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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启鹏 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在散文创作方面同是唐宋八大家，后人称之为“三苏”。像“三苏”这样能在中国文化史上作出巨大贡献的家庭是少有的。所以，朱德委员长曾赋诗称赞道：“一家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 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一生三次在朝廷做高官，官至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三次遭受贬谪，曾先后被贬谪到湖北的黄州、广东的惠州和海南岛的儋州。他是在59岁高龄时被贬到惠州来的。 一、一代文豪贬惠州 苏东坡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他在青少年时期就立下了“奋厉有当世志”的思想。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后，便潜心研究社会问题，针对所谓宋朝“百年无事”的“太平盛世”，但已危机四伏的事实，在短短的二三年间便写出了《策论》25篇和《进策》25篇，提出了改革弊政的革新主张，以革新派的面目走上了政治舞台。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实行变法，其中也包括苏轼提出的一些改革主张。但，要比苏轼的激进得多、丰富得多。按理，苏轼是应该拥护变法的。但，由于王安石思想激进，而苏轼思想稳健且偏于保守，故产生了矛盾。苏轼认为，新法“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上皇帝书》），不利于国家。还认为“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辩试馆职策问札子》）。故苏轼是主张渐变的。况且苏轼长期生活在下层，对农村情况比较熟悉，对广大农民的疾苦也比较了解，所以他只看到变法中的毛病和不足，因而和保守派站在一起，反对新法。但，王安石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变法大张旗鼓地进行着。于是，他不得不要求外任，离开了朝廷。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到杭州任通判（州的副职长官）。以后，又先后任密州、徐州、湖州的太守（州长）。在这期间，苏轼在地方官任上，亲眼看见新法给农民带来的一些不便，于是便写了一些讽刺新法的诗歌。结果，在湖州任上，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出苏轼诗文中的一些字句，断章取义，说他讪谤新法，加以弹劾，使苏轼被捕入狱。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因御史府中的柏树上经常栖宿着许多乌鸦，故将御史府称作乌台）。 出狱之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黄州安置。以后，几经升迁。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执政，苏轼被召回朝廷，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可谓权重一时。此时，苏轼对司马光等人一概废除新法的做法表示不满，提出对新法要“参其所长”，结果又为旧党所不容，只得要求外放。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新党再起，章惇一伙对“元祐党人”进行疯狂的报复、迫害。苏轼又首当其冲，在被迫害之列。御史赵挺之、来之邵等人又重演“乌台诗案”，弹劾苏轼所作之诰词“谤讥先帝”。于是，苏轼在定州任上便落端明、翰林两学士，落职贬知英州（今广东英德）。 苏东坡是哲宗皇帝的老师。起初，他对哲宗还是抱有幻想的。当年仁宗在世时，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而神宗更爱苏轼之文，宫中读之，进膳忘食，称之为天下奇才。可是，政治斗争是残酷的，哲宗皇帝根本不讲情面，也不顾及先帝们对苏轼的褒奖，不顾及苏轼是否是个人才。一年前，他首先准苏轼辞去礼部尚书而出知定州，东坡临行前要求向皇帝“陛辞”，也不获准。种种迹象表明，苏东坡是不容于朝的。但是，东坡还是逆流而上，上书皇帝，劝他不要听信新党的胡言乱语：“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辄进此说，敢望陛下深信古语，且守中医安稳万全之策，勿为恶药所误，实社稷宗庙之利，天下幸甚！”（《朝辞赴定州论事状》）。 按照宋代的政治制度，谪官接到诰命之后，必须立即离任，不须交代，不得逗留。