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道战再研究——以“五一”“扫荡”后之冀中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sym480 2015-08-10

展开全文

地道战不仅在中国军事战争史上是一个创造，即便是在世界军事战争史上也是一个奇迹，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中国特殊环境下形成的一种斗争方式，具有战争范式的重大意义

地道战再研究——以“五一”“扫荡”后之冀中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把增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摘要：地道战是冀中军民在反击日军“扫荡”的过程中产生，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而逐步发展的。有关冀中地道战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但是，尽管有关地道战的研究开展较早，尽管人们通过各种媒介已经对之耳熟能详，客观来讲，有关地道战的研究还很不完善甚至可以说很薄弱，有一些具体问题还需要继续探讨。本文从“五一”“扫荡”后冀中地道战开展的动因、地道战开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战绩、地道战开展过程中所体现的特点及其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等三个方面对冀中地道战进行了再研究。文章认为，地道战不仅在中国军事战争史上是一个创造，即便是在世界军事战争史上也是一个奇迹，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中国特殊环境下形成的一种斗争方式，具有战争范式的重大意义，冀中军民在开展地道战过程中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所体现出来的求实、创新、奋斗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冀中平原交通便利，境内有平汉、津浦、北宁和石德四条铁路干线与北平（今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大中城市相连，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当日军侵略华北伊始，就集中兵力对冀中平原进行大“扫荡”，并疯狂叫嚣：“欲确保华北，必须先控制冀中”，妄图使冀中平原在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内占一重要之地位”。[1]地道战就是冀中军民在反击日军“扫荡”的过程中而产生，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而逐步发展的。

关于冀中地道战，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人着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例如，针对日军“五一”“扫荡”之后地道斗争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杨成武撰写了《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一文，从地道斗争的发展方向和目的；地道的构筑方法以及地道战术和组织领导问题等几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并进行了重点探讨。此后，成学俞、张桓则以《冀中的地道斗争》为题从地道的产生、发展成战斗堡垒的过程；遭遇严重困难后的大发展和完善以及地道战的几个战例进行了回忆性论述。上述情况均可看作是研究地道战的重要史料。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陈宝松撰写了《抗战期间冀中平原地道斗争研究》一文，对冀中地道斗争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在冀中平原游击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探讨。当然，还有些内容大多散见于各教材、抗战或根据地史等方面的著作中，也有些是针对个别地道斗争的叙述，但多是通俗性的叙述且大多雷同、新意较少。因此，正如李金铮教授在《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撰文探讨华北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状况时所指出的，尽管有关地道战的研究开展较早，尽管人们通过各种媒介已经对地道战耳熟能详，但客观来讲，有关地道战的研究还很不完善甚至可以说很薄弱，有一些具体问题还需要继续探讨，且很有深究的必要。[2]比如，这些无论是时人从战时出发的应对策略、晚年的回忆录，还是后人的系统研究均未能对日军“五一”“扫荡”后冀中地道战之所以开展起来的内外动因、特点、意义以及具体取得了怎样的战绩进行一个全面系统的梳理。故此，笔者撰此文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推动地道战研究进一步向纵深方向发展。

一、“五一”“扫荡”后冀中地道战开展的动因

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地道就已经在冀中出现，且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五一”大“扫荡”后，冀中地道在经过短暂的萎缩后很快恢复并又有了长足进展。因此，以1942年“五一”“扫荡”为界冀中地道斗争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整体来说，可用一条不规则的抛物线来概括：即地道由出现——逐步发展成一定规模——一度短暂的萎缩——恢复后逐步发展壮大——转入高潮。那么，经历了日军残酷的大“扫荡”之后，冀中地道斗争为什么会如此快的恢复并迅速发展壮大呢？其动因何在？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日军对冀中地区的大“扫荡”，促发了冀中人民的觉醒，这是地道斗争得以开展的内部因素。

