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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落的足迹 “问吾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惠州，是苏东坡九死一生的羁旅生涯中的驿站之一。苏东坡在惠州和陶渊明《答庞参军》六首中写道：吾生一尘，寓形空中。可谓诗人漂泊生涯的辛酸写照。 宋哲宗绍圣元年，也就是公元1094年，苏东坡以“元佑重臣”的身份被远谪南方，从北方开始了长达七个月的流放旅程。他的学生——如今的当朝皇帝恩准他从水路乘船南下。苏东坡长途跋涉，横槎鄱阳湖，逆行赣江，巍巍大庾岭阻隔了他最后的北望视线。从广东南雄又顺北江南下，发广州。他原本被贬英州，但在道途，皇上的敕令一变再变，令他无所适从。苏东坡在致皇上的谢表中写道：“落两职，追一官，以承议郎知英州军州事。续奉告命：责授臣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就这样，惠州成了苏东坡流放岭外的暂栖之地。其实，被贬丢官对苏东坡来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宋英宗时代，他就谪居黄州达四年之久，几乎成了躬耕垄亩的农民。如今远谪惠州，只不过是离京城更远而已。然而，苏东坡对于这块蛮荒之地，仍然免不了心情沉重。他的谢表中出语凄恻，令人唏嘘：“但以瘴疠之地，魑魅为邻，衰疾交攻，无复首邱之望。” 早在南下的羁旅漂泊途中，苏东坡已预感到自己作为一个逐客，一个待罪之身，已不敢奢望北归。在《临城道中作》一诗的引言中，苏轼对“今将适岭表，颇以为恨”，“忽悟叹曰：吾南迁其速返乎？” 苏轼以晚年五十九岁之龄南迁于“蛮貊之邦”，对于自己的仕途已不抱希望。他在南下途中安置了一家老小，“独与幼子过及朝云并二老婢共吾过岭。”（《与陈季常书》）“吾家六儿子，流落三四州。”（和陶《贫士》七首）苏东坡南迁之际，已然妻亡子散，即便是生别骨肉的离情别恨，足以让饱经沧桑的诗人悲从中来，更何况是接踵而来的一降再降、一贬再贬呢？ 对于苏东坡来说，远谪惠州实属无奈，而对于惠州来说，则又是其历史文化的一大幸事。“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苏东坡寓惠两年又七月，其行踪诗文，为惠州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基石。如今，在阴雨绵绵斜风细雨之日，踏着东坡九百年前留下的足迹，探询他的雪泥鸿爪，感受他那颗伟大心灵的怦然跳动之音，觉得九百年前恍如昨日，依稀可辨东坡孤傲超拔不肯与俗俯仰的惊鸿之影。 一代文星降临惠州，和传说中仙女骑木鹅而来一样，对当地的父老乡亲来说，无疑是喜出望外之事。东坡的诗词书画乃至为官为人之道，早已名播四海。而地处岭外的穷乡僻壤，能有幸迎迓当朝第一才子，谁不倍感意外转而大喜过望呢？苏东坡显然得到了惠州官民的夹道欢迎，不由得抛却愁苦，在抵惠当天即诗兴大发，把弟弟子由“北客南来休问答，西湖虽好莫吟诗”的劝戒忘到了九霄云外。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木余山，为隋以来惠州官府治所，至今惠城区政府亦在此处。杨万里有诗形胜： 左瞰丰湖右瞰江， 三山出没水中央。 峰头寺寺楼楼月， 清煞东坡锦绣肠。 合江搂地处木余山东北角，据东江、西枝江合抱之处，为当时官府的行馆（也就是今天的招待所）。苏东坡虽为“客幽公”，是个有官职无实权、不得签署的贬官，但因其才名显赫，德隆望重，地方政府还对他施以礼遇，让他住进了合江楼。登楼远眺，但见两江合流，东江横无际涯，江深水阔，欧鹭翔集，渔帆片片，一派清明气象，令人心无挂碍，耳清目明。苏东坡面对如此胜境，自然免不了纵笔赋诗，曰： 海山葱茏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 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 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 我今生世两相违，东流白日西流水。 楼中老人日清新，天上岂有痴仙人。 