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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苏东坡在惠州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十月，苏轼被朝廷以“讥斥先朝”罪名贬谪到了惠州。在宋朝，岭南两广一带是蛮荒之地，因此罪臣大多被流放到此。在惠州，苏轼住居了两年零七个月。 十月二日，苏东坡一家乘船来到了惠州。虽然已进入初冬，但岭南依然阳光明媚，气候宜人。苏轼走出船舱，发现码头上挤满了人，原来当地的百姓听说名满天下的大诗人苏东坡来了，争着来一睹他的风采。看到大家热切的目光，听到断断续续地问好声，苏轼颇为感动，一首《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脱口而出：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 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 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惠州太守詹范久闻东坡大名，他非常佩服苏轼的才华和人格。苏轼到来后，他马上把他们安排到合江楼居住。 合江楼修建在江边的一个小山岗上，滔滔的江水从楼下流过，景色特别雄壮优美。苏轼赞叹不已，马上写了一首《寓居合江楼》： 海山葱茏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 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 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 我今身世两相违，西流白日东流水。 楼中老人日清新，天上岂有痴仙人。 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 这首诗赞美了合江楼美丽的环境，把它比作海上仙山。可是，诗人屡遭贬谪，颠沛流离，可以说是“身世两相违”，看着“西流白日东流水”，他的满腹心事只能是“一杯付与罗浮春”（罗浮春是惠州的名酒）了。 可惜的是，苏轼在合江楼只住了十六天，就不得不搬出去。他搬到了归善县郊外嘉祐寺，嘉祐寺地处荒野，四周是密密麻麻的树林。这有点像他初到黄州时寓居定慧禅院的情景了。 此刻的苏东坡，屡经打击和磨难之后，对一切早已淡然处之了。官位的尊卑，环境的好恶，都可以不萦于怀。就像他在《定风波》里所写的那样：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首词虽然是之前所作，但“此心安处是吾乡”，那种随缘自适的旷达与乐观却是一以贯之的。 惠州虽然地处岭南，是世人眼中的烟瘴之地，但此地气候温暖，一年四季瓜果不断，荔枝、龙眼、柑橘、杨梅等水果名闻天下。据说，刚来时，苏轼看见驿站边的树木翠绿欲滴，就问迎接他的小吏这是什么树，小吏回答是荔枝树，他高兴地说：“有荔枝吃便可安居岭南。”岭南的荔枝让他大饱口福，绍圣三年(1096)，他在《惠州一绝》里写道：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在这首诗里，除了素有的乐观旷达、随遇而安的精神风貌之外，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岭南风物的热爱之情。 除了美食，还有山水，罗浮山、白水山、汤泉及惠州西湖中的诸多胜景，均是苏轼的寄情之地，他写下了很多诗文，赞叹惠州山水风光之美，也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他还和惠州人交朋结友，上至地方官，下至文人百姓，甚至卖酒的黄婆人家，都是他的朋友。 虽然当地人能和苏轼热情的交往，但曾经的好朋友章惇却一点也不肯放过他。章惇派出心腹去探查苏轼在惠州的情况，想尽一切办法，想把他置于死地。章惇知道，苏轼有一个表兄叫程正辅，苏轼的姐姐嫁给了程正辅，但不久就不明不白地死了，因此苏家就认为是程家把他家的女儿虐待死了。这样，两家就断绝了来往。于是，在苏东坡被贬到惠州的第二年，章惇就委派程正辅为广南东路提刑，示意他寻找苏轼的过失，然后整治他。谁知他的奸计并没能得逞，程正辅来到惠州后，和苏轼言归于好，没有为难苏轼。 当然，惠州留苏轼的记忆也不全是美好的，他一生的红颜知己——小妾朝云在惠州去世了。这对东坡的打击是很大的，他把她葬在了惠州西湖边，还在她的墓地上修了一座亭子来纪念她，取名叫“六如亭”。 后来，他听说朝廷对元祐党人永不复用，“已绝北归之望”，索性断了北归的想望，“买田筑室，作惠州人矣”。他在白鹤峰下买了几亩地，盖了二十间房，栽种果木，凿井取水，让他的儿子苏迈带着子孙们到惠州来居住，以便实现“长作岭南人”的愿望。 可是，房子刚刚盖好，他又被贬到了海南。 苏轼在惠州，能够关心民生疾苦，揭露时政黑暗，他多次劝说地方官吏为民办事，因此深受惠州百姓的爱戴。他也为惠州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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