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世纪是欧洲启蒙运动发生的世纪,是上升的资产阶级最有生气的时期,因而是继文艺复兴以后又一个人才辈出的时期。这时期,经历了30年战争的德国,政治上更加四分五裂,德意志人的智慧无法在这方面消耗,便向文化方面集中了。正如恩格斯说的,“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这一盛况的标志,在文学方面主要是由歌德和席勒两位“巨人”体现的。他们的成就,构成德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华彩乐段”,这一高峰至今无人超过。 伟大抱负与国家命运前途紧紧相连 席勒出身于德国西南部符腾堡公国一个普通劳动者家庭。由于父亲的关系,他从孩提时代起就进了欧根公爵开办的军事学校。这所学校,用封建统治者的专制思维和严酷纪律来扼杀青少年的自由天性,使他们成为统治者所需要的顺民和奴才。这时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启蒙运动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正方兴未艾。天性爱好自由的小席勒对启蒙运动思想家如卢梭的天赋人权思想钦佩不已,对国内这种凭恃军事暴力维持政权的制度深恶痛绝。这种情绪的日益积累,使他在20岁左右写出了公然挑战这个落后而残暴的政权的不朽杰作《强盗》,并在公爵管辖不到的曼海姆搬上舞台,轰动全国,乃至欧洲。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到来之前,他第一个在德国提出“把德意志建成一个共和国”的要求,这不啻是在这个分裂和鄙陋的国度竖起一面号召战斗而且指引方向的旗帜。难怪恩格斯在评价三年后他写的《阴谋与爱情》时,指出这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性的戏剧”。如果概括一下席勒早期也就是80年代写的四部戏剧,包括尚未提及的《斐爱斯科》与《唐·卡洛斯》,尽管题材各异,但总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反抗暴政,争取自由。他的这一政治态度与法国大革命的思潮完全合拍,所以1792年,席勒与美国的华盛顿一道,同时获得法国国民议会颁发的“法国荣誉公民证书”。这无疑是一项殊荣。 凡是民族英雄,都有鸿鹄之志。席勒明白,要把德意志民族从落后而暴虐的可耻状态下解救出来,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准备和人格力量。正是怀着这种崇高的使命意识,席勒毅然逃离欧根公爵的控制。不难理解,这时期席勒的作品,从其政治倾向、思想高度和人格精神方面,都要超出狂飙突进时期的其他作家,甚至包括歌德。如果说,席勒由于年轻十几岁,没有能在狂飙突进的高潮中推波助澜,那么席勒这几部剧作的问世,却使狂飙突进的余波又掀起几个巨浪,因而使这一运动又往前推进好几年。 一个人的雄心壮志如果离开崇高的目的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席勒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把他的伟大抱负与国家前途和民族团结乃至全人类的友爱和平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并不因为这个国家被少数专制而腐朽的王公贵族所统治,而厌弃这个国家和民族,甚至一走了事。不!在他看来,目前状况只不过是暂时现象。祖国的命运与前途,绝不会取决于这一堆历史垃圾。在《德意志的伟大》一诗中,他明确地写道:“德意志帝国与德意志民族是两回事。”他的这一概念在下面这一节诗句中表达得还要完整: 德意志的崇高和荣誉/并不寄托在王侯们的头顶/纵使德意志帝国在战火中灭亡/德意志的伟大依然长存。 身体力行,实践自己的理想 席勒的不寻常之处是,他不像一般的骚人墨客,对一种真实而高尚的情怀仅仅停留在文字抒发上。他要身体力行,切实去实践自己的理想。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他积极争取与歌德的合作,并在合作中取得极大的成功。这时期的德国文学缺少独立性,没有自己的民族圭臬。启蒙运动前,一味模仿法国已趋僵化的古典主义;启蒙运动后,又转向英国。席勒是个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力的人。 为了振兴德国的民族文学,席勒决心以古代希腊罗马文学为榜样,以纯洁的语言、优美的形式,注入人道主义的内容,创造出德意志文学自己的风貌来。但他觉得单枪匹马难成气候,必须有志向相同而又有实力雄厚的人与他合作。为此他看中了歌德,虽然歌德资格比他老,地位也比他高。在1787年开始认识的头六七年里,歌德对他一直比较冷淡。但他克服了心中的不快,以一封封热情而诚恳的信相邀。席勒之所以如此需要歌德的合作,并不是由于他认为他与歌德之间处处都会想法一致,配合默契;相反,他认为,有差别才有结合的必要。这样,“每个人都可以给另一个人以对方所缺少的东西,并且从对方接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1793年9月1日致科尔纳的信)歌德最终被席勒的信打动,也正是因为席勒透辟地分析了歌德的特点以及他与歌德之间的异与同。从此,直到1805年席勒逝世的整整十年中,两位巨人为了进行“伟大的、有价值的创作”,在求同存异中,或者促膝交谈,或者书信往来;互相勉励,互相切磋,“两人如同一人”(歌德语)。席勒凭着他较年轻、热情、敏锐,不时迸发思想火花,常常激发出歌德的创作灵感,使他那被多年政务拖疲惫了的创作情绪重新勃发起来。