苏轼在绍圣元年闰四月三日接到诰命，便立即前往贬所。 苏轼一家沿着太行山往南前行，当时是梅雨季节，连日天色阴沉，能见度很低，连太行山也看不清楚，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重。但是，到了赵州临城时，天气突然晴朗起来，能清楚地看见太行山上的草木，东坡甚是高兴。因为他去年冬出知定州时也是走这一条路，但连日刮风，灰尘很大，整个天空灰蒙蒙的，连太行山的样子也看不清。而现在，离开定州远适岭外，却终于看到此山北走的雄姿。中国人历来都有崇拜山岳的传统，所以苏轼认为这是一个吉祥的征兆。况且，苏东坡马上又想起韩愈。贞元十九年，韩愈在任监察御史时，关中天旱人饥，他上书请宽民徭。因为党派之间的排挤，被贬为广东阳山令。贞元二十一年便改为江陵法曹参军。当他遇赦北归过衡山时，便写下了《谒衡岳》诗：“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味无清风。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须臾净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心想，自己的经历不正好和韩愈一样吗？想到这里，苏东坡精神为之一振，马上高兴地对儿孙们说：“吾南迁其速返乎！这是韩退之《衡山》诗的吉兆啊！”于是，便提笔写下了《临城道中作并引》： 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应愚谷能留柳，可独衡山解识韩。 意思是说，自己不可能像柳宗元那样长期留在贬谪之地；而会像韩愈那样，很快就会被皇帝召还的。 可是，事实与苏东坡想象的完全相反。当他还在赴英州的途中，政敌章惇、蔡京、来之邵等人又不断地在皇帝面前攻击苏轼，说苏轼罪大恶极，贬谪英州仍不足以惩罚。于是，哲宗皇帝又两次对东坡加重处分，把苏轼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这时的苏轼，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囚犯了。 在古代，岭南广东是比较落后的，人们称之为蛮瘼之地，加上气候炎热，疾病较多，人们又称之为瘴疠之地。所以，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是把不同政见的“罪大恶极”者贬谪到岭南来。而从定州到惠州，有4千余里。当时没有汽车，没有轮船，最先进的交通工具就是马车和帆船了。而这时，苏东坡已是59岁了，加上身体又不好，患有严重的痔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对家人作了重新安排：令苏迨一家及苏过的妻儿去宜兴，和大儿子苏迈住在一起；自己则与幼子过、侍妾王朝云并两老婢，主仆五人奔赴贬所。 值得安慰的是，苏轼此次南迁，沿途多遇故旧，并得到他们的帮助。尤其是在扬州，以龙图阁知润州事的张耒，怕东坡在路上遇到不测，特地挑选了两名士兵随他南行，沿途照顾他，一直护送到惠州。 但，苏东坡对此次贬谪是不服的。当他翻越大庾岭即将踏入广东时，心绪突然高涨起来，竟然写诗表白自己的高洁：“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静。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过大庾岭》）说自己是“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一股凛然之气跃然纸上。
二、惠州父老喜迎苏东坡 经过长期跋涉，苏东坡一行终于在九月进入岭南广东了。当他乘坐的船沿北江顺流而下，行至清远时，看见岭南都是青山绿水，气候宜人，本来就十分高兴。更令他高兴的是，一位姓顾的秀才还热情地向苏东坡介绍了惠州的情况。东坡听了之后，禁不住写下了一首《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 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江云漠漠桂花湿，海雨翛翛荔子然。 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恰从神武来弘景，便向罗浮觅稚川。 “香案吏”的来历是：唐代制度，皇帝驾到，起居舍人须分站香案两旁。东坡曾任中书舍人，故自称“香案吏”。“玉堂”，本宫殿名，宋太租曾写了“玉堂之仙”四个字赐给翰林学士苏易简，所以翰林学士又称“玉堂”。苏东坡曾任翰林学士，故自称“玉堂仙”。从这首诗来看，苏东坡认为岭南这个地方还不错，适宜他生活。 九月二十三日，苏东坡携着家人从广州向惠州进发，他们坐船沿东江溯江而上。一路上，苏东坡都在盘算着游览罗浮山之事。罗浮山在博罗县境内，素有“岭南第一山”之称。它，山势雄伟，风景秀丽。在260多平方公里的风景区内，有大小山峰432座，飞瀑名泉900多处，洞天奇景、石室幽岩近百处。它，还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名山，号称为第七洞天，第三十四福地。早在东晋时期的道教理论家、药物学家、炼丹家葛洪，就在这里炼丹，并写出了著名的理论专著《抱朴子》。