1942年5月1日，日军采用铁壁合围、纵横梳篦的清剿战术，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无险可守的冀中平原进行灭绝人寰的大“扫荡”，并有计划地建据点、修公路、挖封锁沟，进行细碎分割，妄图扑灭抗日烽火。据统计，日军在冀中8000多个村庄、6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总计修筑据点、岗楼、碉堡1700多个，新修公路5250多公里使得冀中公路达到7580多公里，挖封锁沟达到4150多公里，把冀中根据地用点、碉、路、沟分割成2670多个小块，每块都处于严密的火网封锁之下。[3]仅冉庄周围9公里内，就建有炮楼、据点15座，公路4条，形成“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处处起狼烟”的悲惨景象。[4]在这种情况下，冀中各地基层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军民损失惨重。据统计截至“五一”大“扫荡”结束为止，主力部队损失34％，地方部队损失46.8％，区以上干部牺牲1/3，群众被抓被杀达五万余人。[5]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冀中工作人员只得被迫转入地下。在这种情况下，日军更加嚣张，每到一处，他们都进行残酷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等罪行。如在安国县的小流屯，日军一次就抢掠了3000多元，被抓去的人、被烧掉的房屋还不包括在内。为求得片刻安宁，老百姓只得逆来顺受，答应日军的种种要求，交纳各种赋税和财物。但忍耐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冀中人民无时无刻不在寻求一种可以摆脱日军控制的策略。那么，采取什么样的防护措施才能避免或少受损失呢？实践证明，在无险可据、无处可藏的平原地区，只有广泛的修筑地道才能较好的达到目的。然而，修筑地道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据一般估计，仅一部顶棚所用的木料，就需要1000至2000元，每村修筑地道，如果大部有劳动力的人都参加，需要一个月的时间。[6]如此大的耗费，人民却乐于负担，原因何在？下面以藁无县赵庄在半年内资敌所受损失的情况为例，进行图表说明（见表1）。

由上表可知，修筑地道诚然需要大批劳动力，需要大批资财，但由于地道的修筑，人民可以不因敌扰而照常生产，工作人员可以坚持工作，民兵可以坚持斗争，生产所得较之修筑地道所需费用更多，同时又可停付浩大的资敌费用，如此算来较之长期资敌，却要便宜多了。

另外，日军违反国际公法施放毒气进一步促发了冀中人民觉醒，更加坚定了人民的反抗决心。1942年5月27日，日军从定县的新营、市庄等据点出动300余人，向定南北町村方向大举合击。北町附近的南町、东西赵庄、东西城村及马阜才等十余村庄的人民，见日军来势凶猛，乃纷纷来到北町进入地道隐蔽。县游击队与民兵在给予日军迎头痛击之后也躲进地道继续坚持斗争。但可惜的是，因汉奸告密，日军找到了地道入口。鉴于地道作战的隐蔽性，日军不敢下洞，在手足无措之余便违背国际公法将大量窒息性毒瓦斯放进了地道，致使800多手无寸铁的妇孺老弱全部毙命，县游击队及民兵亦有一部牺牲。[8]惨案发生后，日军又洗劫了北町整个村庄，使一个生气勃勃的地区一变而为死的沉寂。这次惨案的发生虽然给我方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但在客观上却以血的代价唤醒了民众，使冀中人民擦亮了眼睛，丢掉了对日军的幻想，引发了广大人民对日军及伪军汉奸的无比仇恨，同时也暴露了地道建设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地道设备不全，无防毒设备等，从而给以后的地道建设和斗争提供了血的经验和教训。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亘古以来颠扑不破的真理。日军的倒行逆施给冀中人民造成财、物和肉体上的重创并使其心灵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从而造成一种强烈的反抗情绪。一旦条件成熟，人民心中的这座活火山必将以不可遏止之势喷发。

