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charcial
冯广宏
一、易学概况
易学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学的特色在于它的融通性和结构性;而易学正充分贯彻着此种性质。《周易·系辞》说:“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以言者尚其辞,以功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在刻画它的融通性。“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则是刻画它的结构性。易学的基础文本,是现存的《周易》经传。经的部分,原本用于上古的占卜,按现代的话语说,就是预测学。提到“预测”,我们倒不必大惊小怪,斥为“宿命论”(预测意图,实际上是想改变命运);因为预测一事,本来就贯串于吾人各种行动中。比如出门旅游,总得估量一下天气,是否要带雨具,是否需要御寒,是找旅行社还是自驾车;凡此种种,概属“预测”范畴。至于修房盖屋,投资办厂,更要进行周密的设计,预期其成败,测定其花费;广义言之,都是预测。只不过所取模型与思维方式不同而已。
人们在思考过程中,凭空想象总是件苦事,所以需要有个模型摆在面前,帮助思考。此种模型,不外乎数学和物理两类。数学模型包括数字和图形两者,有人概括为“符号”。此种模型比较抽象,但说理准确,而且便于延伸,能拓宽人的思维领域。物理模型比较实际,生动形象,最为直观。预测所用模型,亦不外乎此。如天气预报采用的卫星云图;设计师绘的草图,列的项目表等等。《周易》预测也有模型,那就是六十四卦组成的种种图象。不同的地方,在于思维方式。科学预测用的是逻辑思维;而易学常不采取这类方式,热中于“结构思维”(系统思维)。
《周易》六十四卦,源于万年以前伏羲首创的八卦。笔者以为,那全是与人类息息相关的8种自然景象:天(干)地(坤)雷(震)电(离)流水(坎)死水(兑)风吹木(巽)山(艮)。它们十分原始,没有任何人工作为,也没有专门取出的火。卦,是由3根“爻”构成的,爻分阴阳两种,体现了“二分法”的科学意识。所谓“阴阳”的概念,即在原始社会,也很容易直观形成,因为白天黑夜的交替,是人人俱见的事实。从理论上讲,“太极生两仪”,并不费多少脑筋;为了适应预测需要,仅有黑暗和光明(阴阳)两种符号判断凶吉,未免单调;于是进行排列组合,“两仪生四象”,将阴阳两爻重叠出4种符号,以便与“东西南北”四方挂钩,丰富模型的功能。后来为了描述更广阔的空间,重叠3爻再组合一次,“四象生八卦”,构成8种符号,就是八卦;于是能够透过此类符号、模型,观察某些发生、发展过程,可能得出什么样的结果,来解释更多的事物和现象。8种自然景象产生的符号,能不能再加一爻,构成16种符号?照理说完全可能,但“16”这个数字,已经超出人的双手十指范围,在原始时代会带来极大的不便。
八卦的取象模型扩展情况,《周易·说卦传》讲得很详细。比如方位,就有震(东)巽(东南)离(南)干(西北)坎(北)艮(东北),虽缺西、西南,但也不言而喻;说到动物,就有干(马)坤(牛)震(龙)巽(鸡)坎(豕)离(雉)艮(狗)兑(羊),家养动物基本齐全;说到人体,又有干(首)坤(腹)震(足)巽(股)坎(耳)离(目)艮(手)兑(口),大体包罗;说到家庭,还有干(父)坤(母)震(长男)巽(长女)坎(中男)离(中女)艮(少男)兑(少女),八口之家。这些取象并非随心所欲,基本上从自然景象这一原始观念出发,进行类比。例如后世视离为火,应属阳性,“离为中女”便使人想不大通;笔者发现离的最初取象,是雷雨时的电光,延伸为光亮,描述为中女,比较合身。又如后世视坎为水,应属阴性,其实原始取象为湍急的水,冲击力蛮大,应该描述为中男。《说卦》把八卦铺陈到方方面面,典型的例子就像坎卦:
