，郑昂被任为吏部郎中。可见杨国忠利用节帅的辟署之权，四处延揽才俊自佐，结为死党以组成自己的智囊团，与其党羽互为党援，把持朝政，弄权舞弊。

在朝堂之外，边镇节度使也利用幕府的辟署和朝中党争遥相呼应。如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欲与朝中杨贵妃结为党援，对幕下僚佐采访支使鲜于仲通说“今吾独为上所厚，苟无内援，必为李林甫所危，闻杨妃新得幸，人未敢附之，子能为我至长安与其家相结，吾无患矣”。[36]鲜于仲通作为幕僚便积极为府主引荐杨妃的亲戚杨国忠。于是章仇兼琼便辟杨国忠为推官，以对得宠的杨贵妃示好，希望在朝内得到杨贵妃的援助。杨国忠将要离开剑南节度使幕府远赴长安时，章仇兼琼便送给杨国忠大量财物，期望其在朝中用此财多方走动。可见章仇兼琼的这一行为使得边镇幕府沦为边帅和朝臣参与党争的工具。

综上所述，士人既由府主辟署入幕，他们便自称出于某某门下，将来的出路也往往靠府主的举荐。正是这样的情况，使得边帅与举荐的才俊们相互难免抱成一团，形成一个个势力圈，而边帅手中的辟署权此时已成为拉帮结派的共工具。开元天宝年间，边镇节度使依靠幕府辅佐凭借边功入朝为相后，往往引用其在边镇时的亲信僚佐入朝为官，或朝中大臣兼边镇节度使，凭借节帅身份招贤纳士，已结党援，擅权中枢，使天宝政局愈来愈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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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边镇幕府增大节帅权势，增强割据之势。

边镇幕府的发展是随着边帅之权的扩大而发展起来的。反过来，边镇幕府的发展又促使边帅获得更大的权利。随着唐中央朝廷的羸弱，边镇也日益形成割据之势。

边镇属官与其长官一样，属于差遣使职，并无品级可述。故而一般均为边镇长官自辟，由朝廷派遣或经朝廷追认。天宝中，边镇节度使又身兼数职，以范阳（幽州）节度使职权为例，“开元二年(714年)，置幽州节度使，诸州军管内经略，镇守大使，领幽、易、平、檀、妫、燕六州，治燕州；八年(720年)，幽州节度使兼本州经略大使并节度河北诸军大使；十五年(727年)，兼河北营田、支度使；十八年(730年)，增领蓟、沧二州；二十年(732年)，兼河北采访处置使，增领卫、相、洺、贝、冀、魏、深、赵、恒、定、刑、德、博、棣、营等十六州及安东都护；二十七年(739年)，增领河北海运使；天宝元年(742年)，更幽州节度使为范阳节度使增领归顺、归德二郡”[37]。后唐玄宗又下诏，称“诸道军城，例管蕃落”[38]。各边镇依制俱置僚佐，其幕府自然扩大，幕府不仅辅助边帅备边，还帮助边帅处理所属军州事务。正是由于边镇幕府的存在，促使边镇朝着地方行政辖区发展。虽然依制其僚属应由朝廷除授，但在天宝时期，唐玄宗怠于朝政，使得边帅掌握实际的权利，尤其是边帅又兼本道采访处置使，监理州郡之政，停置州县官吏。在这种情况下，幕府的权势随着节帅的权势扩大而逐渐膨胀，士人入幕佐政走向了唐中央意愿的反面。各边镇节度使积极延揽才望时也注重与幕僚结为一体，互为羽翼。天宝中，裴冕以知恩重义闻名，其“虽无学术，守职通明，果于行事，鉷甚委之，及鉷获罪伏法，时宰相李林甫方窃权柄，人咸惧之，鉷宾佐数百，不敢窥鉷门，冕独收鉷尸，亲自护丧瘗于近郊”。[39]哥舒翰为河西节度使时，听说裴冕的这种义行后，辟裴冕为行军司马。像裴冕这种义士最受节帅们欢迎。安禄山为范阳、平卢等三镇节度使时，久蓄异志，多方延纳才俊入幕。高尚、严庄、张通儒等怀才不遇的才俊被安禄山辟为幕府僚佐，与府主结为一体。在择木而栖，士为知己者死，只为知己者用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的影响下，边镇幕府道的这种幕宾关系转为相互倚重，荣损与共，形成一个以安禄山为核心的地方势力，在高、严等幕僚的辅佐下，安禄山“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40]最终于天宝十四年（755年），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15万士兵，号称20万，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安禄山的叛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使得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政权岌岌可危。

小结：

唐玄宗时期是边镇正式确立的时期，在唐玄宗前期，由于唐玄宗的勤政，严格规划着边镇幕府的发展，使其有利于唐王朝政治的稳定，促进边境安定，为唐王朝延揽人才，扩大其统治基础。但随着唐玄宗对朝政的懈怠，渐渐难以有效的引导边镇幕府的发展，致使边镇幕府逐渐成为朝臣们争权夺势的工具，使得边镇幕府的发展朝着唐统治者的对立面发展，最终与边镇节度使结为一体，使得边镇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最终酿成安史之乱，唐王朝也由盛转衰，昔日繁华也一去不复返。由此可见，唐玄宗时期，边镇幕府一方面维护了唐朝边境的稳定，为唐王朝延揽各种实用之才，从而对科举制的缺漏拾遗补缺；另一方面，边镇幕府逐渐沦为朝中党争的工具，随着唐玄宗对朝政的懈怠，逐渐与边帅结为一体，形成威胁政治稳定、中央集权的割据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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