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走马楼吴简发掘的重大价值

长沙走马楼吴简发掘的重大价值

 

1996年7月至12月，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市走马楼西街进行考古挖掘编号J22号古井窑中，发现一批数量惊人的三国孙吴纪年的简牍，经清洗整理后确定总数在14万枚左右，这一重大发现令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为之震惊。从世界范围看，在一个地点一次发现如此巨大数量的古代文献十分罕见。故许多学者都认为，走马楼吴简完全有资格与甲骨文、西北屯戍简牍、敦煌藏经洞文书，清宫内阁档案相提并论，具有重要的史料和文献价值。

这批吴简的内容涉及三国东吴嘉禾元年至嘉禾六年（公元232年至237年)长沙郡以及吴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赋税租调、户籍、司法、职官、仓储等诸多方面，完整准确、集中地反映了三国东吴的社会基本面貌。对研究我国古代尤其是三国魏晋时期的历史、政治制度、社会阶级关系、经济关系、租调制度、典章制度、简册制度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特别要指出的是，两晋陈寿著述《三国志》，因史料缺乏，后人评其“失在于略”，其后虽有南朝裴松之为其作注，清人洪吉亮、陶元珍等为之辑补，仍难令人满意。而此次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简，犹如打开了一座官方文书档案宝库，可望增补、考订《三国志》，为正史的完备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对相对贫乏的三国史料给予了极大的补充。

毫无疑问，长沙走马楼吴简牍发掘的重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有的学者把走马楼简的重要性用“填补缺失，数量惊人”八个字概括是十分合理的。个人认为，走马楼简具体来说至少有文献、史料、书法和文字等三个方面的重大价值。

一、文献价值

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发掘丰富了三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为研究孙吴的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三国是一个战事频繁、兵荒马乱的时代，在这样的乱世中保存文献是很困难的，所以三国时的文献多毁于战火，是以出土简牍之中，三国时代的东西很少。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发现，弥补了文献不足，对于研究三国时期东吴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提供了史籍所缺佚的丰富而翔实资料。长沙吴简研究整理小组组长、著名史学家田馀庆先生说：“长沙出土的三国吴简，其数量巨大，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发现，其中有可能蕴藏着极有价值的历史信息。”所以，走马楼吴简无疑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这批简牍主要是经济类文书，因此为我们研究孙权时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比如经过对大木简类的佃田租税券书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长沙郡)某地农民的垦田状况、农民租税情况、交税时间及某些特殊的纳税钱。又如，黎石生《长沙走马楼简牍所见户籍检核制度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从走马楼简牍中两枚关于户籍检核制度的木牍内容，分析了孙吴政权检核户籍的四道程序：即经过官吏被书、隐核户口、登记为籍和破莂保据，可见当时对户籍人口的管理和控制很严密。文章还讨论了孙吴政权发布检核户籍令的时间和完成工作的期限以及导致户籍“遗脱”的两种情况，上级官员查证户籍检核工作有无讹误的两条途径等问题。

另外，孙吴时期，江南赋税十分繁重。据说，陆逊曾经上书孙权，希望统治者“育养士民，宽其租赋。”然而，由于当年吴国灭亡后，文物遭到巨大破坏，人们很难找到孙吴经济状况的证据。叶辉先生《从长沙吴简看三国文书的特征》一文中，从一份佃田租税券书中看出了孙吴政权统治下吴地农民所遭受的严酷剥削。走马楼出土的吴简还记载，嘉禾五年，斗米约合130——150钱，如果与新疆等地居延汉简所发现的西汉中晚期材料，当时1斗米价不过4钱。可以看出，孙吴所属的湖南一带，人民所承受的赋税之重和货币贬值之酷，是十分惊人。

由上可知，走马楼吴简重大的文献及其研究价值是十分明显的。

二、史料价值

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走马楼吴简中有许多法制文书，涉及现代法律分类中刑法、民法、经济管理法、行政管理法和诉讼法等门类，为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增添了新材料。

徐世虹《走马楼三国吴简户籍所见刑事制裁记录》（《简帛研究》第四辑）一文，通过对走马楼简文的考释与解读，指出刑事制裁记录是户籍登记的要件之一，同时也使我们认识了除肉刑之外的新刑种。她的另一篇文章《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法制述略》，探讨了简文中所见的法制状况，（1）自从汉文帝13年（公元前167年）废除肉刑以来，肉刑虽没有作为国家正式刑法得以恢复，但从吴简民籍登记中所见来看，普遍存在着肉刑，可见成文法在制定与执行之间沿有一定的距离；（2）许迪盗卖官盐案反映了管辖中的犯罪地原则，县对此类案件只有审讯权而无判决权。这份考实文书说明了上一审级（郡）的要求下一审级（县）行使审讯权而将真实结果上报，在结罪的基础上行使判决权，审讯的过程为考问——辞服——结罪。王子今、高大伦《走马楼许迪割米案文牍试解读》一文，对涉及吏许迪挪用仓米案木简作了分析，参考众家意见，提出自己的新释文，并就该文书的性质、潘琬的身份职任、盐米的价格比例、“割用”的真正涵义、“五毒”的合理解释等经济生活、吏治状况及刑讯方式诸方面问题，也有精辟的论述，颇为新颖。