“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輮,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为律,为可,为栋;为狐,为蒺藜,为桎梏。”
这些模型,多属物质具体形态。与此同时,《说卦》还延伸出种种抽象性质,所谓“卦德”:干(健)坤(顺)震(动)巽(入)坎(陷)离(丽)艮(止)兑(说,即悦)。后来八卦又分别重叠,成为六十四卦,各有各的取象和性质,包围的面更广。关于卦德方面的理论,《彖传》发挥得淋漓尽致;而《象传》则据以提出若干行为指南,使《周易》更具实用性。那就好似土木工程设计蓝图,本属预测阶段的产物;但却能指导具体施工,令其不出差错。
由此发展,易学就出现了两派──象数派和义理派。象数派是古老学派,根据占卜建立的模型,作具象式的延伸,预测成败吉凶,解决人们举棋不定时的迷惘。由于缺乏科学的逻辑支撑,完全由概率论奠基,所以有个验与不验的问题。义理派则着重于以卦德指导人事,把占卜解惑转化为心理咨询,告诫人们如何趋避,逐渐走向智慧学一途,因此现实意义更大。
秦汉以来,两派一直朝着不同方向发展,各自创造新的门径。象数派涵融了五行、干支、律吕、九宫等模型框架,包括历象学术;用于预测中的时空定位。而义理派则纳入道、儒各家理论,与伦理道德挂钩。这样,易学的内容便空前丰富,汇纳了传统的文史哲科等各类学术,因而有“易道广大”的评价。总体说来,汉代以象数为主流,六朝时则义理占先,至唐宋则两派兼荣,而明清又是义理抬头时期。
实际上,国学本身就是包容性很强的学问;而蜀学,则是具有四川地方特征的国学。传统学术不注重分科,往往是政治、经济、哲学、科学,乃至文学艺术,都融会于一炉;其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并不想建立什么严密的理论体系。如果硬要找一个理论框架的话,那就采取通用的办法,全部纳入一套统一的结构中去,那就是易象铺衍出的时空总模型,包括阴阳、八卦、五行、干支、律吕、星度、节候等等在内。传统的医学、养生学、乐理学要用,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要用,数学、农学、工程学要用,连各种手工艺也无不在用。例如风水学,今人或称之为环境学,就是最典型的一例。时至今日,易学的流派便更多,有哲学易、科学易、数学易、史学易、文学易、神学易等等。但仍然离不开象数、义理两大古派的根基。
二、易学在蜀
《宋史·隐逸·谯定传》记有一段逸事:
“初,程颐之父珦,尝守广汉,颐与兄颢皆随侍。游成都,见治篾箍桶者挟册。就视之,则《易》也。欲拟议致诘,而篾者先曰:'若尝学此乎?’因指《未济》男之穷以发问。二程逊而问之。则曰:'三阳皆失位。’兄弟涣然有所省。翌日再过之,则去矣。
“其后,袁滋入洛,问《易》于颐。颐曰:'易学在蜀耳。盍往求之!’
“滋入蜀,访问久,无所遇。已而,见卖酱薛翁于眉、邛间。与语,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语也。”
这件事,后来不少笔记上都有记载,情节大致相同。说的是北宋仁宗在位时,程到西蜀来担任广汉知州,让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随同前往。有一天,二程兄弟到成都游览,走到大慈寺门口,看见一个箍桶匠坐在台阶边,忙着加工篾条。但他身旁还放着一堆书,这两位年青书生不由自主地翻开来看,原来是一部《周易》。难道这手艺人还能看懂?他们疑惑的眼神,惊动了箍桶匠。于是匠人就翻到《未济》这一卦(由坎下离上所构成,阴爻和阳爻交错),请二程剖解。二程虽然读过易经,但平时没有深刻钻研,一时难于回答,就反过来请教匠人。只见匠人从容地解卦说:《未济》的三个阳爻都失了位(皆居偶数位),此乃“男穷”之象。一席话使二程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他们成为理学大师,经常对弟子们说:“易学在蜀!”
