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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中国政治、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儒学由先秦时期的民间学说转变为官方学说，深远地影响了以后的中国历史，以及人们的思想、伦理和行为方式。汉武帝为什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从当时的现实政治需要和儒学发展两方面来理解。 一、神化皇权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王权日益削弱，先后有11个诸侯相继称王，齐、秦甚至一度称帝（此前，“帝”只能用来称呼天神），周朝最后也被秦国灭亡。统一全国后，秦始皇建立了皇帝制度，从“三皇”“五帝”中各取一字，合成“皇帝”，作为自己的称号，将自己的权威赋予神的力量。又登泰山封禅，表示自己顺应天命来统治天下。但是，皇权至上的观念并没有深入人心。项羽在浙江看到秦始皇巡游，就喊出“彼可取而代也”。大泽乡起义时，陈涉向众人宣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汉初，七国公开反叛朝廷，一度严重威胁了皇权。 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汉初，采取黄老思想，实行“君无为而臣有为”的“无为”政策，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出现了“文景之治”。同时，又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严重威胁到皇权，表现为：1、丞相集决策、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位高权重，使皇权和相权矛盾尖锐。汉武帝初年，丞相无视皇权，自行推荐和任命高职官吏。2、郡守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财政权力，中央对郡守控制较弱。王国问题严重。中央把大部分地方权力授予王国，诸侯有很大的独立性。随着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诸侯王“自为法令，拟于天子”，最后发生了七国之乱。到汉武帝时，西汉国力强盛，要求加强皇权，强化中央集权。 三、调整统治思想的需要。秦朝采用法家思想，严刑峻法，导致“秦二世而亡”。汉初吸取秦亡教训，实行黄老思想，又导致相权和地方权力过重，威胁皇权和中央权力，社会动荡不安，这说明黄老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统治需要了。 四、董仲舒的新儒学适应了现实政治的需要。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学派思想，建立了新的思想体系——新儒学，主要内容有：1、“天人合一”说和“天人感应”说，提倡君权神授。“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人主（指君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把君权神秘化，以确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在思想上、理论上肯定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合理性。2、“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服从关系。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三纲是社会伦理，五常是个人品德。三纲五常确立了君主的核心地位，从理论上论证了等级制度的合理性。3、“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从而论证了尊卑等级的合理性。4、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 先秦儒学批判暴政，强调“仁”，“为政以德”，致力于建立理想的社会新秩序。董仲舒的新儒学，承认现实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包括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并从理论上给与论证。新儒学反映并顺应了当时强化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因此，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五、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条件以经成熟。经过汉初的休养休息，到汉武帝时，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稳定，国力强盛，皇权得到加强，这一切为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准备了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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