他自己曾以感激的口吻对席勒说:“您给予我第二次青春,当我差不多已经完全停止创作的时候,您又使我成为诗人。”在这良好的气氛下,两人互写犀利的讽刺短诗,名曰“赠辞”,对社会上的市侩习气和文艺界的恶俗风气大加针砭,以净化国民的精神面貌。接着两人又竞写叙事谣曲,使1798年成为“叙事诗年”。 歌德接受席勒的建议,把中断了的《浮士德》第一部继续写完。同时完成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叙事长诗《赫尔曼与窦绿台》等,使他的创作生涯出现第二个高峰。他也积极参与和帮助席勒的创作,尤其是席勒花费心血最多的戏剧巨著《华伦斯坦》三部曲以及他的晚年不朽名剧《威廉·退尔》。后者的素材是歌德提供给席勒的。为此他放弃了自己写一部叙事长诗的计划。这类事例在诗歌创作中还要普遍,正如歌德自己所说:“关于某些个别思想,很难说哪些是他的,哪些是我的。许多诗句是咱俩在一起合作的,有时意思是我想出的,而诗是他写的,有时情况正相反,有时他作第一句,我作第二句,这里怎么能有你我之分呢?”(与爱克曼的谈话)难怪席勒死后,歌德感到深沉的悲痛,说等于他“失去生命的一半”。 席勒和歌德合作的另一个共同目标是振兴民族戏剧,建立民族剧院,使这一领域摆脱对外国的依赖,树立国家的文化形象。迄今依然耸立在魏玛市中心的那座庄重而雅致的民族剧院,就是两人心血的结晶。 从审美教育入手,实现人性的完美 席勒也是一位在欧洲美学史上有崇高地位的美学家。作为美学家,他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他首先有了成功的创作实践以后才开始写美学著作,这使他的美学论著富有生动性和鲜活性的特色;二是他的美学著作都是从实际需要和人类未来出发,实践效应有较长的持久性;三是他虽然受同时代的康德美学的影响,但他的几乎每篇论著都有重要的创见。 在席勒的美学论著中,以书信体写成的《论人的审美教育书简》一书(简称《美育书简》)占有重要地位。众所周知,席勒对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起初是欢迎的;但随着暴力的不能控制和扩大,他转而反对了。他看到,当今的人类处于两种堕落的极端,即颓废和野蛮:处于上层的所谓文明阶级,已经失去了任何的创造激情,只知巧取豪夺,表现出“一幅懒散和性格败坏的令人作呕的景象”。而下层阶级虽然已从长期的麻木不仁和自我欺骗中觉醒,开始要求自己的权力,却迫不及待地以无法控制的狂怒来宣泄兽性的满足。因此,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在精神素质上没有到达一定的自由程度,仅通过政治和经济的革命,是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建立和谐社会的。于是他主张首先从人的审美教育入手,以人道主义思想,来完善人的道德人格,实现人性的完美。没有这一过程,就无法谈论政治上的自由。 为了进入人性完美的过程,席勒提出了一种将“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结合起来,使之变为“游戏冲动”的主张。他说:“当我们怀着情欲去拥抱一个理应被鄙视的人时,我们就痛苦地感到自然的强制;当我们敌视一个我们不得不尊敬的人,我们也就痛苦地感到理性的强制。但是一个人既能吸引我们的欲念,又能博得我们的尊敬,情感的压力和理性的压力便同时消失,我们就开始爱他,这就是同时让欲念和尊敬一起游戏。”这就是说,当我们摆脱了任何外在与内在的压力去做一件自己高兴做的事情时,我们就获得了“游戏冲动”。这种“游戏冲动”就是美的内容。在这基础上席勒说:“说到底,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 对于席勒这套否定政治革命,而以审美教育取而代之的主张,本来我们很容易给他戴上一顶“历史唯心主义”的帽子。但有了几次革命暴力的记忆以后,这顶帽子提在手上就觉得很沉重了。不然,为什么我们国家近十几年来大抓素质教育?为什么我国与席勒提出过类似主张的蔡元培先生近年来让我们备加怀念? 席勒的美学思想是塑造完美人格的一个有机体系。一个完美的人除了审美情操这一维度以外,还需要一个维度:崇高的情怀。在欧洲美学史上“崇高”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从朗吉弩斯到康德,大多把二者作为对立的范畴,或把二者加以区分对待,如康德。而席勒则将二者视为一体,并认为崇高是人类理性中最优越的因子,因而属于道德的范畴,它甚至要高于美。在他看来,崇高引导人类超越感性世界的界限,而美却易于使人类停留在感性世界的范围。因为优美是溶解性的,趋向“阴柔”,而崇高则是振奋性的,趋向“阳刚”。一个人光有美的意识,有可能变得精神松弛、懈怠;但有了崇高观念,就可以平衡这种倾向。他举了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的例子:奥底修斯在一个海岛上被女神卡莉普奈挽留了7年之久,主要沉溺于美色和情欲。而一旦崇高以门托尔(导师的象征)的形象出现在他脑海中的时候,很快就使他回忆起自己的伟大使命,从而走上归途。可见崇高可以使人意志坚强并获得决断能力。一个人要是既有爱美的意识,又有崇高的情怀,也许英雄就好过美人关了! 席勒关于美与崇高相得益彰的观点,超越了前辈和同辈美学家。它的美学论著《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亦富卓越见解,被托马斯·曼誉为“德国文论之高峰”。
中国文艺媒体联盟 | 艺窝疯 核心成员 忠于好奇 ▼点击“阅读原文”自定义搜索文章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