闽人袁滋(一作袁溉,字道洁)想向程颐学易,程颐让他到蜀中去参访,因为那里易学高人多得很。袁滋真的便去了四川。访问到邛崃、眉州一带,结果找到了一位卖酱的薛翁,是隐姓埋名的易学家。但每次请教易义,薛翁总是讲话很少,使他十分不解。就问他为何如此?薛翁说:《易》就是易,简易是其精神,话多了就不简不易了。这便使袁滋真正相信了“易学在蜀”。有人说那薛翁本住富顺,也不卖酱,而是卖香。不管哪种说法真实,但始终没有离开蜀土。
蜀易不仅在基层群众中传播,还在少数民族中传播。《宋史》记载易学家谯定(字天授,涪陵人)事迹时特别指出,他是从蜀地郭曩氏那里学到易学精髓的,而郭曩氏教给他最关键的一句话,便是“自见,乃谓之象。”可见所学属于象数派。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说:“谯天授之学,得于蜀曩氏夷族。”原来这曩氏还是彝族人。《宋史》称这家族原在南平(今重庆),其始祖在西汉,还当过严君平的老师;研究的正是象数之学。
经过宋人的鼓吹,“易学在蜀”这一崇高评价,便正式成立了。道理很简单──蜀中连工人、商贩、少数民族都通易学,那么文人学士的易学水平,不就更高一筹了吗?
三、回溯汉代
现今易学家大都认为,汉代易学基本上是象数派,如京房讲卦气,焦赣讲卦变,虞翻讲消息,郑玄讲爻辰,荀爽讲升降,如此等等。可见汉易的主流在于象数。当时已将占卜预测延伸到生产、生活领域。不过,精通象数的西汉成都人严君平,虽然曾在今君平街那里开了一间卜肆,从事职业占卜,采取有偿服务;但他与普通的算卦先生不同:一是每天卖卜收入的钱,达到100文,够一天生活,他就关门歇业,研究学问,给弟子们讲授《道德经》。二是以义理来解易,把卜肆办成心理咨询站。据《汉书》说,人们有疑难事向他求卦,他便对人作行为上的指导,主要是宣讲道德:“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其风声足以激贪励俗。”借占卜解卦的形式,因势利导,劝人为善。
严君平原名庄遵,字君平。由于东汉班固编《汉书》时,要避明帝刘庄的讳,硬把“庄”字写成“严”字,于是大家就称他严君平了。他是成都文化巨匠,当时向他问学的人很多。在他的众多弟子中,有位杰出人物,便是成都人扬雄(字子云)。后来扬雄著《法言·问明》时,赞美老师说:“蜀庄沉冥。蜀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君平易学有独特的见解,不随便信奉谁家,而且学以致用,节操清高。后来扬雄名显京师,时常对好友李强称道他这老师的高尚。不久,李强被任命为益州牧,将去成都上任,高兴地向扬雄说:“这回我能亲见这位高人了。我一定要重用他,发挥他的最大才干。”可是扬雄不以为然:“你以礼相待,君平先生可以见你。但他决不会在你手下做官。”由于君平清静自守,活到90多岁高龄。
严君平曾著书10余万字,称为《老子指归》。他将人的命运分为3类:一是天命,基本是先天带来的,比如生在富贵或贫穷之家,健康素质不一样等等,那都由不得自己。二是造命,由外界环境造成,比如遇到昏君和乱世,也没有法子;但通过自身努力,有时能够改变环境。三是随命,因自己行为而取舍、去就,吉凶皆由本人。所以,人的命运并不全靠天老爷[4]。这些思想,与易《象》所说的君子自强不息,朝干夕惕,是完全一致的。
在汉代象数主流的背景下,严君平能独举义理旗帜,开后来王弼易学之先河,真是十分难得,应该大书特书。
