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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德国启蒙文学家席勒260周年诞辰。诗人海涅曾评价，席勒的剧作摧毁了精神上的巴士底狱。 德意志知识界一度对法国大革命欢呼雀跃，但主张争人权的革命，演变成吞噬生命的暴虐深渊后，席勒开始质疑激进革命。 他转而思考，欧洲的教权君权体系被瓦解、摧毁后，靠什么来提升逐渐获得人权的大众的素质？他尝试从东西方智慧中寻找解决办法——道德，文学，艺术，美育……
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著名诗人、剧作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莱辛和歌德并驾齐驱，同为德国古典文学的创始人 中学世界历史讲到德国，除了俾斯麦这位德意志“铁血首相”的称谓，我可谓一无所获。相信大部分中国人和我一样，对德国的历史、德意志的统一、德国在现代进程中的角色位置，都不甚了了，多数是通过影视了解一下希特勒、第三帝国。而在二百多年的现代史上，那不过是七十多年前的事情而已。七十年仿佛千年般遥远，更不要提歌德、康德、席勒、黑格尔、尼采这些十八九世纪的德意志历史乃至人类精神的影响者，不过是二百多岁的他们，竟然像千年古董了。只有一个人看起来还年轻，马克思。1870年俾斯麦通过普法战争统一了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意志联邦，这时可以正式说有了德国这个现代民族国家。今天我们说德国著名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席勒，实际上他没有活到德国建国的年代，即他并不知道自己是德国人。作为出生于符腾堡公国的历史人物，其影响能延及今日现代全球化世界，当然是非常了不起的。就如同我们真正的千年宗师，鲁国人孔仲尼，其影响也能遍及今日世界一样。统一之前的德国，和我们的春秋时代一样分崩离析，而整个欧洲像我们的战国时代，战事纷扰。但像席勒这样的文人，并没有像我们的孔子、李斯等思想家那样做“帝王师”，立志于辅佐帝王的统一霸业。欧洲的文艺复兴埋下了个人主义的启蒙火种，青年席勒直接受到法国大革命前夜的思想策源者卢梭的影响。1778年卢梭逝世，席勒写下了《卢梭》一诗纪念这位革命先行者。热血方刚的青年席勒，在诗作中直接向君权开炮：这样的战斗的号角，除了来源于席勒对欧洲时代精神的学习，还和他的成长和受教育经历休戚相关。近现代有好几个世界级文化、经济名人都叫席勒，而本文要讲述的是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冯·席勒（JohannChristophFriedrichvonSchiller）（1759年11月10日－1805年5月9日），通常被称为弗里德里希·席勒。席勒出身于符腾堡公国一个小城马尔赫尔的贫穷市民家庭，父亲是军医，母亲是面包师的女儿。1773年，席勒14岁，根据军队世袭的要求，被公爵强制选入他所创办的军事学校，接受严格的军事教育。席勒心里有一百个不情愿，因为他从小喜欢的是诗歌和戏剧，还学习了拉丁文，现在这些都派不上用场了，他只能进入那所曾被诗人舒巴特称为“奴隶养成所”的军事学校，别无选择地成为像他父亲一样的军医，且没有军衔。在军校的7年难捱时光中，席勒一年年长大成人，矢志成为莎士比亚、卢梭、歌德那样的文人，并且推波助澜地加入到名为“狂飙突进”的文学解放运动中。这次运动是德意志启蒙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但又处在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过渡的夹生阶段，也可以说是幼稚阶段的浪漫主义。
