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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荡在高密乡土上的一个幽灵 莫言的小说《檀香刑》，终于还是让我无法看完它。书中通过几个人物七扯八拉地自述的手法，拼凑成清朝末年的一段历史悲情。是故事情节不吸引人，还是语言的表述手法过于沉絮，再或是结构的散沓，总之都不是我所喜欢看的那类小说。于是我又读到他写的《会唱歌的墙》，才总算摸到了这位先生的脉搏，书中坦露了他文学创作的心路体会。 莫言比我小八岁，虽有一个完整的穷家，但童年比我还要不辛。如他自述的那样：“由于我相貌奇丑、喜欢尿床、嘴馋手懒，在家庭中是最不讨人喜欢的一员，再加上生活贫困、政治压迫使长辈们心情不好，所以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饥饿伴随我成长。”但是“二十年农村生活中，所有的黑暗和苦难，都是上帝对我的恩赐。…这也许是我终于成了一个乡土作家而没有成为一个城市作家的根本原因吧。” 但是真正有一个上帝的恩赐他在今日始终不提一个字，其实归根结底他要感恩的只是共产党才对，只有党才让他有机会跳出农村这个饥饿的火坑，—步步培养他成为一个高学历一辈子专吃文化饭的人。而不象我们这类人，再努力，都是工人编制，跳不出企业的集体所有制圈子。他一个小学都没读完而辍学的人，21岁到部队能当上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能在26岁开始能创作文学作品，之后就上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没有部队宽松学习的环境，写出文章能发表的机会，光靠个人勤奋努力，打死我也不相信这种神话。现在凡是出了名的名人，都高估自己的经历与才华。 好运气还在后面等着他呢——莫言30岁之后读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并获得文艺学硕士学位。42岁之后，才脱离军界转至地方报社，在《检察日报》工作，为报社的影视部撰写连续剧剧本。换句话来说，他在共产党体制内靠薪金吃穿不愁，成家、住房不愁，只管专心致志地编文章写小说就行了。另外，又有一笔笔丰盛的创作稿费可得，莫言的文学事业可算是步步高。他不感谢共产党，光写他前二十年的黑暗和苦难，而忘记后30年的光明与甜蜜，是一个黑了心肺的人! 莫言成功的神话还在哪里? 在《超越故乡》的这篇文章中他谈到创作的体会，谈到他创作的源泉一切来自于故乡和童年，而不是他后来安顺的部队生涯、辛勤的学习过程和安逸的报社生活。前二十年的农村经历决定了他编织故事的所有素材。又如他自述的那样：“任何一个作家——真正的作家——都必然地要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编织故事，而情感的经历比身体的经历更为重要。作家在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时，总是想把自己隐藏起来，总是要将那经历改头换面，一个作家难以逃脱自己的经历，而最难逃脱的是故乡经历。” 照此逻辑，他为什么专写他前二十年的农村经历，而忽视后30年思想更成熟的城市经历? 因为写前面的年代，时效期已过，不会有政治风险；再则写黑暗和苦难可以值得读者同情；此外作品写农村体裁的也颇合党的口味；更主要的是通过《红高粱 》成功的甜头，摸索到一套自己的创作风格——乡土小说系列。 于是他象英国的哈代那么做——专写威塞克斯为背景的系列乡土小说，莫言则是专写山东高密东北乡的系列乡土小说。他从他那条破麻袋里摸出来许多值钱的宝贝来。他只要“狠狠一摸，摸出部长篇，轻轻一摸，摸出部中篇，伸进一个指头，拈出几个短篇。”故乡的经历、故乡的风景、故乡的传说，成就他“魔幻”小说中的所有基础元素，而他以后的生活经历，只是他理解和认识的写作工具。 莫言坦诚地承认，他写的文章只“对村里的文学青年也许有点用，对城里的所有人都没有一点用。”难怪我读不下去呢。但是这也不对，英国哈代的作品同样描写农村，而且又都是外国十九世纪的农村，为什么那样感动人? 直接来讲还是水平问题，是文学三个要素：语言、故事、结构的水平高低问题。哈代的作品不但超越狭隘的故土、国土的观念，而且对人性的洞察深度适宜所有人类灵魂，即作家的故事梦境是思想的梦境、道德的梦境。 作品用本土化包装起来，是党的一贯方针，即大力提倡的民族性。如赵本山的二人转，中国其他地区的人喜欢不喜欢无所谓，更不要说在乎外国人喜欢不喜欢了。世界上真正伟大的作家不但突破区域界线，连他们描绘的故事，都不是他们个人所经历的。如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塔芒戈》和《嘉尔曼》，前者描写贩卖非洲黑奴船上的一场反抗暴动，后者描写的则是塑造了个性鲜明的吉卜赛女郎的形象，即歌剧《卡门》。又例如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等等。他们文字底蕴深厚，能描绘出瑰丽的异域风光，以及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性格不循常规的人物，这才是真正超越故乡、国界、政治、历史的大文学家! 莫言自吹他的作品高于政治，他的才智连自己那么小的故乡都没敢超越，还谈得上什么其他的“高于”。我认为，诺贝尔文学奖确实是高估了他，正如每个赛季NBA的一些新球员，每年都被业内的专家们高估了一样。莫言和他的作品告诉了我，他仅仅只是一个游荡在高密乡土上的一个幽灵。 2012.10.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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