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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品的说法，本人觉得是从诗品中衍化而来。《诗品》是南朝钟嵘的代表作，是继刘勰《文心雕龙》以后出现的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清朝刘熙载《艺概·诗概》中也有“诗品出于人品”之说。王国维的“境界”之说，亦有异曲同工之妙。诗品中的“品”为品评，批评的意思。但文品中的“品”似乎已经赋予文章品行和人格的意思了。对于文品，我的理解是一个人的人品如何，可以从其行文中表现出来；反之，文章及言论也能多多少少折射出作者及言者的人品。 毋庸质疑，是有不少人的人品和文品是一致的。读孔子的《论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谆谆善诱、仁慈博爱的长者；诵老子的道德经，我们看到的是一位说理透彻，娓娓道来的智者；阅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我们眼前出现的波澜壮阔的洞庭湖水和作者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看康德的“批判理论”道德观，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忠诚和蔼、公正仁爱的哲人。屈原的《离骚》，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李白的诗风杜甫的篇章，王孟的山水高岑的边塞，苏辛的豪放清照的婉约……当我们面对这些文字，不能不感慨确实是文如其人。 但是话又要说回来，文品能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一个人的人品呢？ 文品的说法，我个人认为是读者的一厢情愿。因为文字本身是流动不确定的，既可以反映人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也可能是真实想法的伪装。文品是可以随着环境和心境的变化发生变化的。所以我以为，文品是读者强加在作者身上的“标签”。一个品行高尚的人不见得都写发人深省的语句，一个品行有亏的人不见得就说不出高尚的话。因此，在很多时候，人品和文品是不一致的。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是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话。在其著名的《培根论文集》中，论友谊、讲人生、谈真善美的绝妙好句俯仰可拾，但他本人却是一个德行有亏的人。他身为大法官，却公然接受贿赂，并因此受到法律的惩罚。在培根穷困潦倒之时，女王的宠臣艾塞克斯伯爵曾经向女王荐举他，赠送他一处大庄园。但当艾塞克斯失宠的时候，培根却向女王告密。正是由于培根提供的有力证据，法庭宣告了艾塞克斯死刑，把他送上了断头台。女王为此给了培根1200英镑。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宣扬“人以非议加于我，并非使我有权以非议加于人”。但是有一次，因为邻居一位女裁缝和女伴在公共过道上谈话，影响了他的幽会，叔本华竟然动手将女裁缝打至残废，结果被判抚养这个女裁缝终身。20年后，女裁缝去世，他还在日记本中特意记上一笔：“老妇死，重负释”。 德国的海德格尔，是20世纪的大哲学家。他是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的高足，但是后来与恩师断绝了关系，甚至在胡塞尔遭纳粹迫害的时候也不闻不问。最恶劣的是他和纳粹的合作，在希特勒上台后不久，便出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在校长就职演说中称希特勒上台执政是一次“庄严伟大的破晓”。他多次发表演说吹捧希特勒，号召人们对希特勒效忠，他说：“任何原理和理想都不是你们存在的准则，元首本人并且只有元首本人才是今天和未来的德国现实及法则。” 由此可见，文品好的人，不见得就是道德高尚的人。 对这种人品和文品相背离的情况，我个人认为不必大惊小怪。在中国古代早就出现这种情况。汉代司马相如的赋在当时可谓一绝，然而，其人品却让人不敢恭维。当他破落的时候，先是唱着“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骗取寡妇卓文君与他夜晚私奔而逃，与她誓约相守到白头。可当他立马相迎之时，又想休弃卓文君，每天沉醉风月楼之中，后还想纳妾。可能纳妾在当时来说并非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情。但对一个公众人物来说，自食其言，朝三暮四，对卓文君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要不是文君聪明过人，以一首《白头吟》勾起司马相如对往日的回忆！很可能早已被休弃。 人品文品分离的现象并不妨碍我们对其文章的阅读与辨证地吸收。以叔本华为例，他的人品是比较差的，甚至可以用猥琐来形容，但是作为科学家的爱因斯坦和作为哲学家的尼采都从叔本华的作品中得到启发。 