其次，冀中区党委和军区的正确决定与大力倡导，是地道斗争得以顺利开展和维持的重要因素。

早在1942年“五一”“扫荡”前的4月25日，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就发出了关于人民武装工作的重要指示，明确了边区人民武装的组织系统、民兵的主要战略战术，要求大力发展地道战、地雷战。6月25日，中共冀中临时区党委发出《关于青纱帐时期工作指示》，指出冀中的斗争方针是：“保存力量、隐忍待抗、坚持分散的（小块的）游击战争，逐渐恢复阵地。”[9]与此同时，冀中区党委和军区还指示各地“迅速完成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的转变，要普遍地发展秘密地洞，特别是发展干部和小型武装以及群众使用的小型地洞。要绝对保密，便于在情况紧急时隐蔽”。[10]在这一系列指示下，各地的秘密地洞迅速向地道发展，地道斗争从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随着战局的发展，冀中区党委还专门指示各地，要将只能隐蔽不能作战的地道与虽能作战但不完全的地道加以改造。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还系统总结了构筑作战地道的经验，写成《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小册子发到各地。接着冀中军区又发出《关于地道战术问题》、《加强地道管理问题》、《加强地道斗争中的政治工作》等一系列指示。这使地道的发展，越来越完善，地道的构筑越来越巧妙，对地道的战斗化起了重大作用。

地道开展起来后的维修及管理也是地道斗争能否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每年雨季。雨季是地道最易损毁的季节，如果保护不好就会妨碍地道战的开展，给战斗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必须加以保护。在这方面，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冀中区行署、中共冀中区党委均作出过重要决定。即便是到了1945年7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冀中区行署主任罗玉川还专门下达了《关于保护地道的指示》，责令各级部门提前防范，责成村级干部及群众分段负责，雨时随时检查，修堵漏口，特别要注意出土口的防护。[11]

由于地道是广泛存在于各村、各处、各家的，因此，针对地道的组成特点，中共冀中区党委将保护地道与群众切身利益联系起来进行深入宣传，如提出：“认真保护地道防止房倒屋塌”，“保护地道不坏省得第二次挖掘”，“有了地道斗争，就能避免敌人‘扫荡’时的损失”等口号，动员广大群众为保护地道而斗争。同时，各村还成立保护地道委员会之类的组织负责领导、督促、检查保护地道的工作。[12]在这些宣传和指示下，冀中人民踊跃的投入到地道的防护中来，从而对地道斗争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再者，基层组织及时响应上级号召、积极配合是地道斗争取得重大成绩的保证。

地道工作指示传达以后，各级、各政府直至各村委均高度重视，及时给予贯彻执行，在地道建设上取得了重大成绩。

其一，各级在贯彻上级精神的过程中形式多样。如，1945年3月，武强县某村支部三个支书[委]以开展竞赛的方式进行地道的挖掘工作，“每个支委带领四个党员去干，并且看谁得了模范”。[13]平山县政府则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指示第六区张区长领导成立县、区地道委员会，村组织战道委员会，以与战斗密切结合，积极对敌展开攻势。

其二，根据敌人过去破坏地道的经验及我们受损失的教训，各地还自发地进行地道设计的改良研究。如武强七区某村村干在挖掘地道的过程中研究出一种新型地道。这种地道口圆而小，洞深而大，即上小下大，做活时像浇园一样，最后把口打死。这样敌人不易寻找，即便发觉后，也不好破坏。

其三，经过冀中人民的艰苦努力，在具体地道的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绩。之光县各区有战斗设备的地道村在县武委会直接领导下，地道干线、支线大都完成，屋顶岗楼、地道岗楼、地道堡垒等战斗设备都很齐备，自动洞口虽还没达到原来计划的要求但也大部完成；普通地道村大部都完成了干线和支线，个别村庄已完成了连村地道。[14]易县的地道建设也取得突破性进展。截至1944年6月，有50％以上的村庄能容纳全村男女，一般的村有15％户与户相通了，并有不少干线、支线、卡口、翻口、战斗洞等防敌、防毒、防烟设备。[15]

