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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每次打开电视或翻阅报纸，头条新闻中少不了关于“难民潮”的报道。所谓“难民”应该指迫于战乱和自然灾害不得不背井离乡出来讨生活的一群人。眼下这些难民来自五湖四海，包括叙伊地区、阿富汗和非洲。他们长途跋涉，远渡重洋，不畏艰险，为了能过上美好的生活来到欧洲。按理说，只要有欧洲国家愿意提供避难之地，他们就应该满足了。毕竟，与他们满目苍夷的家乡相比，欧罗巴不管哪里都称得上是“天堂”了。可是，聚集在匈牙利的难民们却高喊 “德国！德国！默克尔！默克尔！”，他们心中向往的显然只有一个目标：德国或瑞典。
难民问题上的众生相 修女特蕾莎因其人道和慈善贡献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被世人尊称“妈妈特蕾莎”（Mother
Teresa）；如今，德国女总理因其“开门迎接”政策而被难民们誉为“妈妈安吉拉”，可她的人道立场在成为难民们希望所在的同时也招来了不少欧洲国家的埋怨。 这次德国在难民问题上的表现之所以毁誉参半，与默克尔不经商量独树一帜的做法不无关系。她在犹豫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宣布打开国门迎接难民，当然可以被解读为这位生长在东德、家庭也有移民和教会背景的政治家充满救赎和人道情怀，但是，一个率领“基民盟”（CDU）这样一个男人主宰的保守政党连续三次赢得联邦议会大选的女政治家按理说不该如此冲动感性，这的确也不是默克尔的一贯作风。 据笔者观察和分析，默克尔对难民敞开怀抱实际上有着明显的外交内政目标：她试图通过打“道德牌”来感动欧洲的舆论和民众，进而间接影响欧盟各国的政情，促使有些政府改变原先的冷漠旁观态度，迅速跟进，从而减轻德国的压力和负担。应该说，她的这一打算确实也实现了一大半：舆论的确被打动了，国内外的民众对她好评如潮。英国首相卡梅伦迫于本国民意的压力准备改变至今为止的僵硬立场；就连远在大西洋彼岸的奥巴马也坐不住了，破天荒宣布愿意考虑接收部分中东难民。但政治意向是一回事，实际操作和落实是另外一回事，口头文章当然好做，但没有协议什么都白搭。默克尔这次失算了！东欧数国继续抵制“配额计划”，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班干脆说：“难民危机不是欧洲的问题，而是德国的问题”。任凭德国人的人道热情泛滥，任凭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发表煽情讲话，任凭教宗方济格呼吁教民伸手援助，欧盟各国照样各自为阵、彼此指责、相互推诿，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依然没有产生。 德国民众高涨的热情持续数日之后，接待难民首当其冲的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开始告急。默克尔由于把赌注押在欧盟短期内会统一行动这张牌上，忽略了在德国国内及时和充分建立疏散难民的协调和分配机制。结果，外交上的停滞未果引发内政上的捉襟见肘。基社盟（CSU）党魁霍斯特·赛活佛（Horst
Seehofer）大声抱怨：“在难民这个问题上，不能有的人当道德楷模，有的人承担后果。”言外之意，风头全让你默克尔一个人出了，冤大头却要我们来当！在这种情况下，默克尔不得不紧急宣布停止接纳难民，重新控制边境。可这一决定反过来又得罪了一直跟着德国默默“奉献”的奥地利等国。是啊，你先满口答应难民过来，现在又突然把门关上，这不等于把包袱甩给我们吗？滞留在我们这里的难民咋办？！一时间，默克尔四面楚歌，亚历山大，以至于一向稳重镇静的她罕见地表现出感性的一面，她说：“如果我们现在开始要为在危急时刻展示友好而道歉的话，那我不得不说，这将不再是我的国家。” 人心虽是肉长的，政治却是现实的。德国重新限制接收难民，管控边境，为重新调整内政外交政策赢得了时间，并渐渐从杂乱无章中解脱出来。目前，默克尔政府已稳住阵脚，正从以下四个层面同时入手：（一）在国内，联邦与各州就难民财政补助和加快受理难民申请等相关事宜达成一致；（二）在欧盟内继续推动难民配额计划尽快出炉；（三）强化对危机地区（叙利亚邻国）的人道援助，帮助它们缓解压力；（四）加强外交斡旋，说服美俄两国在叙利亚内战问题上进行合作，从根本上消除“难民潮”的根源。笔者观察到，这四个层面目前已有程度不同的具体进展。 日前，欧盟各国内政部长终于通过了一个难民分配决议。该决议的产生有两个特点：第一，多数通过，而非一致通过。第二，只涉及滞留在意大利和希腊等国的十二万难民，而这“十二万”与数百万乃至更多的难民人数相比，虽说不上是冰山一角，但充其量也只能算作零头。