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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Moral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s Theory of Practicing Intuitive Knowledge and Its Spiritual Dimension 【作者简介】方国根，人民出版社哲学与社会编辑部主任、二级编审，北京 100706 【内容提要】 王阳明作为明代“心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与最具影响力的理学家，提出“讲自己”的“致良知”说，昭示着阳明学术思想的突破与创新精神。本文将王阳明置于宋明理学思潮的大视域，通过对阳明“良知”与“致良知”道德哲学的基本内涵的考察、梳理，揭示其理论最大特色是强调“正心”、“诚意”、“知行合一”，即本体即工夫，本体工夫一贯，凸显主体道德自觉与道德践履的内在统一，从而表明其具有使命担当、道德主体、大胆怀疑、革新创造、尊师重教和务实力行的六种真精神。 【关 键 词】王阳明/良知/致良知/道德哲学/知行合一/精神维度 王阳明作为明代“心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与最具影响力的理学家，其学在当时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学术思潮。纵观王阳明一生，历经明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尽管他的政治生命艰难坎坷，学术生命波澜多变，但无论是从政业绩，还是立德修为、学术成就，都显得异常突出和辉煌，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式的人物。特别是王阳明在“立言”上，讲学书院，授徒、传道、解惑，著书立说，倡导复兴“心学”，反对程朱“道学”，为拯救明王朝的社会与道德双重危机，为专制社会后期的道德思想理论与价值建构，寻找有效的思想武器，破除世人“心中贼”而不遗余力，曾进行多方摸索和艰辛探求。依据黄宗羲《明儒学案·姚江学案》记载，王阳明学术思想经历了形成过程中和形成以后的各有“三变”。如果说将王阳明“龙场悟道”作为分水岭，前“三变”表明阳明由“始泛滥于词章”到笃信朱熹理学的格物之说，再到出入于佛、老之学，归本于孔孟圣人之道，在学术思想上还是“照着讲”儒学，或是“接着讲”儒学，为“我注六经”式的学术传统。而“龙场悟道”之后“三变”，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便默坐澄心，主“知行合一”之说，发微“心学”之论，特别是“致良知”说的提出，则昭示着阳明开始“自己讲”学术，到“讲自己”学术，转为“六经注我”，彰显了阳明学术思想的突破与创新精神。本文将王阳明置于宋明理学思潮的大视域，来尝试阐发阳明“致良知”道德哲学的基本内涵及其精神维度。 一、王阳明“致良知”道德哲学的基本内涵和理论特色 王阳明身处风云剧变的明朝中叶社会，一方面，内忧外患交加，社会矛盾与民族冲突日益严重，危机四伏，但统治阶级中的大多数人依旧醉生梦死，内讧频仍，对社会危机麻木不仁。面对时局的危机，王阳明心中愤然有一种沉重的失落感和道德悲情：“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①怎样才能使整个社会和谐地在封建纲常的历史轨道上运转，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给政治家、思想家和哲学家们提出的严峻课题。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萌芽，“操资交接”、“锱铢共竞”、竞利求富的风尚不仅表现在商人之间，同样影响上层士大士乃至统治阶层，形成崇尚纷华、奢靡的不良风气；加上由于皇帝荒淫无耻、宦官干政以及政治腐败黑暗，使得封建的伦常败坏，士林道德颓废，寡廉鲜耻，而以朱子学思想为正统的理学，遂成为士子们涉猎科场的死记硬背的教本，博取功名利禄的工具，标志着理学的式微之势，逐渐丧失其作为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外在律令的功能。从哲学理论形态上来说，正因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朱熹哲学体系已日益显露出其在本体“理”与具体“物”、形上与形下、伦理规范与践履行为之间破绽和内在矛盾。②王阳明为了克服朱学弊端，不得不另辟蹊径，敢昌天下之讥，为陆学辩诬。他在《象山文集序》中强调说：“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认为陆九渊提出“心即理”的命题，继承和发展了尧、舜、禹以来传授的十六字心传，为心学之源，是孔、孟、周、程“道统”的嫡系。阳明力倡象山之学，选择和发挥“心即理”作为理论基础，提出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说，建构了更系统、彻底和更富有理论特色的“心学”道德哲学体系。 如果说“知行合一”说是王阳明“自己讲”的早期倡导的学说，那么到了晚年，他主要是提倡“讲自己”的“致良知”说，或是只论“致良知”，可以说“致良知”是对“知行合一”说的提升、发展和超越，是阳明理论学说“三变”之后的教法结晶。据钱德洪在《刻文录叙说》中所说，王阳明在龙场时便有“良知”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王阳明从37岁龙场“悟道”，到50岁居南昌时始揭“致良知”说，其间苦心探索，历经十余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良知”说是他“从百死千难中得来”，“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年谱二》)，标志着其心学道德哲学逻辑结构的最后完成。从此，王阳明大讲“良知”与“致良知”： 区区所论“良知”二字，乃是孔门正法眼藏。(《与杨仕鸣(辛巳)》) 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寄正宪男手墨二卷》) 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年谱二》) 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传习录中·答欧阳崇一》) “正法眼藏”本来为佛教用语，禅宗指全体佛法，为所传之心印，本意是指佛祖的无上正法。王阳明认为“良知”乃是“孔门正法眼藏”，即孔学的无上正法，所传之心印，其平生讲学，就是宣讲“致良知”，正是借佛教用语来说明“良知”与“致良知”在圣学中的作用和地位。那么，何谓“良知”？何谓“致良知”？“良知”与“致良知”的基本内涵是什么？ 王阳明的“良知”一词来源于《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但与孟子的“良知”说不尽一致，其含义要广泛得多，是作为融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和道德论为一体的范畴。王阳明对“良知”作了多层次的内涵规定和论述： 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大学问》) 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著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传习录中·又答陆原静书》) 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传习录下》) 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传习录下》)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传习录中·答欧阳崇一》) 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传习录下》) ……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咏良知四首示诸生》) 良知即是独知时，此知之外更无知。谁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谁？(《答人问良知二首》) 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者也。(《大学问》) 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要不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传习录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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