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1945年6月21日出生于当时还属波兰、现属乌克兰的东方名城利沃夫。他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曾是中学校长，父亲是工程师、教授，母亲受过良好教育，有成为诗人的理想、文学修养极好。扎加耶夫斯基出生后就随全家迁居西里西亚省的格里威策，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中学毕业后进入雅盖沃大学学习哲学和心理学。毕业时，他取得了哲学硕士学位。 扎加耶夫斯基少年时期便有志成为一名作家和诗人。那时他广泛阅读，常常一两个月就读完一个大作家的全集，但他仍然苦于自己在文学专业性上的贫乏。17岁那年，大诗人兹别格涅夫·赫贝特来到他的学校，还在给他的书里签上“同行A.Z。”，这不仅使扎加耶夫斯基感到十分荣幸，似乎还使他找到了可以效法的对象。在就读大学期间， 他作为研究生，得以“享受优待”，在大学图书馆里悄悄借阅米沃什的著作以及其他禁书。毕业后，他先是在一个冶金学院任教，后到一家文学刊物做编辑，直到因参与政治抗议活动被除名。 在克拉科夫，扎加耶夫斯基参加了许多非官方的文学活动。他所投身的诗歌运动，后来被文学史整体命名为“新浪潮”。其时，他组织和参与的诗歌派别有其更为具体的名称：“现在”。“现在派”的影响逐渐显著，而其他写作群体逐渐加入到运动中来。在所谓“新浪潮”时期，扎加耶夫斯基不仅是其中积极的参与者、理论阐述者，也是最为杰出的代表。当然，代表性的诗人还包括后来蜚声国际诗坛的斯坦尼斯拉夫·巴朗恰卡、朱利安·科恩豪塞尔等人。他们三人也是“新浪潮”诗歌运动的主要发言人。先是巴朗恰卡在《不轻信和张狂的人们》一文中，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60年代的新古典主义派诗人，提出“辨证的浪漫主义”概念，把“矛盾修饰”视为最理想的修辞手段，以矛盾的诗揭示世界的矛盾。在扎加耶夫斯基和科恩豪塞尔合写的论文《未被呈现的世界》里，他们把批判的范围扩大，指责当代诗歌和小说逃避现实、缺乏探索当代问题的热情和追求真理的勇气。总之，他们共同的主张就是希望恢复诗歌讲真话的权利，重提诗人独立思想的天职。 在1980年代前，波兰各反对派的组织和力量还很分散，且都处于地下状态，直到团结工会争取权利的斗争浮出水面。“工潮”导致波兰在1981年颁布了戒严法(1983年解除)。作为异议诗人，扎加耶夫斯基虽未受到监禁，但他仍然觉得有必要离开。1979年扎加耶夫斯基就已赴德短暂居留并从事写作。1982年他选择移居法国，在法国，他迅速加入到波兰移民知识分子的圈子，参与文化刊物的编辑工作。关于“流亡”，虽然扎加耶夫斯基一再解释是出于“个人原因”，但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流亡”的意义仍然是确切的。事实上，他此后的诗作也充分说明了这点。区别于大多数的流亡者，扎加耶夫斯基的“流亡”更是一种自我流放、自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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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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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韩诗人共话诗歌与传统 自1983年起诗人便往来于法国和美国之间，靠在美国大学任教和写作收入生活。2002年扎加耶夫斯基回到波兰， 定居古城克拉科夫。当有记者问，是否可以称他为“职业诗人”时，诗人谦虚地说：“我在接近这个目标。”