显然，这是德国等主要难民接收国的谈判策略，因为用小数字来作为讨价还价的基础更容易达成协议。现在，协议虽然产生了，但反对声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响亮。捷克总统已经表示要对该决议提出申诉。这说明，欧盟还远未找到一条系统解决难民问题的有效途径。 纵观政府和民间对难民问题的态度，我们发现政府更注重规划和秩序，同时又要考虑费用和民意，还有政党利益等因素，所以运作起来往往不尽人意；百姓则简单许多，他们更容易直接表达自己的好恶，行动起来也不必顾忌太多。 抛开德国社会（特别是经济界）对难民这批“新鲜血液”和“廉价劳力”的需求不说，德国的老百姓还是比较乐意助人的。这与他们的宗教熏陶和战后经历有关：圣经里就有“捐赠”一说，信众应该把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献出来资助教堂供养神父。因此，每逢宗教节日，特别是圣诞节前，民众们会自觉捐赠。捐赠什么、捐赠多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捐赠早已蔚然成风、形成传统。虔诚的信徒相信，上帝给了我们一切，我们做点捐赠也算是一种感恩的表现。此外，二战后的德国几乎成为一片焦土，德国人的生活必须从零开始。许多男人不是战死就是尚在俘虏营里，重建家园的重担于是都落在留守的妇女们肩上。在这个异常困难的时期，德国家庭曾接受过来自世界各地的捐款捐赠。正是这些无私的人道援助才帮助德国人度过了战后的难关，对此，德国人心存感激，未敢忘怀。所以，当自己开始富裕起来后，他们愿意帮助和救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但德国人的乐施有个特点：他们可以对你问寒问暖，给你雪中送炭，给你提供物资和资金援助，但你不能离他们太近，更不能扰乱他们的生活秩序和习惯。因此，难民一旦太多，或管理不善，或出现犯罪甚至恐怖事件，德国的民意会立刻逆转，极右势力及政党将卷土重来。
“难民潮”的始作俑者：“民主干涉主义” 欧盟专家日前在回答“凤凰资讯”时针对所谓“难民问题是欧洲自食苦果”的说法反驳道：难民的大量产生，归根结底是因为当地“缺乏民主、法制，还有贫穷”。可他们只道出了一小半真相，对另一大半真相则三缄其口。 我们可以看到，围绕“难民潮”，德国的媒体和政界一直在回避叙利亚内战的西方责任问题。这种不约而同的“集体沉默”不仅反应德国社会和西方世界反思精神的退化，也反过来证明他们其实对“难民潮”的根源心知肚明，对自己的责任一清二楚。这点可以通过眼下的一些政府声明和外交动向进一步得到证实：如果西方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卡梅伦和奥巴马不可能破天荒答应考虑接收中东难民；白宫也不会安排普京近期访美商谈在叙利亚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德国外长施坦因迈尔日前也不会与他的美国同事克里在柏林协调叙利亚政策；默克尔更不会一反常态突然公开表示“叙利亚和谈离不开巴沙尔”。西方表面上不承认自己的责任，但私底下却正在悄悄修正其政策。 目前涌入欧洲的难民主要来自以下四个区域：（一）叙利亚伊拉克地区，（二）阿富汗地区，（三）中非北非地区，（四）巴尔干地区。所有这四个地区的动荡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与西方的间接或直接干涉有关。这种为了建立民主政体而不惜使用武力来推翻专制统治的行为被称为“民主干涉主义” （democratic
interventionism）或“人道战争” （humanitarian war），在中国通常被叫作“新干涉主义”。这种干涉常用的两大理由是：“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伊拉克战争）和“反民主反人权”（1999年北约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联盟军事干涉）。实际上，有了这两块招牌，西方可以任意践踏国家主权和破坏《联合国宪章》对“侵略战争”的明令禁止，从而扰乱国际秩序，实现自己国家和集团的利益。 民主诚可贵，人道价更高。但我们应该反思：民主的建立与人道的实践是否可以不计代价？是否可以不顾国情民情以及宗教和历史背景强制推行？推翻专制是否即意味着民主的建立？我们在关注上述四个地区的政情局势后不难发现：取代强人政治和独裁统治的往往是傀儡政客和极端势力；留给百姓的也并非太平盛世，而是战乱与贫穷。 卡扎菲的确专制独裁，但他在位时，西方政要与他眉来眼去，多有交易。2010年底开始，“阿拉伯之春”席卷北非、海湾和中东地区，西方觉得利比亚终于有望换一个民主政府了，于是扯开“反独裁争民主”大旗，利用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通过设立禁飞区实行武力介入，帮助反对派推翻了卡扎菲。