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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前的那个晚上，我还是如往日一般：下楼，取车；想去广场跳舞。可当我拿出钥匙去开锁时，我才发现我停车的地方没有车；突然之间我的脑袋一片空白：我没有将车停在这里吗？数秒钟后，我的大脑恢复了功能；我意识到：我期待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的自行车被偷走了。那个晚上我没有去跳舞，我心疼！我心疼的不是自行车，而是我不能按日常的规律来生活；我心疼的不是我的自行车被偷，我心疼的是这个社会：贼无处不在！ 当小宝贝将这辆自行车给我的时候，我就知道：它不属于我，它迟早是要被偷走的。可我希望它能像一块小小的试金石一样，测试一下这个社会“被贼光顾”的概率大小。所以当我发现它并没有被立即偷走时我是很高兴的，甚至我还以为这个社会变纯净了，或者说小偷对这样的东西已经没有兴趣了。就这么我还渐渐地喜欢上了这辆自行车，因为毕竟价格高的品牌货总还是有其优势的地方的。我希望并不张扬的外表，能够伪装我的自行车，使它不引起小偷的关注。可事实上我的快乐享受没有能维持太长的时间，三周之内它还是被偷走了，而且活儿干的很干净；我第一时间去了小区的监控室，可得到的消息是令人恐怖的：小区内的监控基本只是摆设。 对我原来的破自行车，小宝贝儿早就是颇有微词的，连她的干爸都悄悄地问她：嘎亮怎么骑这么一辆破车？可我对自己的自行车是满意的，最让我满意的地方就是：不担心被偷。可因为小宝贝时常说起自己想换辆自行车的打算，三周前我俩一起去小区附近的修车辅上为她物色一辆自行车；物色好了她的新车，她原来骑的那辆“奇安特山地变速车”就要给我骑了。当时我的旧车是以10块钱的价格让渡给了车辅老板，老板也看中了那辆奇安特变速山地车，说：这种车新车至少要800元一辆。当我们与他商量换车时，他只同意一辆车换一辆；而不同意我们的用奇安特换他两辆普通车的提议。无奈我只好骑着这辆奇安特回家了，虽然这辆车很重，可骑起来却比我原来那辆破车轻松多了。对小宝贝而言，最不方便的就是：搬不动它。后来，在骑的过程中我还使用了一下变速装置，在左右把手上都有变速器，左手变快，右手变慢；而且都非常灵便。小宝贝这辆车，从外表看只有七成新，可实际使用后的感觉是起码九成新，因为除了蒙了层灰外，基本没怎么用过。骑这样的好车，当然开心，享受的事谁不知道啊！可我并不想因此而增加自己的麻烦，所以用的锁依然是我破车上曾用过的那把旧锁，用起来熟悉；停放也依然在原来的位置上，我没有将它放进楼道内去。也正因为此，我心里暗暗估量：被偷是迟早的事。可人总是存在侥幸心理的，尽管我相信那不太可能，可我依然希望：小区能给我带来一丝安全感。 可最终我的自行车还是被偷走了，那一晚我想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问题；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盛世吗？无处不在的骗子、小偷、强盗和杀人犯的社会怎么可能是盛世呢？到处是虚伪和假大空、到处是指鹿为马事件的社会是盛世吗？所谓盛世的最基本的一个特征就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可现在这个社会是人人自危，稍不留意就会成为罪犯的牺牲品的社会，可见与所谓盛世是完全风牛马不相及的两种社会。尽管当今是一个物质极大产出的时代，本来伴随着精神财富极大丰富，我们有机会创造一个盛世的；可由于扭曲，巨大的物质财富伴随的是精神财富的极度贫乏；所以才呈现出目前的状况。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一方面为了区区几百元钱就挺而走险之徒比比皆是，一方面暴富权贵之人动辄挥金如土以逞一时之意气。我一直在想：我的自行车被偷是偶然事件呢，还是必然事件？ 看电视节目时，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偶然偏离正常生活轨迹的年青弱女子往往成为了犯罪案件的牺牲品，而且这种案件基本是偶发性的，属临时起意，没有预先策划，没有针对性，也没有必然性。为什么一个普通老百姓只要有机会就会变身成为了一个杀人抢劫的罪犯呢？通过我的自行车被盗这件事，我总算对此有了一个基本结论：犯罪人人皆有可能，没有罪犯不会光顾的死角，也就是说危险无处不在。那些因偶然因素而失去安全保障的女性是处在开放性危险的境地中的，她们的生命没有保障。这是一个需要强权威力来自我保护的年代，稍不留意你就会成为时代的祭品；特别是在那种安保设施相对落后的地方。当然上海是相对安全的地方，可这次回杭的时候，母亲提醒我们要注意；她特别提到东北洪涝灾难的事，政府和社会各界应该给予灾民足够的支持和补助才行；否则他们将四处流窜做坏事的，上海必定是他们选择的目的地之一。母亲说：东北人是比较狠的，如果他们成了灾民，那肯定将祸害其它地区的民众的；救助他们，实际上就是救助自己。我也不明白，政府为什么如此漠视东北的灾情，那里所受的破坏并不亚于汶川地震。或许是今年灾区太多的缘故，政府只能顾此失彼了！恐怕母亲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在一个“贼无处不在”的社会中，再增加一群被逼上梁山的东北汉子，这个社会的安全状况还能有保障吗？在一个没有底线的社会，良民和罪犯之别只在一念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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