扬雄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才,一生著述甚多。他的独特易学,要首推仿照易经创作一部《太玄经》。易经的基础,是由三爻组成图象式的“卦”,爻分阴阳两种,组合形式便有8种。《太玄经》仿照这种方式,把卦象扩大为4爻,而爻也扩大为3种,表示天、地、人(不局限于阴阳,多取一个中位)。同时建立了一系列术语,不称“卦”而称“首”。当构卦(首)时,画第一爻则称之为“方”,共有“天、地、人”3种形式可供选择;画第二爻则称之为“州”,就有3×3种形式、即9种可以选择;画第三爻则称之为“部”,就有3×9种形式、即27种可供选择;画第四爻则称之为“家”,就有3×27种形式,即8ｌ种可供选择。因此《太玄经》不是64卦,而是八十一首。这种“崇三重九”的框架,谓之“九九大运,与天终始”,与当时的“太初历”推算过程中的“八十一分法”相对应。易经每卦有6条爻辞,而《太玄经》每首有9条爻辞,称之为“赞”。81首就有729条赞,扬雄将两赞当作一天,则全经对应364.5天;与一年的日数相比,还差了一天。由于《周易》干坤两卦各多一爻,因此扬雄也模仿此法,加了两赞,使全经卦爻与全年365.5天相应,于是易象便与天象挂上了钩。
扬雄所谓“玄”,有三层意义:一指天道,即整个世界的总规律:二指神道,即形成万物的总根源;三指人心,即包容三才的大智慧。扬雄十分崇尚三分法,如将天(时间)分为始、中、终;地(空间)分为下、中、上;人(本体)分为思、福、祸。数终于九,体现了事物发生、壮大、消亡的过程。这些见解,可谓独树一帜。
相传远古易经共有3种:《连山》、《归藏》、《周易》,在周代它们是齐全的,但到了汉代,前两种便亡佚了;可是它们的基本精神,都还存在。宋人认为:《太玄经》“日始于寅”的观念,是继承了上古的“连山易”基本原理。
从严君平和扬雄的治易行动可见,蜀学中的易学,有着特立独行的特色,不跟着人家后面跑,始终保持一种独创精神。汉易以扬雄为代表,还涌现出一家改革派。
四、六朝贯连
南北朝时,蜀地相对平静,有利于学术的发展。那时成都又出了一位奇人,他就是6世纪时往北周求过功名的卫元嵩。此人易学的最高成就,也是改造易经,编写《元包经传》,简称《元包》。他与扬雄的不同之处,在于并不另立门户,而仅仅调整《周易》的卦序,将64卦分配到8个序列中,以8个纯卦作为序列的开头。其次序为:
坤·干·兑·艮·离·坎·巽·震
其所以称易为“包”,意思是要网罗政治和文化两个范畴:“理乱相纠,质文相化”,建立更切合实际的社会模型。在他那序列中的取象方式:头一卦即纯卦本身;以下则采用变爻方法:将纯卦6爻中的下面5爻依次变阳为阴、变阴为阳,于是得到了各序列的5个卦,共计6卦。接着再将纯卦从底往上数的第4爻,使之阳变阴、阴变阳,便得到一个新卦,称为“游魂”;接着又将纯卦的第3爻阳变阴、阴变阳,于是又得到一个新卦,称为“归魂”。这样,序列中总共得出了8个卦。整个《元包》的8条卦序,都按此法排列而出。
南宋易学家张行成也是蜀人,十分推崇《元包》一书,认为它是“革其诬俗而归诸雅正”之作。因为汉代京房的易学,传到末流,居然成为江湖术士卜算的工具,步步走向庸俗,还导出不少离经叛道的谰言。卫元嵩此书来了一个大扫除,使易学归于正道。他认为卦始于“坤”,是根据上古《归藏易》的原理。上古的“三易”中,失传的《连山》、《归藏》,经过扬雄和卫元嵩的再创造,两种佚易终于得以恢复。
到了隋唐,汉易中的象数精义也濒于失传。幸而唐代资州人李鼎祚著有《周易集解》,将汉儒的许多象数理论保留在书里,同时又将六朝强调义理的精神也纳入其中。因此,蜀中易学,就带有综古之功,凸现了蜀学的包容性。
五、宋易光大
北宋初年,出了一位划时代的易学大师,他就是陈抟(字图南)。据《普州图经》说:他是崇龛人,即今安岳崇刊镇,所以籍贯仍在西蜀。他的学术传承,上接何人,史无明文,仅知他与道家人士过从甚密。后来隐居华山,据说有麻衣道者曾把42卷《正易心法》传授给他;又有人说,“先天八卦图”也是麻衣所传。在华山与陈抟交往密切的人,还有世间所传的八洞神仙之一吕洞宾,据说吕曾把河上公的《无极图》传授给了陈抟。至今崇龛玄妙观洞窟顶部,还有个直径2米的宋代石刻,形为“丫人”,有句民谚形容它说:“两个人字颠倒颠,认得便是活神仙。”有人认为,那就是太极图的简化形象。
陈抟那一套“先天易”的理论,以及《河图》《洛书》等图说,后来传授给了种放。以后代代相传,直到11世纪的刘牧,出版了《易数钩隐图》公之于世。这一“先天易”传授系统是:
陈抟·种放·李溉·许坚·范谔昌·刘牧·吴秘·郑史
