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分为八”与早期儒家分化趋势的生成

作者简介：刘光胜，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134)、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中心博士后(北京 100084)

　　　内容提要：由于资料缺乏，“儒分为八”已成为儒学史上千百年来难以厘清的学术难题。新见的出土文献，往往不是某一学派的专有文献，而是不同学者的文献汇编，因此，从这些文献对儒家共有特征的不同理解入手，就为解开“儒分为八”之谜提供了新的视角。韩非的八派划分，只是选取思想歧异明显、影响较大的八个派别。儒分为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儒家分化的真实面貌，但法家立场的偏颇，使韩非不能对儒家发展面貌，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思想歧异是当时孔门内部的普遍存在，而窄化、深化、分化、派别化，正是从不同学派思想差异日渐明显的层面，对早期儒学发展进程所作的一种描述与展示。

　　关键词：韩非/儒分为八/早期儒家/分化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10&ZD&091)；中国博士后基金(2013M540925)；上海市教委创新项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壹)整理研究(12YS048)

　　孔子殁后，早期儒家呈现出分化的态势。《韩非子·显学》篇：“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韩非所记“儒分为八”，是现存儒家内部分化最早、最完整的文献依据，但疑点重重：孔子之后，儒家是否真有八派之多？既然八派取舍相反不同，为何还都是儒家？曾子、子游、子夏皆是孔子重要门徒，为何不在八派之内？韩非是法家人物，他对儒家八派的划分是否可信？“儒分为八”遂成为早期儒学史上难以解开的谜团。

　　一、“儒分为八”研究的困难

　　虽不断有学者质疑“儒分为八”不可信，①但《庄子·天下》篇说：“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若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天下》篇所记相里、邓陵两派之名与《显学》篇同，倍谲不同的思想分裂，与韩非之说契合。今传《墨子》书中《尚同》、《尚贤》、《兼爱》等十篇，皆分为上、中、下三篇，字句小异，大旨无殊，可证墨家的确曾分为三派。②与“儒分为八”不同，学界普遍认为“墨离为三”真实可信。③韩非生活在战国末期，师出荀子，对儒家较为了解。④“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同为韩非所说，既然墨子之后，“墨离为三”与墨学实际发展情形合符若节，那么，“儒分为八”也应当是确指。

　　但依据韩非之说，研究早期儒家分化的难点在于：一是八派人物难以确指。颜回早亡，孔门弟子颜姓多人：颜无繇、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哙、颜何。史影迷茫，很难确定颜氏之儒究竟是谁。⑤八派中目前确定无疑的仅有两家：子张氏为颛孙师，漆雕氏为漆雕开。其他六家则歧义纷纭，难成定谳。二是八派文献缺乏，相关研究难以展开。和八派相关的先秦儒家文献，多已亡佚，传流至今的只有《孟子》、《荀子》、《中庸》等少数文献。即使定子思之儒为孔伋，孟氏之儒为孟子，孙氏之儒为荀子，八派之中仍有五派无书。缺少学派研究的文献，就无法对八派各自思想特质、彼此矛盾等问题展开研究。郭店简、上博简涉及曾子、子贡、子羔、仲弓、子路等多位孔门弟子，可惜大部分都在八派之外。古书多不题撰者，出土文献能明确断定具体作者毕竟只是少数。到目前为止，出土材料仅使子思学派的文献得到扩充，而其他七家文献并没有明显增添，资料严重匮乏的瓶颈依然存在。

　　二、对儒家共同特征的不同理解

　　由于文献缺乏，“儒分为八”已成为儒学史上千百年来理不清的学术公案。《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倡导仁义，诵读六经，效法尧舜、文武之道，以孔子为宗师，是早期儒者的共同特征，为儒学精髓。新出土的儒家文献，其具体作者虽不得而知，但大都不是某一学派的专有文献，而是不同儒者的文献汇编。⑥我们从这些文献对儒家共同特征的不同理解入手，以期为韩非儒家八派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一)对仁义的矛盾阐释