2、为研究孙吴政治体制和长沙的历史地理提供了新材料

首先，在政治制度方面，根据走马楼简牍记载而推出地方行政区划单位名称和地方职官属吏的名称。当时长沙郡上有州，下有县、乡、里，反映了孙权时代的行政体制。其管理的设置，除了行政长官外，长沙郡属诸曹的设置已经很全备，有公曹、田户曹、船曹等，县以下的乡也设有属吏。每一件赋税文书上都有仓吏、库吏和田户曹吏的签押署名，而字迹不同，格式统一，说明三国时期我国已有严密的赋税制度。

另外，走马楼简对于研究孙吴时期的长沙地的历史地理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三国时，群雄逐鹿，各国的疆界常在变动之中，因此，这一时期的历史地理问题非常复杂，史书挂一漏万，难以详记。走马楼简给探讨这一期长沙的历史地理带来了新希望。胡平生先生认为，由于出土简牍大量涉及到当时长沙郡所属的侯国、县、乡、里、丘等地名，例如前述佃田租税券书，每一简皆明载佃农所属的乡里(丘)，其他出入取予类的文书也多清楚地写明乡里(丘)，如武陵乡徐元丘，中乡祭下丘等等。另有一种户籍简册，每人一简，按户编联，户主皆冠有里名，如果将所有这些材料都集中起来，加以排比，我们甚军有可能大体编成长沙周围的乡里志。

所以，尽管目前三国吴简的整理工作只完成很少一部分，但它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画面，为我们打开了一座极其丰富的历史宝库，它的出现弥补了三国时期史料的匮乏现象，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书法和文字价值

走马楼三国吴简对于研究中国书法艺术和文字的演变也有重大意义。

首先，长沙走马楼吴简的文字书法对于我国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大批形象生动的珍贵资料。三国时代既是纸张发明后简犊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最后阶段，又是我国书法处在承前启后、新旧交替、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重要时期，是一个人文精神高扬，走向文化艺术自觉的时代。传世的三国书迹，数量稍多的是曹魏，其次为东吴，隅于西南的蜀汉则未闻碑刻流传或其它书迹。20世纪以来，经考古发现的三国书迹，有西北楼兰遗址的魏晋简牍，山东曹植墓中的砖刻墓铭，江苏、安徽出土的东吴买地券，湖北鄂城史悼墓，江西南昌高荣墓，安徽马鞍山朱然墓中出土的木刺、遣册等，这些书迹的数量都非常少。惟有走马楼三国吴简数量巨大，形体丰富多样，前所未见。长沙吴简的书体有楷书、隶书、章草、行书、草书等，虽然简犊的书写皆出自中下层官曹、吏卒之手，与钟繇等名家的书法有着天壤之别，却代表了这一时期一般通行的书写风格和水平，比起传世的三国碑刻，后世临幕的书迹，更为真实地呈现了那个时代的书法状态。

其次，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为汉文字从隶书向楷书的过度的最终完成又找到了最直截的证据。洪鹃《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书体举隅》一文，以偏旁分析法探究了走马楼吴简的分属，通过对各简字例所作的偏旁分析，提出吴简书体基本上篆、隶、楷、行、草各体皆备，显示了三国时期为我国书法史上新书体的楷、今草与旧书体的篆、隶交替重叠的时期。作者探讨了吴简书体纷陈并揉的原因，认为两汉、三国正是新旧书体交替时期，书家不限于一体，而是兼通各体，在运笔时往往掺杂其他笔法。吴简书写者在文字构形结体上多使用连笔，因此相对于汉碑刻的异体，吴简所呈现的稳定性较高，这也是隶书向楷书迈进的标志。另外，刘正成的《钟繇与长沙吴简说》（《中国书法》1998年第1期）一文，利用十几枚清晰的楷体简牍，指出三国吴简文字结体和笔法都极近钟繇《荐季直表》及《宣示表》，毫无疑问受钟繇的影响。我们不仅看到了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而且为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字提供了信实的证据。“如果说从钟繇《荐季直表》到王羲之所临钟繇的《宣示表》，可以论证中国书法史上楷书从创立到完全成熟的过程的话，那么，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便找到了最好、最直接的旁证。”可见，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对中国书法艺术和文字的演变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