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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志·财政志》里看到，清朝灭亡前，财政收入突然暴增，年收入竟达2亿两白银以上，朝廷上下一扫庚子以来的晦气，顿时亢奋起来。据说，“不差钱”有四方面原因，除了海关收入的增长以及对烟、酒等不断课以重税外，最重要的是国有铁路收入，仅关外铁路年收入就达数百万两，超过一省的税收；还有就是由铁路带来的商业繁荣，使各地关税大增，崇文门税关就因前门火车站周边的商业兴起，而成为全国最大税关。  要说先知先觉，还得李鸿章，中国自办铁路就从他开始。当运煤小火车呼啸着在唐山和胥各庄来回时，鸣笛声传到东陵，便有官员来奏，说火车惊扰了先帝之灵。慈禧一听火了，她一火，火车就熄火，改成马拉车。李鸿章筑路失败，被朝廷做了一个结论：祸国殃民，莫乎是。 可是，自从他用海军军费修园子以后，朝廷的脸就变了，唐山到天津的铁路终于修成。其中曲折艰辛，非今人所能体会。修路之难，难在文化，据说会破坏农业文明的风水。当年，英国人在上海修吴淞铁路，修成以后，朝廷硬是要拆。沈葆桢时任江督，上海在他治下，可他事先并不知情，后来才知道英商在上海擅筑铁路，遂令阻止。威妥玛一句话就把他顶了回去：英商自行征地筑路，与中国政府无关。 原来，这路先已卖给了美国“吴淞道路公司”，立项为“寻常马路”，转让于英商。英商接手后，用了约一年，就全线通车了。但与沿线居民冲突不断，更何况火车在运行时，竟然压死了一名跨越铁轨与火车抢行的士兵。本来，李鸿章已派盛宣怀到上海签了《收赎吴淞铁路条款》，条款规定：铁路作价银28.5万两，由中国买断；所有银两，一年内，分三期付清，此后铁路，“行止悉听中国自主”，洋商“不得过问”；在赎款付清前，洋商可办理客运营业，但不许办理货运。 李鸿章原以为该路可用来作为“试探中国人对铁路感觉的实验线路”，营运效应一旦显示出来，国人就会改变态度。没想到火车营运居然压死人，而且压的还是一名中国士兵。铁路悬了，连美国公使也出面劝说，说了许多不该拆毁的理由。沪、苏两地154名华商也联名上书沈葆桢，请他高抬贵手。但这些都没有用，拆毁的命令还是下了。 李鸿章把铁路买下来，本是一笔不错的买卖，用时下话来说，叫做“双赢”。英商要赚钱，而中国只花了不到30万两银子，就拥有了自己的铁路，怎么算，也还是划得来的。于是，很快就以天津为支点，撬动了全国的筑路工程。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亲自指挥了这一筑路工程，在天津建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火车站——老龙头火车站。后来，工程南下，修了津浦铁路；工程北上，终于将皇城捅“漏”了。当火车穿透城垣，隆隆地开进北京时，大清朝王气未泄，反而亢奋。经济效益产生了新的文化认同，连慈禧老太太也投桃报李，乘着专列来赶时髦了。甲午战败，朝廷总结败因，其中就有铁路未成，难以运兵，故战后铁路复兴，卢汉路又被朝廷提上议事日程，刚好张之洞的汉阳铁厂要盛宣怀来接手，便将搁置已久的卢汉路也交盛宣怀来办。一个会说，善于说服朝廷，一个会做，懂得怎样做事情，会说会做，才能把铁路造成。 盛宣怀会做，是因为他倒转了“中体西用”，而以“西用”为先。“中体”是拿来说事的，不是用来做事的，“西用”则正相反。其间分际与变通，自非张之洞所能究竟。张以书生办洋务，以“中体”为主，“西用”为辅，自以为经纶满腹，结果办出个半吊子的洋务，办不下去时，李便来接手，而李的替手，就是盛宣怀。 李办洋务则反之，以“西用”为先，用“中体”保底，大凡要以“西用”为先时，盛宣怀便来做他的替手，要用“中体”保底时，他便打出老师的旗帜来。 何谓“西用”为先？以修卢汉路为例，这么好的项目哪会差钱？官帑不足有民资，民资不够有外资，但项目启动时却大有讲究，要分主次和轻重、先后与缓急。如以“中体”为主，就得官帑为先，然而，最是官帑靠不住。因为官帑靠官场，而官场则运用之妙，在于权术，钱说拿走就拿走。当年，张修卢汉路的钱，不就被李拿去修关东路了？而李修关东路的钱，不又被拿去祝寿了？所以，官帑为先，易败难成。那么民资呢？没有民权的民资，可以为辅，不可以为主，除非朝廷向民权开放，否则民资就认为朝廷靠不住，见利就收，不跟朝廷走。 真正靠得住的是外资，这是跟胡雪岩学的，当年若不借外资——“西用”先行，西征就难以启动，若不以海关抵押——“中体”保底，战争就难以获胜，这正是弃其人而用其策也。 中国大修铁路，全球都红眼了，热钱闻风而来，都想分吃蛋糕。除了铁路本身巨无霸，比铁路还大的项目，是铁路沿线的城市开发和建设，对此热土，哪一国的资本会无动于衷？从1896年到1906年，盛宣怀作为铁路督办大臣“借款筑路”干了9年，先后借外资共计1.8亿余两，修铁2100多公里，是之前30余年的6倍，甚至超过民国前20年（1911-1931年）所修铁路的总数。最要紧的是，所修铁路，不光很花钱，还很赚钱。1905年，卢汉路分段竣工通车，仅这一年，所得的净利为237.5万两白银，1906年，所得净利为353.4万两，外方一年便可分享盈余白银60万两之多，各地士绅眼都红了，这回不是白银外流让朝廷着急，而是外资拿走利润让民资急了。 由此，盛宣怀的“筑路借款”，成为晚清从白银外流到“不差钱”的关键之所在。文/刘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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