所以，苏东坡还在清远途中，听了顾秀才的介绍之后，便立下了“便向罗浮觅稚川”的誓言。 九月二十六日，苏东坡一家乘坐的船停靠在泊头镇。第二天早晨，父子两人便乘肩舆直至罗浮山。他们游览了长寿观、冲虚观，饮了卓锡泉，还为葛洪的丹灶题了字。晚上，住在宝积寺中阁。第二天早上吃了早餐，便回到船上。 这次游罗浮山，苏轼写有6篇散文和1首诗，盛赞罗浮山“山不甚高，而夜见日，此可异也”。并称朱明洞是“蓬莱第七洞天”，还说：“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宫、石楼、黄龙洞，期以明年三月复来。” 十月二日，苏东坡一家就到了惠州。惠州，在古代就有岭南名郡之称。春秋战国时期，惠州这一带地方就曾建立过一个小国——缚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惠州这一带属南海郡傅罗县。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之后，原秦国的龙川县令赵佗也建立了一个以番禺（今广州）为王都的南越国。傅罗县属南越国。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兵统一岭南，并把南越地重新划分为9个郡，傅罗县辖属于南海郡。三国东吴占领岭南之后，于甘露元年（256年）改傅罗县为博罗县，另划出包括现在惠州市区在内的一些地方建立了欣乐县。晋统一之后，于咸宁六年（381年）分出南海郡部分地方，设立东官郡，欣乐县隶属于东官郡。南北朝时，梁天监二年（502年）改东官郡为梁化郡（郡治在今惠东县梁化镇）。祯明二年（588年）梁化郡辖下的欣乐县又改为归善县（大体相当于现在的惠城区、惠阳区和惠东县）。隋朝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隋文帝在开皇十一年（591年）废梁化郡而设立循州总管府，府治在今惠州。这就是惠州成为府治的开始。从此，惠州便成为东江流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以后，惠州曾先后隶属于龙川郡、循州总管府、循州、雷乡郡、海丰郡。但，郡治都设在惠州。五代南汉时期，统治者于梁乾化元年（911年）将原循州地分为两个州，迁循州于龙川，辖龙川等县，并于另一半的循州地立为祯州，这就是惠州的前身祯州的来由。宋朝建立以后，于天禧五年（1021年）避太子赵祯之讳，改祯州为惠州。惠州之名由此沿用至今。 十月二日这一天，天气晴朗，阳光普照。刚踏入初冬的岭南气候，不冷不热，十分宜人。当苏东坡从船舱中走出来时，看见码头上站满了人，大家都用奇异的眼光望着他，有些人还向他问好。顿时，苏轼热泪盈眶，一首《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便口占而成：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苏东坡的意思是说：惠州这个地方呀，很熟悉，好像是曾经到过的一样。不然的话，为什么连鸡狗都认识我的呢？惠州的父老乡亲，扶老携幼，都出来迎接我，并问我因什么事而贬到这里。我想，自己可能会像苏武那样，最终还是回到中原去；或许像管宁那样，老死在惠州吧。但，不管怎么样，惠州这个地方那么好，肯定会有人对我很好的。
在惠州府衙役的指引下，苏东坡到惠州府办理了报到手续。 惠州府衙在梌山上。梌木，吴人谓刺木。岭南人谓枫木。因山上多梌木，故名。它在惠州现在的中山公园处。由于这里的地势比较高，故站在府衙便可以将惠州一览无余。宋代的惠州，只不过是一个小镇，人口不多。可是，其地理环境和风景却很特别：四面环水，北边有东江东西方向流过，城的四周便是组成西湖的五个湖：南湖、丰湖、平湖、菱湖和鳄湖。城中有数座小青山。整座惠州城就在绿水青山之间，风景十分美丽。南宋诗人杨万里曾赋诗赞美惠州：“左瞰丰湖右瞰江，三山出没水中央。”这就写出了惠州城的地形特点。 惠州太守詹范，字器之，进士。以前虽然不认识苏轼，但久仰东坡大名，故他非常佩服东坡的人格和才华。当东坡报到后，他马上把东坡一家安排到合江楼去居住。 合江楼原是三司行衙中皇华馆内的一座江楼。皇华馆是朝廷官员的驿馆。皇华之名盖取于诗经“皇皇者华”之意，相当于现代的高级干部招待所或高级宾馆。按理，苏东坡作为一名贬官，是不能住进合江楼的。而现在，詹太守居然把东坡安排进去了，可见詹范对苏东坡敬仰的程度。 苏东坡一家搬进合江楼后，东坡发现这里的风景特别雄壮优美：合江楼修建在江边的一个小山岗上，涛涛的东江水和西支江水从楼下流过。放眼一看，只见水天茫茫，城内的几座青山就像几颗青螺一样耸立在水中，苏东坡禁不住赞叹。一会，一首《寓居合江楼》诗就马上写了出来了： 海山葱茏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 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我今身世两相违，西流白日东流水。 楼中老人日清新，天上岂有痴仙人。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 这首诗极赞合江楼所处环境的美丽，把它比作“蓬莱”，是一座仙山。