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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茨基：诗与流亡，以及女人
by云也退 凋零的感觉，总是让人惆怅。说起约瑟夫·布罗茨基，没有疑问，他是上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俄语诗人。他1972年离苏赴美之后的经历，被诠释成一个关于胜利的故事：诗人战胜政权，光明战胜黑暗，乃至西方战胜东方。1987年、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和美国桂冠诗人这两大文学奖项落到他的头上，他出版了数不清的诗歌和散文随笔。胜利之后，他以56岁的年龄去世，时间是1996年，彻底把自己封闭在20世纪这颗胶囊里面。
布罗茨基的人生分为两段：流亡前和流亡后，而流亡后的事情太辉煌，经常掩盖了流亡前的经历，以至有类似文学志向的人，常常以他为榜样，以为反叛就是辍学，就是混迹社会，就是过自己想过的日子，如此这般。其实，流亡前的布罗茨基，其写诗和个人生活所付出的代价远非今天的人所能想象，那时的苏联，已经剥夺了他做诗人的权利，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两个阶段的转折点，发生在1963—1964年间。导火线是一篇发表在《列宁格勒晚报》上的匿名文章，指名道姓辱骂布罗茨基，说他持有“一种危害国家的世界观”，说他深陷在“腐化和现代主义”的深渊里，说他没毕业，还有“除了写点诗外……一直处于寄生状态”，而况他的诗歌淫秽反动，毒害年轻人。紧接着，就是那场恶名昭彰的“布罗茨基审判”。
浓眉大眼的弗丽达，布罗茨基一辈子的恩人 弗丽达·维格多洛娃，一位苏联女记者，时年49岁，她进入到审判现场，记下了审判时的全部对白。也许，布罗茨基人生中最重要的事，除了审判之外，就是这篇文本了。
法庭：你做什么工作？ 布罗茨基：我写诗，我翻译，我相信…… 法庭：没有“我相信”。站直了！别靠在墙上，看者法庭，根据法庭的体温来回答！现在，你有全职工作吗？ 布罗茨基：我想我有全职工作。 法庭：准确回答！ 布罗茨基：我写诗。我想我的诗会出版，我相信…… 法庭：我们对“我相信”不感兴趣。回答：你为什么不工作？ 布罗茨基：我工作。我写诗。 法庭：我们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你隶属于哪个公司。 布罗茨基：我跟一家出版社签了几份合同。 法庭：你的合同给你的钱够你过日子了吗？说出数字来：签了多久，多少钱。 布罗茨基：我记不清确数。我的律师那里有合同。 法庭：我在问你。 布罗茨基：在莫斯科，我出了两本翻译作品。 法庭：你有工作经历吗？ 布罗茨基：多少有一点…… 法庭：我们对“多少有一点”不感兴趣。 布罗茨基：五年吧。 法庭：你在哪里工作？ 布罗茨基：在一个工厂。我做地质考察…… 法庭：总的来说，你有什么专长？ 布罗茨基：诗。我擅长写诗和翻译。 法庭：那么谁赏你诗人身份的？谁把你归进诗人一类的？ 布罗茨基：没人。谁把我归入人类的？ 法庭：你学的就是这个？ 布罗茨基：学什么？ 法庭：学写诗。你没有读完大学，在大学里他们学的是…… 布罗茨基：我觉得诗是教育的问题。 法庭：怎么说？ 布罗茨基：我觉得……嗯，我觉得诗来自上帝。
《列宁格勒晚报》上的攻击文章刊发于审判之前，攻击的内容，跟弗丽达记录的审判内容十分吻合。一头黑发、浓眉大眼的弗丽达，是个教师之家的女儿，做过几年的中学老师，1937年“大清洗”期间转行做记者。审判时她在《文学报》任职，主编禁止她去旁听，她是以独立身份去的，在她奋笔记录时，听到了法官的警告和警察的恐吓。她记下的庭审内容被译成了英语、德语、波兰语等语言传到国外，唤起了苏联人及国际文学人士的注意。克格勃旋即调查她，有些失望地发现，这个不惧死的女人，原已身患癌症。
在前苏联满目琳琅的“萨米兹达特”——即地下出版物——中，弗丽达的这份文本是最著名的之一，对于布罗茨基傲骨昂扬以卵击石的公共形象而言，可以说，它贡献了决定性的证据。对每个问题，诗人都以“我想……”“我觉得……”作答，这是一个思辨性的个人主义者的标志，而“诗来自上帝”则这场博弈落槌。诗人赢了，以神的名义对付一群粗暴的无神论者，焉能不赢。
