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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与沈从文有师承关系。 我们知道，他们两位都是作家，写作的调调都是偏于淡雅滋味的，揉入了自然的柔美。可知，汪曾琪从他的老师——沈从文那里受益颇多。 在汪曾琪忆先师教习作课时，言及经验对于今天的语文课老师教孩子写作文还是有启发意义的。 其一，沈从文师教习作，不是先讲一通写作技法，再让学生写。他走的是反向的路子。学生先写，写后针对具体文章，指点写得好不好，怎么修改。 汪曾琪先生回忆，自己初次写人物对话，用词很漂亮。沈从文师评点说，这是两个聪明的脑袋在打架。沈从文有写作经验，一直强调写小说，要贴着人物。这个“贴”字，强调人物形象的刻画在小说里很重要，一个人要有一个人的特点，说他自己的话。写作不是比谁的文笔漂亮。这里强调语言与人物的贴合，其实还暗含了一层意思——写作要真实。先写后评，在评的过程中，揉进教师的写作经验。如此上课针对性很强。或许教学知识不够系统，从一篇文章而来的讲话，比较率性；可是因为教师发言不是虚的飘的，落实在文章与语言上，会给学生很多启发。汪曾琪从自己受益的角度说，或许这种先写后教的办法，是写作课的可行做法。 其二，沈从文师以为，作文的成熟和发展为可以写有语言规模的大文章，需要从组合文章“器件”一类的小作文开始练笔。 以汪曾祺的阅历，他看到很多作家先前没有很好的写作积淀，就着眼在鸿篇巨制的构思，这势必力所不逮。他以为大规模语言的文章以片断练笔为基础。沈从文布置学生写作，常为小题: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等等。选择“庭院”或“屋子”都限定了空间和描写对象。要求学生可以聚焦在生活里的某一个事物，或某一个环境进行观察。沈从文师，这种强调作文要从文章的局部，或器件开始熟悉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 其三，沈从文师不赞成写命题文，主张生活里有什么就写什么。 作文，是曲折反映生活的一种载体，与文学的规律等同。所以，当作文疏离生活的源泉的时候，就如秧苗失去了土壤，没有了安身立命所在。给学生的个性化表达一点空间，这非常重要。 命题文，集中体现教师意志。这种规定性写作与学生的生活，未必是对接的。若学生不熟悉规定的内容，自然觉得无话可说了。当前学生写作中的普遍畏难情绪，怕与教师指令作文，学生没有写作的选择性与自由度有关系。 其四，写作后，好的文章，沈从文师都推荐到刊物发表，这对于学生是具有激励作用的。 作文是一种话语表达。但凡说话，都有默认的听者，即对谁说。还要有表达的意图，我说这番话希望产生什么效果？作文作为成果诞生之后，就像植物开花或结果。从表达的补偿心理而言，每一个作者都希望自己的这个“花”或“果”，被人注意，有人欣赏，体现出它的价值。沈从文师，为大量作文寻找发表的机会。据汪曾琪说，他1948年之前发表的文章，都是沈从文师推荐出去的。因为寄出去的文稿很多，沈从文师很在意节省邮费。他每每裁去稿纸的边儿，减轻邮寄的分量。 如上讲了怎么教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谁来教？沈从文师，本身是大作家，如他这样参透写作规律的人，大约很少。所以，他读别人的作文，能说出让人信服的看法。这有利于学生汲取经验。对于今天的语文老师而言，若只是做教练，自己不能示范；针对作文的指导不贴切，不令人信服，这也是要不得的。 特别要说明的是，沈从文不是很会上课的老师。汪曾琪为老师讳，言于此还比较含蓄。听冰心修沈先生课的评价，她则不客气，说他无表情，语调无起伏，似乎就是为了应付讲完一样。可知，这也是沈从文师的不足。尽管如此，听沈从文课，而受益，成为作家的还真有不少。 汪曾琪是一位，冰心是一位，他得意的学生还有吴晗、巴金、萧乾、臧克家、严文井、罗尔纲等。可见，沈从文教习作，还是有一些效果的。以上经验颇值得借鉴。 最后补充一条，教学功在课外。沈从文不长于上课，却喜欢聊天，他的家里常有学生来访。他写书，读书，也藏书。大量书被学生借走，他从不索要。他嘴里常常称道的，都是学养丰厚的人。出他的口如学生的耳，也会产生积极影响。所有这些对于学生热爱读书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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