可是，住在里面的东坡老人，却“身世两相违”，只能“西流白日东流水”了，无所作为，得过且过，故只能“一杯付与罗浮春”了（罗浮春乃惠州的一种酒的名称）。 可是，好景不长，苏东坡在合江楼才住了16天，在十月十八日就不得不搬到归善县郊外的荒野，四周是密密麻麻的桄榔林的僧舍——嘉祐寺。 三、与程正辅释怨，在生活上得到关照 章惇，曾是苏轼的好朋友。在王安石变法中，章惇追随王安石，并为王安石任用，为编修三司条例官，便与苏轼产生了隔阂。司马光旧党上台后，章被贬黜。绍圣元年哲宗亲政，章又被起用，任尚书左仆射，倡“绍述”之说，凡是元祐期间所革除的一切制度，都要恢复之，其中青苗法、免役法等法都在恢复之列。而东坡再贬惠州，亦与之有关。 苏东坡贬寓惠州之后，章惇恨不得把东坡置于死地。他除了派出心腹了解苏东坡在惠州的情况之外，还想尽一切办法，借助外部力量来把苏东坡整死。机会终于来了。章惇了解到，苏东坡有一个表兄程正辅，因苏东坡的姐姐嫁给程正辅后不久，便不明不白地死了，故苏家便认为程家把他的女儿虐待死了。这样，两家便断绝了来往。到绍圣元年时，已达42年之久了。于是，章惇在苏东坡贬谪到惠州的第二年，便委派程正辅为广南东路提刑，提点冤狱，示意他找苏东坡的过失，然后整治他。 程之才，字正辅，是苏东坡母亲程成国的侄子，也是他舅舅程睿的第七子。第二子之元，字德孺；第六子之邵，字懿叔；第七子之才，字正辅。程氏在四川眉山算是名门望族。而程氏兄弟也有一官半职。从血缘关系来说，苏东坡与程正辅是亲上加亲，既是表兄，又是姐夫。但，从社会关系来说，自从他的姐姐死后，已有42年的怨隙，已成为仇人了。章惇派程之才来惠州，其险恶用心是明摆着的。所以，当他得知正辅将巡按惠州时，心情非常矛盾。每天都在盘算着如何对付程正辅的问题。 这时，正好程乡县令侯晋叔在这里，并答应负责派人送信和正辅沟通。东坡觉得这个方法好，于是就给程正辅写了这样的一封信： 我被贬逐到惠州，困苦之状可想而知。听说您要来，非常想念。古人以30年为一世，现在我们断绝联系已42年了。想到这里，令人凄惨断肠！我受的惩罚深重，到惠州后便闭门不出，虽是本郡太守，也没有去拜会过他。您来这里，恐怕我也不敢去迎接您……只希望能得到您的关照…… 书信派人送出去后，心里头轻松得多了。但转想一下，光这一封信还不够，还必须告诉正辅：我虽然不宜去迎接，但可专派小儿苏过去迎接。 不日，广南东路提刑程正辅到惠州了，住进了合江楼。第二天，想不到程正辅就坐船到嘉祐寺去看望苏东坡。正辅一上岸，苏东坡便迎了上来，邀请正辅到寺里面去坐。正辅边走边看，发现僧舍非常破败。这里到处是桄榔林，蚊虫很多。加上这里又远离闹市，故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行人都非常稀少。饮了一会茶，叙了一些旧事之后，两人自然而然地谈论起作文写诗的事来。正辅这次到广州，坐船经过安徽时，看见江边的桃树开满了桃花，有红的，有白的，十分鲜艳，情不自禁地写了一首《江行见桃花》诗，要请东坡斧正和唱和。 东坡恭敬地接过桃花诗，细读了一遍，连声说是好诗，并说：“字字奇警，亦常人不逮也。”沉思了一会后，便要程正辅的侍从拿笔墨来。 不一会，一首《次韵正辅表兄江行见桃花》诗就完成了。 饮过几杯茶，程正辅便对苏东坡说：我曾祖仁霸，也是你的外曾祖父，以仁厚信于乡里。可惜我们兄弟都没有将他的事迹记述下来。现在想请你写写。 东坡听了，高兴地说：外曾祖父的事迹，我在小时侯就很熟悉的了，听了不少有关他的传说。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一会，女仆抱着一坛“罗浮春”酒过来了。几杯酒下肚之后，苏东坡的脸马上红了起来。原来东坡是喜欢喝酒但酒量小。接着，苏东坡便解释说：罗浮春是惠州的土特产，用糯米发酵酿成的，所含的酒精度不高，很有营养，是这里产妇的营养补品。 坐在旁边的王朝云、苏过，都笑了笑，都先后对程正辅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乐天派，真拿他没法。最后，还是王朝云说出了他们内心的苦衷： “我们到惠州后，水土都不太适应，东坡的痔疮发作得很厉害，我的身体也不好。这里的居住条件又这样差，阴暗、潮湿，我们也不知如何是好……” 程正辅听了，心里也很难过。作为一个朝廷重臣、当代大文豪，落到这个田地，已是够可怜的了。正辅只能安慰地说，他会跟詹太守说说看。 十天很快就过去了，程正辅巡按惠州也结束了。当时，苏东坡心里很是矛盾，是在合江楼，还是在合江码头送别正辅好呢？还是等正辅起程后再去追别为好呢？经过反复考虑，认为还是不要在官方的公开场合露面为好。于是，他在程正辅的官船开出后不久，即雇了一只小艇，沿东江顺流下。在博罗县城前截住程正辅，邀他上岸到博罗一叙，并写有《追饯正辅表兄至博罗，赋诗为别》和《再用前韵》两首诗，盛赞程正辅的为人和诗篇，表述了两人的情谊，十分融洽。正辅告诉东坡：詹太守同意你搬回合江楼去居住了。 博罗县令林抃知道广南东路提刑程正辅和大诗人苏东坡到了博罗，马上赶到他们的歇息处，并邀他们游览了香积寺。 香积寺在博罗县城东北面7里，它在大北山、象头山和白水山交界的一个山谷中。寺前有一条小溪流过，环境十分幽静。而这个佛教寺院又是博罗县比较著名的寺院，长年香火不断，虔诚者众。