　　仁义是儒家的纲领，孔子后学对仁义皆持赞成态度，但他们对仁义的理解却明显有别。子张问仁，孔子回答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在孔子那里，仁统率恭、宽、信等诸德，是一切道德的总纲。《曾子大孝》说：“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曾子建立以孝道为核心的一元哲学，仁下降为孝道范畴的一个德目。郭店简《五行》智、圣、仁、义、礼并列，圣、智的地位尊显于仁。《六德》把德目与社会身份挂钩，父德为圣，子德为仁，子不如父，仁不如圣。在《六德》中，统帅仁义礼智忠信的是德，而不是仁，仁对其他德目的统摄作用已不复存在，其核心地位已经消解。

　　早期儒家对仁的理解千差万别。孔子说仁者爱人，把仁的含义规定为爱人。《忠信之道》说：“忠，仁之实也，”把仁的本质规定为忠诚、忠实。《性自命出》说：“爱类七，唯性爱为近仁。”把仁解释为出自人性之爱。《六德》说：“子也者，会敦长材以事上，谓之义；上共下之义，以奉社稷，谓之孝，故人则为[人也，谓之]仁。仁者，子德也。”在孔子那里，仁本来是人人可以具有的德行，而《六德》规定只有孝子才具备。《语丛一》说：“爱善之谓仁，”追求善是仁。如果以孔子对仁的解释为标准，郭店简中只有《五行》“爱父，其继爱人”，和《论语》较为接近。而其他篇对仁的解释，和孔子皆存在明显距离。

　　孔子单称仁，从未将仁义联用。《论语·颜渊》说：“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孔子以礼释仁，仁在现实层面的落实需要礼的支撑。在孔子看来，真正与仁同等重要的德目是礼，而不是义。《曾子制言中》：“君子思仁义，昼则忘食，夜则忘寐。”《论语》中孔子仁礼组合，到《曾子》十篇中变为仁义搭配。《六德》的德目组合是圣、智、仁、义、忠、信，《五行》是智、圣、仁、义、礼，《尊德义》是仁、义、忠、学、教，《语丛一》是仁、智、义、礼、圣、善。不同儒者，选择的德目组合不同，而不同的德目组合，背后反映的是不同的理论体系建构。早期儒家皆以仁为基础，构建德目组合，但这些德目组合的差异，反映的是他们对整个儒学理论体系理解的不同。

　　对于义，早期儒者的分歧集中于两点：一是义的来源。《语丛一》说：“仁生于人，义生于道。或生于内，或生于外。”《语丛一》认为义生于外，生于道。这里的道指的是礼，义出于礼制的规定。《性自命出》：“厉性者，义也。”磨砺、提升人性是义，义自然在人性之外。《六德》说：“义，君德也。”义作为国君之德，自然在内不在外。《孟子·告子上》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义为先天内在于我的善端，在人性之内。孔子并未指明义的来源，孔子之后义生于内，还是生于外，存在两种彼此矛盾的理论进路。二是义的内涵。《唐虞之道》：“禅，义之至也。”《唐虞之道》把义的内涵规定为禅让，推行义的至高境界是让位于贤人。《性自命出》：“厉性者，义也。”磨砺、提升人性的为义，但磨砺人性，与国君禅让含义明显不同。《忠信之道》说：“忠，仁之时也。信，义之期也。”与义接近的是信，与仁内涵接近的是忠。而《性自命出》说：“智类五，唯义道为近忠。”强调义和忠最为接近。到底义的内涵接近忠还是信，两篇存在明显分歧。

　　在孔子那里，仁是对所有仁人君子的共同道德要求，不曾根据社会角色的不同，设计不同的道德要求。曾子以孝代替仁，把孝规定为所有人追求的道德目标。孝分为大、中、小三个层次，分别与天子、士大夫及庶民对应。郭店简《六德》说君义、臣忠、父圣、子仁，夫智、妻信，而《礼记·大学》说君仁、臣敬、父慈、子孝，与国人交往要信。同样是对君臣父子的道德要求，《六德》和《大学》无一相同。《大学》仁为君德，而《六德》以义为君德，仁降为子德。仁义与社会角色搭配的差异，使得早期儒家对仁义的阐释更为纷繁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