完县（今河北顺平）的地道建设尤为可观。在反“扫荡”中，截至1943年11月底，完县各区70个村庄就新打地洞164个，地道29个，取得了巨大成绩（详情见表2）。游击区打洞、挖地道工作也大规模的展开。据不完全统计，仅三、四、五区的83个村庄中有44个村庄新打地洞98个，有10个村庄新挖地道14条，长达530丈。[16]1945年初，经过两个月的突击，游击区（三四五六区）的地道已逼近了城关，逼近了点线；巩固区的地道，各区的重点村都胜利的完成了计划（一区重点村修建地道详情如表3）。

此外，1944年，日军由于整个战局失利，不得不撤碉并点，这就给冀中人民以大举反功之机，同时也给地道斗争的迅速扩展和达到高潮提供了外部条件。随着形势的变化，在政府直接领导下地道的发展也进入一个大规模发展和完善时期。

二、地道战所取得的战绩管窥

冀中地道创始于“五一”“扫荡”前，而广泛应用是在“五一”“扫荡”后。据陈宝松考证，八年抗战期间，冀中人民构筑的地道大概在3万华里（1.5万公里）左右。[19]地道构造形式最初比较简单，仅仅是一个秘密地窖形式。由此发展为比较复杂的完善的隐蔽地道，有的地方发展成战斗地道。隐蔽地道适用于军民隐蔽。战斗地道便于作战杀伤敌人。两种地道设备作用各不相同，互有利弊。饶阳、任丘以隐蔽为主，自动口多，技术很好，有的挖两三层，能很好地保存自己。任河一带有很好的作战设备——射击孔、岗楼等，适于作战。自“五一”“扫荡”之后，地道战作用日益凸显，其中有地道战模范村之称的清苑县冉庄地道战可为典范。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有效地打击敌人，冉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战争需要将地道逐步延伸，最后挖成户户相连、村村相通、四通八达、上下呼应，长达32华里的地道网。整个村落设有墙壁、地面、牲口糟、炕面、锅台、面柜等各种构思巧妙的地道口，并筑有碾盘、地堡、柜台、烧饼炉、石头堡、高房工事、庙宇工事等战斗工事多处及暗室、隐蔽枪眼、水井等与地道相通，构成立体交叉火力网。地道内有指挥部、休息室、地下兵工厂、囚笼、储粮室、指路牌、陷井、厨房等，形成了能打能藏、可攻可守、进退自如的地下长城。中共清苑县委、县政府，以及九地委城工部、保定工作委员会，都曾先后驻冉庄办公。冉庄民兵利用地道优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配合武工队、野战军对敌作战157次（其中利用地道工事作战17次），毙敌106名，伤敌不计其数，给驻保定日军造成严重的心理辐射，致使其“宁绕黑风口，不从冉庄走”，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冀中的对敌斗争，为抗击法西斯侵略，作出了卓越贡献。[20]

其余各地的地道斗争开展的也是如火如荼。各地民众凭借地道优势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他们由村外打到村内，由村内转入地道，由地道再上到另一房顶，村村相连，户户相通，彼此配合围攻敌人，打得敌人摸不着头脑，只好狼狈逃窜。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特别是1944年，将敌人大大的压退了一步，将内部点、碉夺回一部分。截至1945年5月，把敌人的1783个点碉毁灭了1399座，两万余里的公路只剩下两千多里了，平大（北平到大名）、沧石（沧县到石家庄）、津保（天津到保定）、津高（天津到高碑店）等主要公路干线已被打断不能通行了。[21]