当苏东坡一行走到郊外的田间小路时，看见麦苗正在抽穗，非常高兴，禁不住口占赋诗：“二年流落蛙鱼乡，朝来喜见麦吐芒……谁言万里出无友，见此二美喜欲狂……”一进入香积寺，苏东坡看见这里的地势非常险峻，便马上把林抃拉了过来，指着溪流中较窄的地方说：“若果在这里修一道拦河坝，则可以修一座水碓磨，可以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说着，说着，苏东坡又情不自禁地吟起诗来： 要令水力供臼磨，与相地脉增堤防。霏霏落雪看收面，隐隐叠鼓闻舂糠。 苏东坡仿佛看见了水碓磨建成之后，磨面和舂米的情形。 程正辅第一次巡按惠州的十天，就这样愉快而紧张地结束了。 回到惠州后，第二天，苏东坡就搬回合江楼居住了。他高兴地致书程正辅：“轼凡百如昨，十九日迁入行衙。”过了几天，又写信感激道：“迁居已八日，坐享安便，知愧！知愧！非兄巨庇，何以得此。”从此，苏东坡与程正辅的书信联系就更加多了。 再说绍圣二年（1095年）五月，惠州遭受了一场少有的洪水。当时连续下了半个月的暴雨，东江和西枝江的水位迅速上涨，几天之后，整个桥东县城都淹掉了，桥西府城也只露出了几座小山冈。惠州城一片泽国，一片混乱。人们纷纷弃家而逃，像鸡犬一样往高处逃。正如苏东坡在《连雨江涨二首》中写的：“浦浦移家疍子船”，“人随鸡犬上墙眠”。一般来说，暴雨之前必有大风，而这次暴雨刮的可是台风，异常迅猛。据史料记载，此次暴风雨刮倒了公私房屋2千余间，大树尽拔，连有4百年树龄的一棵乾明柯子树也被狂风拔起。在这场洪水中，有些人丧失了生命，好些人无家可归。 就在这个困难时刻，朝廷再次派程正辅到惠州视察灾情来了。当东坡获得消息后，一再致书信探问，并介绍惠州水灾情况。这一次，苏东坡的表现与上一次不同了。除了主动致问之外，还约正辅游览罗浮山，并要亲自出来迎接正辅。 九月二十六日，程正辅到了。苏东坡也和惠州官员、惠州百姓一样，在合江码头等候了很久，直到把正辅送到府衙后，才回合江楼休息。第二天，苏东坡就在合江楼居住的星华馆思无邪书斋将《书外曾祖程公逸事》赠给程正辅。 程正辅这次到惠州视察灾情也一共用了十天时间。由于东坡和程正辅同住在合江楼，故两人见面、交流的机会就比较多了。在此期间，苏东坡除了用口头的方式向程正辅建议修建东、西新桥，西湖堤，添建军营300间，救灾减税之事外，还用书信的形式向他建议。正辅看了东坡的这些举动非常高兴，称赞东坡心里只装着百姓，难怪杭州人民对他那么怀念，修筑生祠来纪念他。程正辅对东坡的这些建议都表示支持，还同意拨些专款给他。并建议东坡要取得詹太守的支持，选派得力的人来管理这几项工程的建设。 十多天的巡视工作很快就要结束了。十月初，程正辅要离惠返广州了，彼此都感到难舍难分，东坡沉痛地说：“人生三十年为一世，我们都是六十以上的人了，人生的日子不多了。这次离惠，我一定要送送你，多叙一两天。” 送别程正辅的第一站便是同游白水山。白水山，就是现在的惠州汤泉，它属于象头山山脉，里面有著名的汤泉和九龙潭。汤泉，在白水山西侧的白虎涧畔。这眼温泉水温高达70℃，长年不竭。据有关专家鉴定，这个汤泉属于碳酸钾型高温泉，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对治疗各种慢性皮肤病、心血管疾病及保健驻颜均有较为显著的效果。九龙潭在白水山的东麓，有一个很大的瀑布，发源于白水山顶。因溪水曲折迂回从高山上冲下而形成了一个深潭而得名。当苏东坡两人来到九龙潭下，仰望着从天而降的瀑布时，高兴得像小孩一样，连呼壮观，都说置身于这山水中，真是一洗胸中九云梦。 游览了九龙潭之后，苏东坡又引程正辅去汤泉沐浴。他们还没有到达汤池，远远就看见汤池上空升起一层厚厚的蒸气，在阳光的照射下，五光十色，有如仙境般美丽。当他们泡浸在汤池中时，一种舒适感便油然而起，不禁想起唐代唐明皇李基隆和杨贵妃一起沐浴汤泉，差点亡国之事。于是，苏东坡禁不住吟诗道： 虽无倾城浴，幸免亡国污。 解衣浴此无垢人，身轻可试云间凤。 正辅、东坡两人在汤泉沐浴完之后，博罗县令林抃马上又邀他们到博罗香积寺去，看看前不久建成的水碓磨。 四、关心民瘼，为百姓办实事 苏东坡是在59岁高龄时被贬谪到惠州来的。他是一个被严谴的罪臣：不得签书公事，被安置在惠州。按宋朝的法律，贬令中有“安置”两字的贬官，其行动是受到监视限制的，并不能擅自出城。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受到管制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垂老投荒再被严谴”。其苦况是可想而知的。但，苏东坡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他有他的活法。 贬寓惠州后的苏东坡，平日无事便到处走走，了解一下惠州的民情风俗。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之后，他发现惠州这个地方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惠州城风景虽然很美丽，青山绿水。但是，由于惠州城四面环水，出入很不方便，尤其是一些老弱的妇女出城砍柴割草和进行农业耕作，更不方便。苏东坡还亲眼看见有些妇女到西山去割草而掉进丰湖里面去。二、惠州常年天气比较炎热，雨水较多，比较潮湿，疾病流行。但，由于这里文化经济都比较落后，故缺医少药的现象比较严重。三、农业耕作技术比较落后。