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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州 文物鉴赏——北宋武官石像生

 博物洽闻 2015-09-11

        姚村镇坟头村东北地,村里人把那里叫“老帝王墓”。地里原留存有无头石羊、石虎各一;一条南北向石岸上,垒砌着一个平躺的石人。
  2001年因拓宽改建林(州)河(口)公路,在坟头村东北地考古勘探,发现4座古墓。文物部门先后于当年12月和次年元月,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文物百余件,质地有金、银、铜、铁、玉、石、木、陶、瓷等。从随葬的五合墓志铭中才知道,这里原来是一处北宋二品高官刘朝宗家族墓葬,至今已有九百余年。刘朝宗墓志直径达96厘米,是林州历史上出土最大的墓志。而体量最大的石刻还要数那个石人了。
  这尊石人经过清理后,露出本来面目,是个武官形象,梁冠和面部稍残。通高220厘米,下有方座长60厘米,宽44厘米,高16厘米。头戴五梁冠,贯笄(簪子),冠额前作菱形花饰,冠带结于颌下。脸型长圆,无髭须。圆领宽袖长袍,袖胡下垂至膝下。胸束帛带,无腰带,双手拄剑(文臣持笏)。身后圆领下垂两条长帛带,向下穿系有方胜、圆环、蝴蝶结、团花等饰。足著舃(鞋)。
  刘朝宗生于北宋天圣六年(1028年),卒于政和二年(1112年),寿85岁,祖籍山东棣州(今惠明县)厭次人。元丰八年(1085年)徙居林虑县仙岩乡皇化里,仕途四十八年。官至中散大夫,赐三品服、紫金鱼袋,勋衔自骑都尉六迁为上柱国,晋封长社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刘朝宗母李氏,诰封淮安郡太君,生于咸平元年(998年),卒于元祐八年(1093年),寿95岁。长子刘逢原,官至朝散大夫,生于皇祐五年(1053年),卒于宣和七年(1125年),寿72岁。三子刘逢辰,是文林郎襄阳府中卢县知事,生于治平二年(1065年),卒于宣和七年(1125年),寿60岁。
  古代帝王墓称 “陵”,圣人墓曰“林(关林、孔林)”,官员平民墓叫“坟”或“墓”。
  游览古代帝王高官陵园,先是经过 “神道”(即陵道),有的竟长达数公里,神道两旁有两两相对的石人、石兽,称为“石像生”,使人始终笼罩在谒陵的气氛之中。石像生远在秦汉以前就已经有了,用意是表示皇帝或高官死后,和生前一样主宰一切,一些怪兽是用来驱除鬼怪、去邪、镇守陵墓的作用。神道旁的这些石像生,加上牌坊华表、青松翠柏,制造了一种肃穆的陵园气氛。
  据唐代封演著《封氏闻见记》载: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刻麒麟、辟邪、象、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虎、人、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仪卫耳。敦煌文书里有大致相同的记载:“置兽法,石碑去门十步,石羊去碑七步,石柱去石羊七步,石人去柱七步。”具体而言,人臣墓前通常布置石碑、石人、石虎、石羊、石柱等。
  但不是所有人臣墓前均可放置,也不是每个人均可使用所有种类的石刻。据《通典》记载:“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高不得过九尺。七品以上立碑,趺上高四尺。其兽等,三品以上六事,五品以上四事。”就是说七品以上立碑,五品以上才有石兽。
  唐代甄官署是这些石刻的唯一法定制造者。宋承唐制,墓前石刻经过近千年的剥蚀和人为的破坏,除一些帝陵陪葬墓的石刻保存较好外,其他墓前石刻保留下来的已很少。巩县宋陵石像生还存有928件,而像刘朝宗这样北宋人臣墓地留存的石像生已是凤毛麟角。
  刘朝宗墓前石像生与《通典》的记载完全吻合,但《通典》无石人1对的记载。若把石人计算在内,一至三品官员墓前当有4对8件石刻,分别是:石人1对,石虎、石羊各3只。以此类推,三至五品官员墓前石刻应为3对6件,分别是:石人1对,石虎2只,石羊2只。
  从几座墓的石刻调查材料来看,高度尺寸、件数是固定的,但形象似乎没有定式。这可能是很多匠师使用各自的范本来刻制而形成的结果,在使用时人们也不一定要求每类石刻的形象完全一致。如果“葬不官给”,这些石刻就要去凶肆购买,作为批量生产的商品,其形象应当是多样的,可供挑选。石刻只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因而在挑选石刻时,人们只注意数量的规定,对局部的差异要求不严。
  陵墓前石刻的作用,据封演讲是为了“表饰坟垄如生前之仪卫耳”。其实它们的作用还不仅于此,帝王墓前的石刻至少有陵墓标志、祥瑞鸟兽、仪仗人马、纪念性石刻四种。人臣墓前的石柱碑石显然也属于标志性石刻,其作用和陵前石刻相同。
  墓前置石人开始于汉代。东汉乐安太守鲁王墓前石人腹部还有铭文“府门之卒”,说明了墓前石人的用途,在于象征墓主生前使用过的门吏。唐代规定“凡京司文武职事官,皆有防阁”( 防阁是一种卫士,似今天的警卫员,五品以上的官员才配有)。这里的石人可能就是防阁的形象。帝陵前或宫门前石人,通常被称为“翁仲”,今人李毓芳认为这些石人可能和班剑(有纹饰的剑)有关。尽管人臣墓前的石人形象和帝陵前石人相同,但其性质差别较大。人臣墓前最具特色的、也是标志人臣级别的石刻是石羊和石虎。这些石兽当然不会是人臣生前的仪卫,可以将其归为鉴戒类。众所周知,百兽之王的虎是勇敢的象征,羊是温驯吉祥的象征。在人臣墓前石刻中强调勇敢和温驯正是皇帝对文臣武将的最高要求。这一点在早期石刻中已露端倪。镇江市北固山上多景楼旁有一石羊,腹部镌刻着“狠石”二字。《史记·项羽本纪》中有“猛如虎,很(同‘狠’)如羊,贪如狼”。这是墓前石虎、石羊用途和意义的最好注脚。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绣(豹兽或鹰禽纹)袍以赐文武官三品以上。其文铭皆各为八字回文,其辞曰:“忠贞正直,崇庆荣职,文昌翊政,勋彰庆陟,懿冲順彰,义忠慎光,廉正躬奉,谦感忠勇”。
  据此可知,古代统治者一方面用服饰中的各类猛兽凶禽“以助兵威”,另一方面又用文铭加以训诫,这和墓前石刻的意义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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