最后，独裁者是走了，民主却并未到来，这个国家至今仍处在内战状态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的利比亚、埃及等北非国家实际上一直在为欧洲起着外围屏障作用，它们与南欧诸国甚至还有双边协议，难民很难穿越它们的边境直奔地中海。现在，屏障没有了，难民就来了。 伊拉克的情况与此类似。当年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试图推翻伊朗霍梅尼政权，把伊拉克的萨达姆武装到牙齿，助其与伊朗打了八年仗，致使两国生灵涂炭，死伤无数。后来，萨达姆与美反目，并入侵邻国科威特，展露出区域霸权野心。美国和西方为防止中东反西方势力壮大，散布萨达姆制造核武器的谎言，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武力介入，从而引发了伊拉克战争，这也是西方“民主干涉主义”的伊始。结果，萨达姆被送上了绞架，但这个国家从此再未太平过。美国撤军后，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战乱不断的国家。 叙利亚内战的起因很复杂，国内长期存在着的宗教和政治纷争被“阿拉伯之春”的火种点燃。美国为在中东地区彻底孤立老冤家伊朗，打算乘乱推翻伊朗盟友——叙利亚的巴沙尔政府。这次，华盛顿故技重施，又想打联合国这张牌，为干涉争取授权，但俄罗斯和中国吸取上次利比亚的教训，不再投弃权票，而是否决票。而莫斯科力挺巴沙尔，同样是为了自身的地缘利益，俄罗斯在叙利亚拥有重要的军事基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改变策略，通过武装叙利亚反对派来实行间接干涉，即所谓的“幕后操纵引领”（leading
from behind）。结果，叙利亚内战愈演愈烈，整个国家成了一台绞肉机，据说惨况甚于当年的斯大林格勒之战。老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踏上逃难之路。 显然，西方的“新干涉主义”并非出于“民主洁癖”，而是地缘政治和强权政治，西方国家在国际上打“民主牌”的时候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我们来看一看下面的例子便能一目了然： “阿拉伯颜色革命”不仅波及北非的利比亚，也冲击了海湾国家巴林。对前者，西方国家采取的是空中轰炸措施以帮助反对派推翻卡扎菲；对后者，则默认并支持沙特阿拉伯武装干涉，帮助那里的专制政府镇压民主运动。这个双重标准的原因很简单：巴林是美国第五舰队的总部所在地，属于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眼下欧洲 “难民潮”的根源在哪里。如果“民主”成为地缘政治的幌子，那就是在葬送民主的可信性。
结语 当下的欧洲正面临着三大危机：（一）希腊引发的“欧元危机”。（二）乌克兰爆发的“地缘危机”。（三）难民带来的“人道危机”。这三个危机涉及金融经济、政治军事、社会人道等领域，正在从内到外改变着欧洲。但从根本上看，它们反应出来的其实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两大先天不足：第一，货币统一后，政治等其它领域的一体化没有及时跟进，最后养成成员国“索取多付出少”的习惯；第二，欧洲的安全和防务交给一个非纯欧洲的军事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导致军事上过分依赖美国，行动上难免会对华盛顿亦步亦趋，沦为这个“世界警察”的跟班。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了一个政治笑话。美国其实一直不看好也不希望欧洲真正统一和强大，美国总统的高级智囊（如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在谈到欧洲一体化时总会带着嘲讽的口吻问：欧洲统一了吗？有问题我们应该找谁啊？言外之意：欧洲只要还无法用一个声音说话，就谈不上真正的统一。欧洲这次在难民问题上的表现再次凸显了自己的这根软肋。 中国人相信报应，眼下欧洲面临的“难民潮”能不能也说是一种报应呢？难民问题非一朝一日所能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将是一场人道的“持久战”。只要世界上还有战争热点，只要西方的“民主干涉主义”还在畅行，难民还将不断涌向欧洲，涌向德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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