惠州虽然已超越了刀耕火种的时代，但是，利用自然资源少，没有什么先进的农耕工具。对于这些问题，苏东坡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有机会便争取去解决它。他常常认为，儒家所说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等格言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做人怎能只从自己的切身利益来考虑呢？所以，他在《苏氏易传》中明确地说：“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力能正则正之……”在《答陈师仲主簿书》中又说：“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这，大概是苏东坡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身处逆境，都能够为老百姓做一些实事的思想基础吧。 苏轼垂老投荒，已经没有权了，也没有什么钱了。但，丝毫不影响他为惠州百姓办好事的热情。他的办法有两个：一是由自己提出建议，请和自己友好的官员牵头来办；二是靠自己的影响力，交由他人办或亲自办。由于方法得当，所以苏东坡都办得很成功，并先后为惠州人民办了好几件好事。 （一）解囊助修东、西新桥 我在上面已经讲过，程正辅来惠州视察灾情时，苏东坡的“两桥一堤”计划提出来之后，马上得到正辅的肯定，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得到詹范太守的支持，如何才能具体实施的问题了。 惠州城被西枝江分隔为两半：归善县城那半为水东，惠州府城这一半为水西。西枝江的江水流淌急峻，在西枝江流入东江的交汇处，原来是修有一座简陋的竹浮桥的，在五月间的洪水中已被冲毁了，现在只能用小艇来摆渡。但是，这个渡口又是城中的交通要道，行人很多。不少人因为船小摆动，人多挤逼而掉进河里去。苏东坡经过反复调查和思考后，认为在这里修一座用船只串联起来的船桥比较可行。其方法是：用40只小船连为20舫，每2船为一舫，然后用锁石碇把它们固定在江中，随水涨落。这样，不管江水如何变化，行人都可以从舟桥上走过。 在平湖门到西山之间的湖面上，原来有一座长桥。但由于水面较宽，所用的一般木料又容易腐烂，故屡作屡坏。苏东坡也想改造它。具体方案是：在平湖门和西山这两端各筑进一段堤，中间造飞楼九间以作桥，而造桥的木料全部改用罗浮山出产的坚硬如铁的盐木。按照这个方案建造的桥梁，气势宏伟，既可作为西湖中的一个景点，又可以作为一条交通要道，方便居民到西山去砍柴割草和耕作。 詹太守非常同意苏东坡的想法，并称赞在西湖筑堤和修桥的计划确实想得好。 苏东坡的“两桥一堤”建议得到了程正辅和詹太守的支持后，便马上行动起来。首先，他请罗浮山冲虚观道士邓守安来具体操办建船浮桥之事，请栖禅院僧人希固来操办西湖的楼桥和筑堤之事。 绍圣二年十月，“两桥一堤”工程同时开工了。西枝江渡口距平湖不远，只不过两里地左右。而在这小小的惠州城中有那么多民工在搞建筑，人声鼎沸，热闹非常。而作为工程的倡导人苏东坡，每天都要到这两个工地走走，了解工程进度，和邓守安、希固研究解决实际问题。这样一来，惠州城和城郊的老百姓都喜欢到工地来观看。一方面是看看工程进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看看当代大诗人苏东坡的风采。而苏东坡本人呢，对自己提出的“两桥一堤”建议能够实现，也感到十分高兴。再说，到工地和民工聊聊，也好了解民情，使自己对惠州更加了解。所以，苏东坡每天都坚持到工地来看看。工程开工之初，他住在合江楼时，到这两个工地看看还算方便。可是，自从绍圣三年四月二十日再搬回嘉祐寺后，离这两个工地就远了，再加上这一段时间王朝云的身体不好，六月间又染上了瘴疾，故苏东坡的心情也不太好，而自己的痔疾又不时发作，故行动就不太方便了。但是，苏东坡是一个对事业执著的人。现在虽然被贬在外，有职无权。但他对自己认定的“事业”仍乐此不疲，每天仍风雨不改地到这两个工地来察看。 严重的问题发生了，工程进展到一半左右的时候，资金不继，无法正常运作。正当左右为难的时候，苏东坡就把家中最值钱的东西，皇帝赏赐的一条犀带也捐了出来。东坡捐了腰犀之后，资金仍不够，他马上又给弟弟子由去信，向他的弟媳史夫人求助。子由接了信后，看到哥哥在贬谪的困境中仍热心为百姓做好事，心里感到非常高兴。想不到史夫人也被苏东坡为民办好事的热情感动了，只得把从前内宫赏赐的黄金数千都捐了出来。 经过8个月的奋战，这两座桥和堤终于在绍圣三年六月建成了。在惠州府城东面的、西枝江上的叫东新桥，西面的、西湖上的叫西新桥。竣工之日，惠州百姓欢欣鼓舞，兴奋异常，自发地在城西的西村中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老百姓邀请惠州太守詹范和苏东坡参加。许多人从家里带来了酒肉，带来了从地里新出产的农家土特产。大家纷纷向太守和东坡敬酒，表达自己对太守和苏东坡的感激之情。这样盛大的庆祝活动一直持续了好几天。每当苏东坡拄着拐杖，在苏过陪同下从水东的嘉祐寺走来的时候，人们就会发出阵阵欢呼声，对苏东坡表示感谢，而苏东坡也乐在其中。 