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 触景生情，东坡免不了借诗抒怀，一泄胸中块垒，“我今生世两相违，东流白日西流水”，个中滋味怎堪理会？ 东坡《题合江楼壁》描写了楼下的景致：合江楼下，秋碧浮空，光接几席之上，而有葵苫败屋七八间，横斜砌下。 如今，合江楼人去楼毁，早已倾圮无影，倒是遗址上零零落落参差不齐的砖瓦旧屋，颇类当年“葵苫败屋七八间”的情形。昔日合江楼下的古城墙亦已踪迹难觅，被现代人糊上了水泥，弓腰细细寻觅，可在墙根处看到一两块赭红色的城砖，周身已苔痕遍绿，覆盖着一个过去的时代。再行几步，可见一排长条石筑成的石阶，已然光滑缺损，被岁月的脚板踏去了棱角，兴许就是合江楼的拾级之阶吧？ “合江罗带”为惠州一景，此景不再，何时风光重现？不禁想到，不少城市因缺少历史文化内涵而牵强附会虚设景观，以吸引游客，为城市增色，而惠州却抱残守缺毫无修复人文景观之念，假如苏东坡魂游故地，当作何感慨？ 苏东坡在惠州几易其居，可以想见他身不由己的境况。他的《迁居》诗序详细地记载了自己居无定所的遭遇：“吾绍圣元年十月二日到惠州，寓合江楼。是月十八日，迁于嘉佑寺。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复迁于合江楼。三年四月二十日，复归于嘉佑寺。” 苏东坡在合江楼和嘉佑寺之间搬涞搬去，当和中表之兄程正辅有关。原来，苏轼之母程氏仙逝后，苏家和程家稍有嫌隙。章惇之流便特派程正辅南下广州任提刑，以钳制苏东坡。不意二人尽释前嫌亲情不减，惠州的地方官为取悦程正辅，便让苏东坡迁回官舍合江楼去住。虽然这是美意，但对于东坡来说并非快事：“得江楼阔彻之观，而失幽深窈窕之趣，未见所戚然也。”（《题嘉佑寺壁》）他更喜欢嘉佑寺的清净安逸。在和陶渊明《移居》二首的引言中，苏轼写道：“余去岁三月，自水东嘉佑寺迁居合江楼，多病寡欢，颇怀水东之乐。” 嘉佑寺与合江楼隔西枝江遥遥相望，为当时归善县城寺庙。如今，嘉佑寺已物换星移，成了东坡小学。校园内仍有祠堂，为清代重建之作。祠堂显得精雅古朴，玄瓦赤柱之下，成了学生打乒乓球、习歌练舞的所在。祠堂后矗立的钢筋混泥土教学楼鲜明地昭示着嘉佑寺的荣枯巨变。既然名曰东坡小学，学校里的活动便与东坡不无干系。这里的美术班、书法班是第二课堂的主力，东坡的字画影响到九百年后的毛头小孩，他们兴许会在这块灵气充溢之处获得东坡冥冥中的指点吧？一棵常青树前，东坡的灰白色塑像手握长卷，若有所思，他似乎在关怀俯照身旁那些在操场上打篮球的孩子。九百年前的此时此刻，东坡和这里的百姓相处甚善，以至于“杖履所及，鸡犬皆相识”，想当年，他对于孩子们一定也是满目慈祥吧？ 寓居嘉佑寺，苏东坡喜欢去寺后的松风亭上小憩。当时，这里有松树数十株，清风徐来，令人神清气爽，足以慰藉东坡潦倒失意的心灵。更何况，这里的的梅花盛开之际，先生可以赊一壶桂酒，在亭下独饮独酌，直到月挂树梢，静窥他手中那一盏空樽。东坡便开始品味那盈满胸中的孤独，品味那深如江水的忧愁，他又忍不住吟诵起来：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疍雨愁黄昏······ 松、亭、梅、月，在松林月影之中，坐在亭下任清风拂面，恍惚中身入飘渺之境，东坡开始神游万里，开始对命运沉浮苦苦思索，直到有一天，胸中豁然开朗，块垒尽浇，茅塞顿开。且来看他的《记松风亭》： 余尝寓居惠州嘉佑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味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 由是观之，寓居嘉佑寺当是东坡寓惠后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亦是他得到解脱，大彻大悟从而渐入佳境的时期。可惜，印证东坡这一心灵轨迹的一草一木一亭一早已灰飞烟灭，松风亭遗址已成为学生的地理园，这里依旧有红色白色的小花在静静地开放，可惜寻不到梅花半朵了。 “昔我初来时，水东有幽宅。晨兴鸦鹊期，暮与牛羊夕。”苏东坡和陶《移居》中的诗句，描绘了自己的水东生活，其情其景，颇类陶潜“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田园之乐吧？ 但凡失意的诗人，大致总能以山水愉情，渐臻自适境界。惠州的湖光山色良亭美瀑，让苏东坡甚得山水之乐，“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且看诗人笔下的惠州风貌： 环洲多白水，际海皆苍山。 