鉴于地道的种种威力，为了更好地进行“扫荡”，迫使冀中人民屈服，敌人采用各种方法破坏地道。据资料显示，敌人破坏地道的办法很多：一是遍地寻找洞口，钻洞捉人；二是在洞口放瓦斯气，运用毒气进攻；三是从洞口内放水，运用水攻；四是在洞口处放火，运用烟、火进攻；五是运用挖掘寻找洞身；六是鎚寻，用打井鎚或长铁棍往地下鎚透寻找洞身；此外在“清剿”的过程中，还毒打群众，向群众要洞。冀中人民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更好地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冀中区党委、军区的正确指导下，针对敌人破坏地道的种种残酷措施，探索了一套反对敌人破坏地道的办法：第一是防寻，研究伪装洞口的办法，使敌不易发现洞口。第二是防钻，把洞身设计的复杂多变，迷惑敌人。既有包括干线和支线的棋盘路、进去出不来的蟠坨路、设有许多死岔迷惑敌人的“憋死牛”，又有陷阱以及洞身忽粗忽细、忽上忽下的双层洞。即便敌进入地洞，也可利用敌明我暗的优势，在洞内打击敌人。第三是防毒、防水、防火。由于洞身有高有低水不能攻；有粗有细（堵住细处），毒不能入，烟不能熏。第四是防掘、防鎚。洞身放在墙根下，使其不易掘、不易鎚。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冀中军民的聪明才智下，日军所采取的诸多破坏办法均未奏效。地道战以燎原之势更加蓬勃的开展开来，并且战绩更加非凡。具体到每次战斗所取得的战绩，可从表4中略见一斑。

由上表可知，冀中人民凭借地道与日伪军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斗争，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大大打击了日伪军的锐气，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地道战的特点及其意义

在中、日双方整体军事实力对比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地道战基本上是防御性质的积极进攻战，或者说是以地道为依托的进攻战。综观地道战的具体开展及其取得的成绩，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地道战实现了隐蔽性与战斗性相结合。

有人将地道概括为四好即“好打敌人，好藏自己，钻了又能打，藏了还可跑”，寥寥数语将地道的隐蔽性与战斗性相结合的特点概括的淋漓尽致。地道里面设施完备，分别有射击孔、瞭望孔、拉雷孔（或三者结合）、洞口设射击座，洞内设有拉铃、电话、短距传话筒（战时设递步哨）等方便打击敌人的设施，以及翻板、陷阱、翻口、卡口、沙袋、石板、水缸、休息所、厕所、粮、水、灯火等以便保卫自己的设备。此外，还设有岗楼、高房堡垒、屋顶工事、夹墙、暗室，以及堵塞某些街口、巷口、村口、大门等地上工事，从而将地道战与武装斗争、爆炸运动结合起来便利了地道效能的发挥。这样，在冀中党、政、军统一领导下，地道斗争向着一个新的阶段发展，并最终发展为地道斗争、地面战斗工事、爆炸运动相互配合的三位一体的斗争格局，在保存我方实力的同时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其次，地道战实现了地道与地道之间、地道与村落之间以及村落与村落之间等诸多形式的联防作战。

地道联防作战即村落地道与野外地道的联防作战。在战斗中运用“打了再钻，钻了再打，打后又钻又再打”的策略，在战斗中夹击敌人，互相援助，使敌人攻无目标，战无对阵，首尾不能兼顾，造成一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从而在心理上战胜敌人，在持续作战中尽可能多的消灭敌人。

地道与村落间的联防作战。各村落依托地道组织成天、地、院户的联防以及村边沿高房顶和地道内的联防，从而组成纵横各三层火力网。纵的第一层是高房顶，第二层是院内、户内、围墙内，第三层是地道火网；横的第一层是村边沿，第二层是街道村内中心地带，第三层是院户内及地道火网。这纵横三层火网的重点都在第三层，即依托地道进可攻，退可守的安全性从而无形中形成了一个立体作战的格局。村落与村落之间依托地道开展的联防作战。如当敌人包围某村时，该村民兵或部队进行正面拒敌的同时，前、后、左、右四方邻村的民兵、部队即通过地道运动到该村边沿外围，出击配合作战，或从野外洼地里的地道之枪眼射击敌人，分散敌人注意力，拉敌回头争取更多的杀伤敌人，不让敌人达到目的。