陈抟本人著有《易龙图》,此书内容后来许多“先天易”著作皆有引述,但原来是什么样子,却众说纷纭。《宋文鉴》里保留了一篇陈抟写的《龙图序》,提到他创作的“龙图”,是探讨了孔子“三陈九卦之义”的微旨,才悟出来的──那里头都是些数据:“天之垂象,的如贯珠;少有差,则不成其次序矣。故自一至于盈万,皆累累然,如系之于缕也。”起初,“天意先未合”,没有把数字显示出来,只给出一些图象,“圣人观其象而明其用”。直到伏羲才把象和数合了起来,于是产生龙图:“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在龙图未合的时候,数字只有55(从1到10的总和)。上为天数25(奇数之和),下为地数30(偶数之和);分别减去1和6(左右手拇指所计的开头数),得到24:
“上二十五,天数也。中贯三、五、九;外包之十五;尽天三、天五、天九并十五之位。后形一、六无位;又显二十四之为用也。”
“下三十,地数也。亦分五位;皆明五之用也。十分为六,形地之象也。六分而成四象,地六不配,在上则一不配(用),形二十四。在下则六不用,亦形二十四。”
在龙图已合之后,情况就变化了:
“后既合也,天一居上,为道之宗;地六居下,为地之本;三干、地二、地四为之用。三若在阳,则避孤阴;在阴,则避寡阳。”
最后,他赞叹道;“大矣哉,龙图之变,歧分万途!”。表明有很多内容,可以从这里延伸出去。
象数派易学家用数字与图象相结合的方式,形成无所不包而更加系统的框架,它的起点就在陈抟的学说之中。特别是他所传播的《太极图》,足以形象地说明具有华夏智慧的宇宙生成论,更是一个杰出的代表。
汉易以象数为主,到六朝变为玄谈,至北宋又掀起了象数高潮,进一步发展成图象派。蜀中易家,两宋辈出。例如眉山三苏,都是易学大家。苏轼晚年整理的《毗陵易传》,汇义理、象数为一炉,发挥了苏门独到的易学见解。
宋代是蜀学最为昌明的时代,蜀派易学在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六、晚近蜀易
元代蜀中易家,可举出资州人黄泽(字楚望),他易学著述很多,有《十翼举要》、《易学滥觞》等,颇有创见。此外,又有著《周易折中》的潼川人赵采(字德亮);著《大易辑说》的邛州人王申子等,是象数派易家。
明代的梁山人来知德(字矣鲜),是一位重量级的易学家。他认为传统学术中,没有比易经再深奥的东西。开始时他在釜山结庐,研读了六年,自觉一无所获,便迁居到万州求溪山中,又思考了好几年,才有了一点醒悟。像这样一共研究了29年,才写出他的专著《周易集解》,成为此后研究易学的人必读之书,世称“来氏易学”。
清代的蜀中易家,应推双流刘氏。始祖刘沅(字止唐)曾著《易经恒解》,以新的观点审视易学,开风气之先。他府上以后几代,文人辈出,对易理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将易理用于医学的,有彭县人唐宗海(字容川),著有《医易通说》。晚清井研人廖平(字季平),是国学界的怪杰,对易学有新奇解析。
民国时期,成都人蔡福裔师从廖平、章太炎,以新学观点研究易学,曾著《八卦与原子》、《河洛考》、《易数推衍》等。成都人刘子华,赴法国勤工俭学。他以易理象数,推算出太阳系第十颗行星的位置,开“科学易”之先河。可以说,近代蜀易主以古老象数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寻找其间的接合点,成为蜀中易学的新风。不过,近年成都市委党校教授谢祥荣积多年易学研究,著成《周易见龙》一书,以科学观点审视易经的发生发展过程,并重振义理派旗帜,使周易原理成为指导社会行为的准则。
回顾蜀中易学的历程,说明有以下特色:
独立思考 创新精神 包容心态 医世情怀
综上所述,“易学在蜀”,发展到蜀学在易,乃是历史之所必然。蜀易在每一历史时期,都不同程度地保持着创新特色,发扬了蜀学的总体精神,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