以彼有限景，寓我有限年。 东家著孔丘，西家著颜渊。 市为不二价，农为不争田。 周公与管蔡，恨不茅三间。 我饱饭一足，薇蕨补食前。 门生馈新米，救我厨无烟。 斗酒与只鸡，酣歌饯华颠。 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 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 这首和陶诗，描写了惠州的风光景致与平和生活，诗人清贫度日，但得到了惠州人民的关照，这里山美水美人更美，从而有“我适物自闲”的达观境界。这首诗对惠州颇多溢美之词，以至于周公与管蔡都“恨不茅三间”，几乎是人间天堂了。 从广州赴惠州的途中，苏轼便迫不及待地游览了罗浮山，“东坡之师抱朴老，真契早已交前生。”（《罗浮山示儿子过》）游历罗浮，苏轼叩拜冲虚古观，探幽朱明洞，看到了葛洪修炼时所造的“稚川丹灶”，原本性好佛道的苏东坡在南谪之际，亲睹道家大师昔日的踪影，挑灯夜读《抱朴子》，无意中在道家的路上走远了关键的一步。 抵惠才十日，东坡便急于去领会汤泉有如“郁攸火山裂，觱沸汤泉注”的壮美景观了。诗人踏上白水山佛迹岩，但见一瀑白水从天而降，注入眼前的深潭中，雨花四溅，声如轰雷，悬瀑之势，蔚为壮观。现摘录《佛迹岩》一诗： 汤泉吐焰镜光开，白水飞虹带雨来。 胜地钟灵传异事，巨人留迹寄苍苔。 此后，汤泉成了东坡常去游览的胜地。虽然汤泉内去水东二十里，但东坡仍然乐此不疲。除了一瀑白水，到汤泉中一洗胸中九云梦，也是十分惬意的事。游汤泉引发苏轼写下了《和陶〈归田园居〉六首》，也使苏轼邂逅了一位水北的老人，并与之结下了一段“荔枝缘”。 “三月四日，游白水山佛迹岩，沐浴于汤泉，晞发于悬瀑之下，浩歌而归，肩舆却行。以与客言，不觉至水北荔枝浦上。晚日葱茏，竹阴萧然，时荔枝果实累累如芡实矣。有父老年八十五，指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 从后面的诗句，我们得知，苏轼不仅如期践约，而且描写了老人水北幽居生活的诗意，赞美了老人荔枝之邀的盛情中凸现出的质朴与真诚。 “新浴觉身轻，新沐感发稀。风乎悬瀑下，却行咏而归。仰观江摇山，俯见月在衣。步从父老语，有约岂敢违？” “老人八十余，不识城市娱。造物偶遗漏，同侪尽丘墟。平生不渡江，水北有幽居。手插荔枝子，合抱三百株。莫言陈家紫，干冷恐不如。君来坐树下，饱食携其余。归舍遗儿子，怀抱不可虚。有酒持饮我，不问钱有无。” 1095年4月21日，苏轼初食荔枝，荔枝的美味让他没齿难忘，“予尝谓荔枝味高格两绝，果中无比，唯江鳐柱、河豚鱼近之尔。”可见苏轼对荔枝推崇备至，甚至在诗中感叹“不知天公有意无，遣此尤物生海隅。”更有甚者，品尝了荔枝一饱口腹之欲以后，东坡颇有点超然物外，把官宦仕途看淡如水，觉得岭南之行不那么痛苦了：“我生涉世本为口，一官久已轻莼鲈。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四月二十一日初食荔枝》） 自然，苏轼在大饱口福的同时，难泯天性中的忧劳之心，心忧社稷之情油然而生，很快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荔枝叹》，对“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的荒淫之举进行了有利的挞伐，虽说是写唐时事，但诗人何尝不是在借古讽今，一抒胸中忧愤呢？ 九百年后的今天，惠州依然盛产荔枝，依然每年鲜荔枝源源不断地发往京城。只不过，运输手段已不是“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而是以飞机空运了。凌晨三四时摘下荔枝，早上八九点即已鲜艳地摆上了北京的水果摊。如今的荔枝进京已不是昔时意义上的进贡，而图的是逐什一之利了。这也是今非昔比的情形之一吧？ 惠州昔日的府治，如今已变成了中山公园。公园东堂，现已成为第四中学，当年此处有一荔枝树，“其高不可攀者，纵猿取之。”（《食荔枝引》）苏东坡于1096年在此再食荔枝，写下了千古绝唱，令人击节赞赏：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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