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国灿，男，1966年生，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儒学渊源、“事功”思想渊源及其与浙东传统学术的关系，认为该学派的学术思想主要是在坚持传统儒家学说基本理论和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吸取前人的各种功利思想及相关理论，继承和发展汉唐以来浙东学术的思想精华和务实求真学风，并结合南宋中期的社会现状加以进一步开拓、创新而形成的。从中表现出其学术继承的多向性、灵活性和实用性。 南宋中期，浙东地区（今浙江钱塘江以东）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之学”俱以讲实事、究实理、求实效、谋实功为特色，且彼此关系密切、在学术思想界互为呼应，共同推动“事功”思潮的崛兴，被人们统称为“浙东事功学派”。该学派一度与朱学、陆学相鼎峙，不仅在当时颇具影响，而且在古代思想史上亦有相当地位。关于浙东事功学派的学术思想，近年来学术界已多有论述，笔者亦曾作过专门研究（注：参见拙著：《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人民出版社 1996年9月出版；《80年代以来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研究概述》， 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3期。）。本文在此基础上，试进一步就其思想渊源作一较为深入的探讨。 一、浙东事功学派的儒学渊源 要探讨浙东事功学派的儒学渊源，首先必须弄清它的学派性质。 从表面上看，浙东事功学派不仅具有强烈的反理学倾向，而且对宋代以前的传统儒学也有不少责言。如陈亮指责那些“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的理学家们，其实“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陈亮集》增订本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至于为历代儒家所极力推崇的“六经”本质上也不过是有关上古史的总结性文献（《陈亮集》卷十《六经发题》）。叶适则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春秋》等书“名经而实史也”的观点（《水心文集》卷十二《徐德操春秋解序》），并批评孟子的许多观点是不合“圣人之道”的“新说奇论”，而董仲舒的不少说法“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更属“无用之虚语”（《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汉书三·列传》）。正基于此，一些学者常将浙东事功学派视为宋代反儒学的典型。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众所周知，儒学自孔子创立后，其思想体系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如战国时有子思之儒、孟氏之儒、孙氏之儒等八派之分，西汉时又有董仲舒的神学化儒学等。而宋代理学本质上讲不过是二程、朱熹等人鉴于社会上天命论思想的全面衰落，转而从先验论角度重新阐发传统儒学的产物，是儒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流派而已。只是因后来封建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和扶持，它才成为儒学的主流。因此，浙东事功学派反对理学并不意味着否定儒家学说。更何况，该派学者对理学也并不采取一笔抹杀的态度，而是批判的同时又有肯定。他们与理学家的对立不是要不要坚持儒家基本理论，而是如何理解和实践这些理论的问题。如在著名的“朱（熹）陈（亮）之辩”中，双方都以传统儒家理论为依据，彼此的分歧实际上只是各自理解和发挥的角度不同。朱熹把孔子所谓的“道”说成是以义理之心为基础的“王道”，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的先验之物（《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寄陈同甫书六》）；陈亮则把“道”看成是与实际事物、人生日用密不可分的实在之物，强调：“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陈亮集》卷九《勉强行道大有功》）朱熹将“义”与“利”对立起来，主张“行义理，灭人欲”；陈亮则坚持义与利的本质统一。朱熹强调“成人之道”应以“儒者之学求之”，做到“穷而有以独善其身，达而有以兼善天下”（《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寄陈同甫书十》）；陈亮则认为，朱熹所谓的“儒者”实是因循守旧之辈，真正的儒者应具备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做到“仁智勇之达德具于一身”（《陈亮集》卷二十八《又甲辰秋书》）。 与此相联系，浙东事功学派对前代儒家的批评，主要也是针对一些儒者对孔子学说的歪曲以及在学术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空疏学风。在事功学者看来，原本极富现实性的儒家学说经汉唐以来部分儒者的改造，已日渐沦为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要扭转这种趋向以重振儒学活力，就必须恢复其原有特性，并与当时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因此，在批评前代部分儒家学者的同时，他们又以儒学的继承者自居。如永嘉事功学者薛季宣一再强调：“学者为道而舍经，犹工人而去其规墨也，虽有工锤之指，其能制器乎！”（《浪语集》卷二十九《论语直解序》）其弟子陈傅良则进一步明确表示：“凡不本于孔子而敢为异说者，岂不可畏哉！”（《止斋集》卷二十八《经筵孟子讲义》）而陈亮更是公开宣称，自己的学说是为了“发出三纲五常之大本，截断英雄差误之几微”，最终达到“立大体”、“定大略”的目的（《陈亮集》卷二十八《又甲辰秋书》）。 显然，从性质上讲，浙东事功学派并没有超越儒家范畴，更不是反儒学的典型，这就决定了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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