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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雷的代表作是《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在哲学思考的前提下，从第三世界的视角中提出了“解放教育思想”，用“对话式教学”来批判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用“解放教育观”向“储蓄教育观”宣战，对教育工作者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 在弗莱雷看来，“对话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以世界为中介，旨在命名世界”（P38）。关于“命名世界”，借用陈诗哥的话来说就是，希望这个世界每天都如清晨那样新鲜，喜悦，充满爱。所以，重新命名一切，解释一切，照亮每一个词语，这是诗人的任务。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弗莱雷关于“对话是一种创造行为”的观点了。作为教育者，我们都知道教育本就当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这劳动的形式又是以言说为主要方式的，既然如此，对话就当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了。作为教师也只有当我们相信“对话是一种创造行为”，才可能自觉地在我们的教育教学中改变灌输的行为，用“对话式教学”来取代传统的“讲授式教学”，在对话中实完成创造行的劳动。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年来，在我们所看到的课堂人们的“对话”意识已经越来越强烈了，但令人悲哀的问题是，对“对话”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或者说是为配合表演的需要的。也就是说，我们课堂上的“对话”往往是问答取式的，当教师的，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持着话语权，动辄否定甚至剥夺了学生的话语权。在我们的潜意识中，真理总是在我们手上的（因为我们是教师，是主体，我们有教参，有预设的教案，更要命的是我们掌握着命题、阅卷这样的“生杀”大权）。 “对话不能简化为一个人向另一个人‘灌输’思想的行为，也不能变成由待对话者‘消费’的简单的思想交流，更不是那些既不投身于命名世界，也不追求真理，却把自己的真理强加于人之间的一场充满敌意的论战”。弗莱雷的提醒很值得我们深思，当教师的不能“挂羊头卖狗肉”，不能嘴上说是“对话”，骨子里还是“灌输”，不能拿自己当着真理的化身，不能将我们的思想强加给学生，也就是说，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可以取代学生的思考。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平等地、真心实意地与学生交流。只有当我们的学生对我们毫无戒备的情形下，他们与我们的对话才有可能真正得以展开。 弗莱雷说“和衷共济需要真正的交流”。而现实中“教育工作者的指导观念却惧怕甚至禁止交流”（P28）。我们惧怕交流影响我们的权威，动摇我们对课堂的统治，害怕我们在学生面前显得无知与无力。这就是“灌输式教育”的特征所在，“灌输式教育的出发点是把人误解为客体”的。“凭借某种机械的、静态的、顺从自然的、形象化的意识观，灌输式教育把学生转变为接受体。它企图控制思考和行动，让人去适应这个世界，并抑制他们的创造力”（P29）。所以，灌输式教育必须禁止交流。 作为教师必须明白，只有在学生面前，教师身份才可能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教师与学生是一起生存的，没有了学生，也就无所谓教师。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师，就得与学生和衷共济。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能不能实现，关键在我们这些教师，能不能意识到对话于教育的意义——对学生和我们的当下与未来的生命生长的意义。生命的安全感，不仅只是我们的自由安全，更要有对方的自由与安全。想一想，如果这自由与安全只是单方面的，这自由与安全还能靠得住吗？ 作为“对话人”，我们在遇到他人之前就要充心怀与信任，当然还要有谦卑，没有爱、信任与谦卑也就没有对话。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式教学”的发生是建立在对学生的爱心、信任和我们自己的谦卑与真诚的基础上的。 作为“对话人”所应当具备的谦卑与真诚，还决定了“对话人”的反思和批判意识。弗莱雷认为，除非对话双方进行批判思维，否则整整的对话也就无从谈起，没了对话也就没了交流，没了交流，也就没了真正的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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