有一天，苏东坡和詹太守坐在草地上，望着百姓欣喜若狂的样子，苏东坡禁不住即席赋诗：“……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而对百姓对他的感激之情呢，则谦虚地说：“一桥何足云，欢传满东西。”可见苏东坡在倡导惠州百姓修桥筑堤获得成功后，是实现了他的满足感的。 后来，惠州人民为了铭记苏东坡的恩惠，便把丰湖的那两段堤称为苏堤，以作永久纪念。现在，苏堤已经成为惠州的重要文物景点之一。 （二）推广先进农具秧马，为惠州百姓做好事 苏东坡关心农业生产，关心农具改进的事迹，还得从绍圣元年八月讲起。当时，他在赴惠州贬所的途中，舟泊江西太和县。当地一位退休官吏叫曾安止的，拿着一本自己编撰的《禾谱》书稿来向苏东坡请教。东坡看了之后，认为此书写得很详实，对各种农作物的生长特点、生产管理方法都介绍了，对农民很有参考价值。美中不足的是，没有介绍耕作农具和改良农具的内容，这是一大缺憾。他认为，生产工具的改良和进步，不亚于种植技术的提高。看完书稿后，他便向曾安止介绍了他在武昌时见到的、农民插秧时都骑的一种插秧工具——秧马，并极力赞美秧马的好处： ……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篙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 春云濛濛雨凄凄，春秧欲老翠剡齐。嗟我妇子行水泥，朝分一垅暮千畦。 腰如箜篌首啄鸡，筋烦骨殆声酸嘶。我有桐马手自提，头尻轩昂腹胁低。 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两足为四蹄。耸踊滑汰如凫鷖，纤纤束藁亦可赉。 何用繁缨与月题，却从畦东走畦西。山城欲闭闻鼓鼙，忽作的庐跃檀溪。 归来挂壁从高栖，了无刍秣饥不啼。少壮骑汝逮老黧，何曾蹶轶防颠隮。 锦鞯公子朝金闺，笑我一生蹋牛犁，不知自有木駃騠。（《秧马歌并引》） 你看，苏东坡写得多具体：徒手插秧，要弯腰俯首，弄得腰酸骨痛，声音沙哑。而秧马呢，非常轻便，一手提着就可以走。况且，用秧马插秧非常快，苏东坡把它比作刘备的“的庐”马，比作“駃騠”。插完秧后把它往壁上一挂，再不用服侍它。可见苏东坡对先进农具秧马是充满着感情的。 正因为这样，所以苏轼到了惠州之后，仍念念不忘推广他见到的秧马。他在《题秧马歌后四首》中说到，他曾向博罗县令林抃、龙川县令翟东玉、衢州进士梁君琯等推荐过秧马，把《秧马歌》抄给他们，还向他们介绍秧马的制作和操作。更为可贵的是，经苏东坡的推广下，“林君（林抃）喜甚，躬率田者制作阅试，以谓背虽当如覆瓦，然须起首尾如马鞍状，使前却有力。惠州民皆已施用，甚便之。”林抃叫农民施用后，还对原来的秧马制作有所改进：“以榆枣为腹患其重，当以杞木，则滑而轻矣。”而且，用秧马插秧，其优点是很明显的：农民弯着腰来插秧，不仅腰酸腿软，而且他们拔了秧之后，是在脚跟上来打、洗掉秧根上的泥的。这样，时间长了，不少农民的小腿、脚跟就会溃烂。现在有了秧马，就可以全部解决这些问题了。农民坐在秧马上，可以拔秧、洗秧和插秧，劳作十分方便。从这件事可以看到，苏东坡对推广新式农具是不遗余力的。 苏东坡不仅向惠州百姓推广秧马，而且还向江苏浙江百姓推广。当衢州进士梁君琯要回去的时候，东坡乃“口授其详”，并指示他“归见张秉道，可备言范式尺寸及乘驭之状，仍制一枚，传之吴人。” 苏东坡不仅向惠州百姓推广了秧马，而且还介绍了水碓磨。绍圣二年三月，苏东坡送别程正辅，追饯至博罗，和正辅、林抃一起游览香积寺时，当东坡发现寺下溪水很猛，可作水碓磨，便建议林抃截溪作坝，建造水碓磨，用于减轻农民碾米的劳动强度。水碓磨建成后，苏东坡在林抃的邀请下，还亲自去察看。 当时的惠州是比较落后的，除了农业生产比较落后外，影响百姓生活的最大问题就是瘴毒流行，缺医少药。苏东坡到达不久，了解了惠州瘴毒流行的特点之后，就立即像当年在杭州那样，搜购药物，施药救人。如治瘴疾要用黑豆作豉，惠州买不到，他就写信托广州太守王仲敏购买： 治瘴止用羌葱豉三物，浓煮呷，无不效者。而土人不作豉；又此州无黑豆，闻五羊颇有，乞为致三石，得作豉散饮疾者，不罪，不罪。 苏东坡对医学是下了一定功夫的。这主要得力于他在朝廷时，仁宗朝朝廷曾编行过一本《惠民济众方》，东坡对它感兴趣。在黄州时，他又结交了医学造诣较深的庞安常，经常和庞一起研讨医学上的问题。而且，他每到一地又很喜欢搜集民间医药验方，加上他本人又经常研习道家的养生之道。所以，他每当遇到亲友或患者向他求药时，他都能向他们提供或推介方药。如循州太守周彦质患足疾，他就写信向他介绍方药：“足疾惟葳灵仙、牛膝二味为末，蜜丸，空心服，必效之药也。”所以，他在《次韵定慧长老见寄八首》中说：“闲居蓄百毒，救彼跛与盲。”这是他在惠州施药救人的真实写照。 在惠州，苏东坡是一个被贬的罪臣。昔日的朝廷高官，现在已无事可做了，只能在江边郊野走走。但，当他发现郊外到处都有野死者的枯骨时，就感到不安。于是，就找机会和太守詹范商量，筹集经费，收拾枯骨，建造丛冢，还亲自写了一篇饱含激情的《惠州祭枯骨文》： 尔等暴骨于野，莫知何年。非兵则民，皆吾赤子。恭惟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监司举行，无吝财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 绍圣三年正月初一，博罗失火，一邑皆为灰烬，公私荡然，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东坡知道后，心里非常不安，老是考虑怎样来帮助博罗人民解决困难。