不过，布罗茨基的命运并非始于受迫害、被驱逐，而是始于诗才，他以极大的谦逊接受了这份来自神的礼物。他曾跟友人罗塞夫说：诗，就是你提笔开写，一个词接着一个词地出来了。他领受这份天才，大约在1958—1959年，十八九岁的时候，还是有些偶然的：有人给他一本诗集，是弗拉迪米尔·布提坦尼施斯基写的，他读了下就觉得“我能写得比他更好”，就这么开始写诗了。
布罗茨基的家里不宽裕，他父亲是个摄影师，有时有活干，有时没活，他们家住挤挤的公寓楼，这是十月革命给俄罗斯人带来的礼物。青壮年时的布罗茨基，生有异相，一位近友说他有一头红发，总是像火焰一样不屈地往上蹿着。这真是貌如其人了。其实，法庭陈述中他说的“地质勘测”工作，在那时都是违法的：走遍苏维埃大地，不是间谍，就是叛逆。
他最早的诗作是在考察途中写的，早熟得可怕：不到20岁，他不仅意识到自己要做诗人，而且也预感到诗人必然的命运。在被广为传颂的《花园》一诗中，他的抒情诗水准就已达到了让很多资深诗人都叹服的高度。美丽的情、感受和思想，附着在了日常生活里最普通的东西身上，予它们以人间的生气，诗人的一个内在的宇宙不停地与自然的大宇宙沟通，交换能量，互为镜鉴。他写树叶落地，是“循着毁灭的伟大诱惑”，他写“你的命运预见我命中的挑战”，他写“我如何能活到/未来跳上你的枝头，跳进我悲伤的灵魂/那时，你所有的果实都已消失/只有你的空无为真”，他写“不，我要离去！/让巨大的马车/带我去往他方。”
这已是大师级的手笔，他早就预见到自己的未来是与所爱之物分离。诗人与现实的关系说起来也简单：就是把来自外界的一切摧残和压迫、威胁与陷害，都转化为笔下的文字：当然，你必须有一条够长的血槽，活得比摧残和压迫更久。
《花园》等一批早期诗歌得到了包括阿赫马托娃在内的诗界前辈和同仁的喝彩，然后，一位恬静而美貌的画家玛丽娜·波斯玛诺娃走入了他的生活。1971年，布罗茨基的《谈爱》一诗就是为她所作，后来，他于1983年在美国出版了诗集《献给奥古斯塔的新姿态，1962-1982》，副题就是“致M.B.”——玛丽娜的姓名缩写。
但他们没能在一起。失去M.B.，也许是布罗茨基至死深恨俄国、不愿回家的主因。那是1963年11月的事，正是前述《晚报》上的匿名文章发表之时，文章将布罗茨基一下子打入到四面受敌的处境之中，他的辍学，无“正规”工作，他写的诗，他的一些子虚乌有的罪行，包括他的灯心绒裤子在内，突然集聚成猛烈的炮火轰向这个23岁的诗人；与此同时，他的朋友，另一位诗人德米特里·博比谢夫趁虚而入，夺走了M.B.。
那年圣诞节，布罗茨基在精神病院里度过，嫉妒和悲伤让他几乎发狂。在次年年初被捕之前，他还有时间坐火车去列宁格勒见了一次M.B.和德米特里。他在列宁格勒的泽津斯基大区法院受审，然后被发配到北方。他要在劳动营里待18个月，到1966年才被释回——这还是国际国内舆论压力的结果。
他后来对朋友说，被发配的经历是他人生里最快乐的时光。M.B.去看了他好几次，逆境之会，怎不让他激动莫名？他似乎明白，自己生来就是要一波三折，体验各种戏剧性情节的。真是祸兮福倚。1967年，他们的儿子出生，然而苦乐交迭的大戏再度上演：M.B.拒绝让儿子姓布罗茨基的姓，而给他取名为安德烈·波斯玛诺夫。
因此，1972年当克格勃逼布罗茨基出境时，他是个万念俱灰的人。那些以政治视角评价布罗茨基流亡的人，都盲视了他当时的心情。没了家，没了朋友，永失所爱的女人和孩子，他唯一的家园就是俄语。说句残酷的话：对于一个想写出不朽之作的诗人来说，如今万事俱备。他在一封写给勃列日涅夫的信里写道：“即便人民不需要我的身体了，他们依然需要我的灵魂。”
安德烈去美国看过父亲，而他俩没能和解，正如俄罗斯没能唤回布罗茨基的心。在美国，他的诗作大受欢迎，而在俄罗斯时他被视为知识分子诗人，过于冷峻，高傲，俄苏大众也从未像热爱另一位诗人弗拉迪米尔·维索茨基一样热爱他，或需要他的“灵魂”。在美国，他写了无数散文随笔，它们让他的地位不可动摇，尽管对美国的物质主义和庸俗市侩之风，布罗茨基同样不失鞭挞。
玛丽娅·索扎尼 在美国，他娶了一位有一半意大利血统的女记者玛丽娅·索扎尼为妻，也有了孩子。到死时，他家里还挂着一幅肖像照片，照的是一位黑发、浓眉大眼的女子。不是M.B.，也不是他的老师、俄罗斯诗坛女神阿赫马托娃，而是弗丽达·维格多洛娃。她在布罗茨基受审的次年就病死了，终年50岁。她是他一辈子的恩人。 号外：云也退在凤凰FM的主题谈书节目“公车上书”现已开播，每周一次，欢迎点击“阅读原文”收听，蟹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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