扎加耶夫斯基精通多国语言，但他主要以母语波兰语写作，迄今已出版诗集《公报》《炽烈的土地》《无止境》《无形之手》等18种，散文和随笔集《另一种美》《两座城巿》《捍卫热情》等十余种。他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囊括众多文学大奖，受到米沃什、布罗茨基、苏珊·桑塔格等大家的肯定和称赞。 纵观扎加耶夫斯基的作品，有一条主线的存在，那就是：以对不合理社会制度与秩序的反抗始，到与世界和上帝的和解终。这个过程是漫长、艰难的，也许并不能彻底完成。中国诗人王家新说：“扎加耶夫斯基之所以受到中国诗人和读者的特别关注和喜爱，除了他诗中优美、人性慰藉等因素外，也许更在于他那里所体现的作为一个东欧诗人特有的精神品质和道德承担的力量。” 扎加耶夫斯基最近的师承，得益于波兰现代诗歌的两位大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和兹别格涅夫·赫贝特。当然，这只是一个简便的说法。他的来源事实上应该包括更远、更宽广的波兰诗歌文化传统。如果说，从赫贝特那里他主要学到的是“反讽”，一种对于世界审慎质疑而富于幽默的态度；自米沃什身上，他继承的就是一种“希望的诗学”，一种对于历史和存在的信心，它们来源于担当的勇气，来源于对真实的探索热情。作为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既拥抱了米沃什，拥抱了他的诗歌之火，那“能给人生经验一种肯定性评价”的热情，同时也延续了赫贝特身上那充满活力、气质独特的“反讽”精神。 扎加耶夫斯基曾谦逊地说，他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哲学家。但是， 他在诗歌里还是充分利用、发展了他在这方面的才能和优势。他的作品富于思想性，或说智性与思辨的色彩。不过，这种“诗之思”本身有别于哲学之思，用他的话说，“我所知道的只是，诗人和哲学家一样，同样必须说出他对生活的看法——不一样的是，哲学家是以抽象的方式，而诗人必须显示他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诗人是一位使者——他必须超越纯粹思辨。诗是不能密封在思维之中的。而思维总要进入矛盾的领域……必须努力调和诗与思的对立。”不难理解，扎加耶夫斯基为何不满于很多美国诗人(又何止美国诗人！)将诗当成了“一种对于思之残酷性的逃避”。从思想气质上，扎加耶夫斯基对于自己有着这样整体性的认识： 我想我属于那样一个思想者家族，总是无望地纠缠于列奥·斯特劳斯所谓的“在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的沖突之中。我不是说这就是最好的思想者家族；我更将此看作某种灾难——不能做出明确的选择。从很早开始，我内心就有一种需要，想使不能清晰之物清晰化，或者使那些缠绕的观念得以显现，因为这将使人的思想澄明。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本反诗化的。而同时， 我也有那种灵感附身的时刻，它们使我朝着不同的方向运思。 从利沃夫到克拉科夫的道路并不等于它在地图上的直线距离。扎加耶夫斯基经过了青年时期的愤怒与挣扎，也经历了超过1/4世纪的“自我流放”。现在，扎加耶夫斯基回到了克拉科夫， 他视此为自己的故乡。扎加耶夫斯基今年巳经70岁。在他近期的写作里，出现了许多记述个人游历或怀旧的作品，或可称为“个人历史化”的抒情，收集在《永恒的敌人》和《无形之手》里。 扎加耶夫斯基在国际诗歌界享有广泛尊崇，诗歌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出版。有意思的是，在波兰国内，一些自负的诗人(特别是年轻一辈的诗人)似乎并不买账。对此，年轻的批评家迈克尔·鲁辛涅克(曾任希姆博尔斯卡的秘书)这样解释：“年轻诗人总是要找老诗人行衅的，扎加耶夫斯基不幸充当了这个痛苦的对象。”有人更进一步批评波兰今天的年轻诗人大多放弃了密茨凯维奇的诗歌标准，不再关心历史，不愿向那些诗歌大师致敬，也不认真学习经典的艺术作品——当然，他们有了新的“偶像”，美国“纽约派”的口语诗人奥哈拉或阿什伯利。对此，扎加耶夫斯基曾善意地指出：“这些年轻诗人也许并未意识到他们想做什么。他们并未意识到他们是在一群光彩夺目的诗人之后写作——米沃什、赫贝特、希姆博尔斯卡——这些诗歌巨人重新定义了波兰诗歌，巳经将它从一种地方主义之中带出。我们年轻的诗人们只知拒绝一切。他们似乎要拒绝一切有意义的诗歌。我相信，如果懂得采取一些更为有意思的方式开始他们的反叛，应该聪明得多，就是说，改变某些东西，同时也接受我们遗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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