没办法，只得在正月二十三日致书程正辅，请求救济灾民，并要求严令约束本州官吏，不得在救灾重建家园时以种种手段来谋取私利。当时，官府按高价粮收税，“民甚苦之”，他就极力议请，终于获准改为按钱粮两便的办法收税，帮助惠州百姓度过了生活难关。 另外，在苏东坡贬惠期间，惠州驻军营房紧缺，有一半以上人没有营房住，经常发生军队占用民房闹事的事情。东坡了解之后，便给程正辅写了一封长达一千七百多字的长信，具体介绍了军队侵占居民利益的情况，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六条意见的办法，较好地解决了军队违纪和扰乱百姓正常生活的问题。 （三）为广州建造自来水 苏东坡在惠州不仅为惠州百姓解决了好些生活上的困难，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当他听说广州城居民都饮咸的地下水时，还指导广州太守王仲敏建造了自来水。 据有关史料记载，广州城垣的修筑始于秦朝的任嚣城。当时，任嚣在今仓边路以西的古番山和禺山上修筑了番禺城。任嚣死后，赵陀统治南海郡，建立了南越国，定都番禺城。他把任嚣城扩大，南至现在的西湖路。据考古发现，南越国宫署在今中山四路的儿童公园处，在不远处还有一个码头。公元226年，三国时吴国孙权分合浦以南为交州，合浦以北为广州，番禺城为广州治所。从此，广州名称正式出现。以后，广州城不断扩大。据史料记载，到了唐代末年，广州的重要官衙均设在今北京路一带，而南城也发展到在现在的大南路和文明路一带。到了北宋，城市虽然是不断发展扩大，但，也还没有到现在的珠江边。 由于广州历来北靠越秀山，南濒珠江和南海，故地下水多为咸苦的海水。而普通居民只能在家里打一口井，饮用地下水。这样，对健康就有一定的影响了。 绍圣三年夏天，罗浮山道士邓守安向苏东坡谈起广州一城人，因为饮用咸苦的井水，而在春夏之交瘟疫流行时，不少人都染上了疾病，损失惨重的事实。东坡听后，甚为着急，马上将自己设想的自来水供水计划告诉广州太守王仲敏（王古），建议他请罗浮道士邓守安来操办这一造福于广州百姓的善事。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惟蒲涧山有滴水岩，水所从来高，可引入城，盖二十里以下耳。若于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之，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过用大竹万余竿，及二十里间，用葵茅苫盖，大约不过费数百千可成。然须于循州置少良田，令岁可得租课五七千者，令岁买大筋竹万竿，作筏下广州，以备不住抽换。又须于广州城中置少房钱，可以日掠二百，以备抽换之费。专差兵匠数人，巡觑修茸，则一城贫富同饮甘凉，其利便不在言也。自有广州以来，以此为患，若人户知有此作，其欣愿可知。喜舍之心，料非复塔庙之比矣。然非道士至诚不欺，精力勤干，不能成也。 你看，苏东坡交代得多么具体，不光修建的方法说清楚了，而且修理的经费来源等问题也想到了，可以直接操办这件事的人选也介绍了。不是时时关心百姓疾苦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么？ 为什么苏东坡对广州水源情况那么熟悉呢？原来，他在绍圣元年九月在赴惠的贬谪途中经过广州时，曾在广州逗留了几天，对白云山脉的水系和蒲涧山滴水岩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到，要不是东坡时刻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能对这等小事记得那么清楚吗？ 王古，也不愧是一个办实事的好官，他马上接纳了东坡的建议，马上派人实地测量，马上着手施工。当他把自来水已建造成功的消息告诉东坡时，东坡非常高兴。但，苏东坡马上又考虑到，暴露于地面的二十来里长的竹管，难免会发生堵塞的问题。于是，他再次致函王古，告诉他解决竹管堵塞的办法： 闻遂作管引蒲涧水，甚善。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道远，日久，无不塞之理。若无以验之，则一竿之塞，辄累百竿矣。仍愿公擘划少钱，令岁入五十余竿竹，不住抽换，永不废。 由于太守王仲敏不遗余力地为广州百姓着想，所以广州百姓都喝上了清凉甘甜的山泉水。从此以后，广州居民因饮水问题而发病的现象就少得多了。说到这里，我顺便说一下，王仲敏因为按照苏轼的建议设立医院、赈济贫民而被劾“妄赈饥民”，在绍圣四年初已被降调袁州了。 从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看到，苏东坡建议王仲敏所修建的自来水，可以说是广州最早的自来水，甚至是全国最早的自来水。由此可见，苏轼的心中确实只有“百姓”两字，而他本人也确实是一位全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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