有的时候，分析其人品的变化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心路历程。如分析海德格尔的人品演变，有助于我们理解“现象学之道”，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语言是存在的语言，就像云是天空的云。”云嘛，不是转瞬即逝的善变吗？天知道，他在希特勒执政期间说了多少是真心的话。 人品具有时代性。文人相轻的特性好像注定要用太多的悲剧和悲壮来演绎。近代文学史上鲁迅与梁实秋、陈西滢的论战，造成两大阵营文人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隔阂。到当今社会，还有不少人对鲁迅的“人品”提出质疑。京派文学代表沈从文与“左联”作家的交恶后，又被郭沫若斥为：“粉红色的反动文艺家”，在建国后便被排除在主流媒体外，最终导致精神失常。最极端的故事是，在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刘文典教授听说联大要聘请沈从文为教授的时候说的一番话：“陈寅恪应该拿四百块钱，我应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应该拿四块钱，沈从文连四毛钱都不应该给他！”又说：“他是教授，我算什么？”某日，空袭警报，大家都往安全的地方跑。刘文典本来也在跑，看见沈从文后，他站住了，怒斥：“学生跑，是为了祖国的将来，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可是你这该死的，你跑什么！”文人相轻至于斯，夫复何言。当时许多人都对沈从文的人品表示怀疑。但是，时间告诉我们，沈从文只是一个纯粹的作家而已，只是想在政治之外默默构建他的“希腊小庙”。今天，当我们用平常心徜徉在他的《边城》、跟随他的《湘西散记》，看到的是和人品没有必然联系的绝妙文品。 人品还具有虚拟性。文人者，有人品不见得有好结果；有文品也不见得能流芳百世。人品一来不可饭食，二来不可与人争长短。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人品值几斤几两实在让人迷惑。有时候王子和乞丐的距离凭一个“人品计算器”就可以测定。北岛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喊出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我们不一定能让自己高尚，但一定可以使自己坦然。当然，也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不追求高尚人品就自诩为“流氓”。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对于人品，“文章千古事”是没有错的。 有一点是肯定的，人品可以弥补文品的不足，关键的时候是甚至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有一年，金庸的小说被王朔狠评一通后，他曾致函上海《文汇报》，谈他对批评的感想。那封信写得很有意思，其中有这么一些话：“我写小说之后，有过不虞之誉，例如北师大王一川教授他们编《20世纪小说选》，把我名列第四，那是我万万不敢当的。又如严家炎教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讲‘金庸小说研究’，以及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行‘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国际会议，都会令我感到汗颜。王朔先生的批评，或许要求得太多了些，是我力所做不到的，限于才力，那就是无可奈何的了。” 金大侠这招叫什么？是以柔克刚的“乾坤大挪移”，还是看似笨拙实则威力无穷的“独孤九剑”？现代文坛上的一次“华山论剑”被 “金大侠”轻描淡写之间化于无形了。金大侠的人品和文品实在让人高山仰止。 在当今网络时代人品和文品的相悖并不少见。网络的虚拟社区让很多人可以轻易地伪装起来，然后拔剑刺向臆想的敌人，刺向熟悉的朋友。明枪来明刀去，这是很正常的。穿着各种马甲躲在暗处一会儿扮黑脸一会儿扮白脸也不乏其人。我们所要做的是就事论事，就文论文，是我们应该采取的理智方式。因人废言，因言轻人都是不可取的。当然，如果谁吃饱了撑着，胆敢以耸听危言挑战法律、考验网警的智慧，那已经不是文品的范畴了。 对于文品我有思考的权利，就像伏尔泰说的那样：“我坚决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对于人品我虽然无法看透，但谁能剥夺我选择的权利呢？就像《简·爱》的作者勃朗特在《致威·史·威廉斯》中说：“刘易斯先生的真诚、活力和才华无疑会赢得读者的景仰，可他凭什么能赢得读者景仰呢？是人品，一个人品出众的人和一个只有才华出色的人，如果叫我去选择结交，我毫不犹豫的会选择前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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