再者，群众工作以及锄奸工作贯穿地道斗争整个过程的始终，群众工作及锄奸工作是地道斗争能否搞好，能否取得最终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五一”“扫荡”期间，正是由于群众工作做的不好（地道开展的不普及）、锄奸工作做的不好（致使汉奸趁机混入，造放谣言，迷乱群众），才会导致北町惨案的发生。对此，冀中党委、军区非常重视，经常对群众进行抗战教育，动员开展地道斗争，并发动干部、群众随时随地注意对敌之暗探特务的调查，一旦发现立即肃清，决不姑息。因此，地道战的成功与群众工作、锄奸工作的成功是分不开的。

冀中地道战的高度发展，使我军在敌碉堡林立、路沟如网的平原上，到处都有巩固的后方。这样，既有利于打击日伪军，也利于部队集结隐蔽，突然歼敌；既有利于防御，也利于进攻，从而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具有鲜明的意义。

首先，在无险可据的平原上，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中，地道在保存革命力量，保卫群众利益，坚持和开展斗争，打击消灭敌人，特别是保存我们的干部等方面起了巨大作用。杨成武就曾经指出：“根据各地经验，有地道使干部少受损失，工作安心对坚持地区深入工作保存干部关系重大。”[23]“五一”“扫荡”后，干部的牺牲量是很大的。如仅藁无县两年来党政军民经济部门，牺牲被捕的县区干部就几达百人，游击队队员还不包括在内。假如没有地道作掩护的话，干部及游击队员之牺牲被捕更不知达到何种惊人的程度。因此，正是由于地道的广泛开展，地下斗争配合了地上斗争，从而有力的掩护了游击队，保存了干部和广大青年群众。

其次，地道隐蔽性特点便于中共以及人民大众地下工作的开展。在敌人“扫荡”、“清剿”的紧张环境中，有许多工作均在地道里面秘密进行，从而巩固了群众斗争情绪，提高了群众信心，特别是提高了群众斗争的勇气。另外，根据地的工厂、医院、报社、仓库、电台、以及法庭看守所，也都设在地道里，使其有了不间断工作的条件，保证了前线的斗争。同时，还在边沿区村利用地道挤敌人，围困敌人，实行冷兵战、爆炸战，奔袭、奇袭等手段打击敌人，向外推广，扩大了新的解放区。

再者，冀中地道战的成功开展给其他地区的抗日斗争起了率先垂范的作用。进入1943年，冀南、北岳、冀东等地区的地道也都得到广泛发展。如冀南区肥乡县，有的地方几十个村地道相连，变成了打击敌人的“迷魂阵”，有效的掩护了党政干部，使他们能够坚持地区领导抗战，从而对本地抗日战争的顺利开展起了巨大作用。

最后，地道战所创造出的游击战争模式，是军事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不仅在抗日战争中居功至伟，而且为随后的解放战争的胜利也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便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反抗美、英、苏联的联合封锁，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等方面亦起到了巨大作用。

本文的要义在于，对地道战进行系统而全面的解析，将人们从电影、电视以及其他媒介的宣传中引入学术研究的视野之内，使之真正从那个残酷的时代中体会到地道战的艰难与可贵。地道战不仅在中国军事战争史上是一个创造，即便是在世界军事战争史上，也是一个创造。可以说，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中国特殊环境下形成的一种斗争方式，具有战争范式的重大意义，而冀中军民在开展地道战过程中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所体现出来的求实、创新、奋斗精神也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注释：

[1]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河北学刊》编辑部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专辑[Z]内部发行本，P87。

[2]李金铮近20年来华北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研究述评[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

[3]参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二册（回忆录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590页；龚古今，唐培吉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5页。

[4]王树林冉庄地道战纪念馆[J]文物春秋，1999，(2)

[5]参见黎典，李铭：《河北近代大事记》，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说主力部队损失约35％见魏宏运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1页。

[6]河北省档案馆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Z]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P19。

[7]此表系根据河北省档案馆：《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19-20页编辑而成。】

[8]河北省档案馆：《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3页。

[9]魏宏运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Z]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P320-321。

[10]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二册（回忆录选编）[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P590。

[11]河北省档案馆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Z]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P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