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汉晋简牍研究 [11]
（二）《苍颉篇》书体探讨
出土简牍《苍颉篇》字形“古”的程度不一：北大汉简《苍颉篇》保留较多篆的结构；水泉子汉简《苍颉篇》的篆意相对少些；阜阳汉简《苍颉篇》虽为汉简《苍颉篇》中时间最早的（西汉初），其分书化程度却较高，与其他《苍颉篇》刻意求古似相反；居延汉简《苍颉篇》约为西汉物，则少显古形，完全是时书风貌；敦煌汉简之《苍颉篇》亦为通行隶体；而玉门花海简之《苍颉篇》书体则有浓重的篆意。从这些情况看，汉代《苍颉篇》书写多态多样，也不一定都以古意为之。
水泉子简
张存良《水泉子汉简七言本苍颉篇蠡测》将水泉子《苍颉篇》内容概括为两点：一是七言成句，字有重复；二是句句押韵，分章换韵。七言本《苍颉篇》内容仍以四言本为纲，承袭旧文，顺延三字，变四言为七言，每章仍为十五句。所增三字是对前四字文意的顺势延伸，有简单训译的意思。如简文“谨慎敬戒身即完”，“身即完”是对“谨慎敬戒”的补充修订；简文“计会辩治推耐前”，“推耐前”是对“计会辩治”的总结等等。根据内容，七言本水泉子简《苍颉篇》编纂时间上限必在汉武之后。
敦煌简
福田哲之《水泉子汉简七言本〈苍颉篇〉考——在〈说文解字〉以前小学书中的位置》认为，西汉后期大约是从《苍颉篇》到《急就篇》使用的过渡时期：
敦煌、居延汉简中从《苍颉篇》到《急就篇》的移动时期，大致看来基本上可推定为西汉末。只是如依照敦煌、居延汉简的性质的话，此年代不是该识字书开始流行的时期，而是显示了用该识字书习得文字的官吏活动的时期，所以可推定最迟也在其十年或二十年以前的阶段，即在西汉后期，识字书的主流从《苍颉篇》移到了《急就篇》。如此通过对同出有纪年简的分析，可以得知《急就篇》成立后，在比较短的期间内替代了《苍颉篇》占据了识字书的主流位置。
北大简
《急就篇》为西汉元帝（前49年—前33年在位）时史游编著的字书，传史游以草书作《急就篇》，全篇近1400字，是蒙童习字课本，按姓名、衣装、饮食等分类，成三言、四言、七言韵语，比《苍颉篇》通俗易学，“它一经出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受到广泛的欢迎，各个阶层都采用它作为启蒙学习的教材”。按福田哲之说法，西汉末，字书已由《苍颉篇》迅速过渡到《急就篇》，在东汉时代，《急就篇》基本上替代了《苍颉篇》位置，而少见《苍颉篇》简牍的影子了，东汉有不少《急就篇》简牍及《急就砖》等。从这个意义上看，水泉子《苍颉篇》应属东汉前之物。
阜阳简
水泉子简除《苍颉篇》外，另一类内容是《日书》，其字迹工稳草率皆有。一些快写的文字形态与尹湾简《神乌传》（西汉末）相类；还有一些字存有斜向的长弧尾笔，如“家”等字，这种笔画在西汉前期简牍中曾大量出现。另外，水泉子汉简中有一枚文曰“本始二年大军出□□将军捕类将军将出张掖酒泉”，“本始”为元帝年号，“本始二年”为前72年，整理者认为“简中有张掖、酒泉等地名，应与这一年五将军出击匈奴有关，但这应该是追叙，而不是实录”。这是整理者基于水泉子M5年代在西汉末至东汉早中期这种先入之见之上的判断，“本始二年”即使不是即时实录，也有可能是事件不久后的追记。水泉子汉墓M5属竖穴土坑木椁形制，这种墓葬形式主要出现在东汉以前，发掘简报以河西地区已发现竖穴木椁墓极少以及该墓葬形式自内陆传向河西需要一定时间，作为判断水泉子M5（及其他10座木椁墓）年代的理由，似显牵强。综上，根据墨迹、《苍颉篇》等情况，我们认为水泉子M5时间似应在西汉后期至新莽间，其木简书写时间亦应在此间。
水泉子汉墓M5还出土有墨、砚等书写工具：石板砚一件，为长方形青石片，表面光滑，上留墨迹，长14.3厘米、宽5厘米、厚0.2厘米；墨块一件，圆饼状，直径2.8厘米、厚0.9厘米。
花海简
部分汉简中的《苍颉篇》及存字：水泉子汉简《苍颉篇》，存字约900；北大汉简《苍颉篇》，存字1300余；阜阳双古堆汉简《苍颉篇》，存字540余；玉门花海汉简《苍颉篇》，去除重复字，存字35；上世纪70年代居延破城子遗址汉简《苍颉篇》，存字约57；上世纪30年代额济纳河流域汉简《苍颉篇》，去除重复字，存字约110；20世纪初斯坦因在汉代烽燧遗址发现《苍颉篇》，存字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