青年时的席勒，拥抱卢梭，但法国大革命变得日益血腥后，席勒对激进革命产生了怀疑 以歌德、席勒为代表的“狂飙突进”运动的青年作家们，都有着相似的市民阶层出身，他们对法国古典主义趣味的支配地位日益不满，更看不惯统治阶级的封建、不自然的生活方式。他们歌颂“天才”，主张“自由”“个性解放”，提出“返回自然”的口号，认为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的发展，都应该像生物的生长一样，所有的等级都是价值相等的，这才是一种理想的自然状况。他们认为生存的基本真理可以透过信仰和感官的体验而领悟。“狂飙突进”这个名称，象征着一种力量，含有摧枯拉朽之意。它得名于德国剧作家克林格尔在1776年出版的一部同名悲剧《狂飙突进》。此剧宣扬反抗精神，剧中的青年主人公维尔德这样说：“让我们发狂大闹，使感情冲动，好像狂风中屋顶上的风标。”随着席勒的剧本《强盗》（1781）的上演，狂飙运动的戏剧又进入一个新阶段。《强盗》创作于他在军校的最后一年，极不自由且压抑的状态下偷偷完成的。席勒离开军校后，寻求出版未果，自费出版了这个剧本。《埃尔福特学者报》不久即发表第一篇评论，称《强盗》的剧作者是“德意志的莎士比亚”，而此时席勒才22岁。剧本的出版和书评，是为它在剧院上演造势的。1782年，曼海姆剧院上演了这部戏，目击者形容其火爆：“整个剧院就像一座疯人院……”《强盗》剧中人物是行动宏伟的英雄，气势昂扬，激越磅礴，一扫当时世俗社会的孱弱怯懦、苟且市侩，也不乏天才作者抒发多愁善感。主人翁作为被逼进森林的强盗对君权忍无可忍，大声反抗，大胆起事，手刃贪官，处决主教，向现行制度宣战，希望建立一个比罗马共和国还完美的共和国。《强盗》的演出成功以及席勒违反军队规定私自观看演出，使符腾堡公国的公爵震怒，席勒被迫出逃。席勒的新剧本《阴谋与爱情》更有杀伤力，因为它更接地气更具现实性。剧本情节来自席勒对宫廷的亲身体验，他要把那些宫廷中的蝇营狗苟之徒示众，要向公爵复仇。《阴谋与爱情》成了和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并驾齐驱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作，它通过描绘市民阶级的悲剧，对绵延千百年的贵族社会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全面、无情的揭露。《强盗》上演七年后，巴黎的巴士底狱被攻陷，法国大革命爆发，包括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内，欧洲君权被整体撼动，国王的宝座纷纷坍塌。另一位德意志大诗人海涅，评价席勒的剧作摧毁了精神上的巴士底狱。巴黎的革命群众把《强盗》视作推动革命的匕首和投枪，将席勒视为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虽然他们连他的德语名字都念不清楚。但革命后，革命政府颁布法令，授予全世界反抗暴君的17名优秀人士以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公民称号，席勒和美利坚开国总统华盛顿都在其中。年轻的席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狂飙突进”运动，并不能满足席勒对时代和人性的更深入审视。实际上，因为自律并非狂飙运动派的原则，运动不久就精疲力竭了。席勒推出了新剧《斐耶斯科的谋叛》，在结构、人物塑造上比《强盗》复杂得多。在《强盗》和《阴谋与爱情》中，反面人物的形象是单调的坏；而《斐耶斯科的谋叛》中，主人公形象则色彩斑斓，令人眼花缭乱，真伪莫辨，善恶难分。
席勒同名戏剧改编的电影《阴谋与爱情》 这部剧的背景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国家里互相敌对的贵族宗派之间的争斗，但席勒并不着墨于此，他借用这个故事，达到自己的目的。此时席勒对欧洲革命，有比普通人深入的观察和超前的预判。被《强盗》和《阴谋与爱情》圈粉的普通观众，停留在革命的鼓舞当中不能自已，只想继续看席勒推出新的抗击暴君、推翻封建专制的戏剧。他们带着这样的期待来看席勒的新剧，不料此剧的重点不是推翻暴君，而是造反的主人翁，一个比君主更狡猾的野心家，两面三刀，蛊惑人心，借造反之势争权夺利，他可以推翻暴君，但却急不可耐地想成为下一个暴君。此时的席勒，对历史尚未有研究，但借着对现实的敏感和对史料的抓取，已经让新剧《斐耶斯科的谋叛》具有了思想深度。该剧票房大不如前，因为当时德意志的观众还认识不到，革命中有不少投机钻营的政客，浑水摸鱼，一切都只是为自己的将来攫取特权。六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迅速印证了这点，但席勒只能接受这样的现实：“观众不懂《斐耶斯科的谋叛》中共和主义的自由，这在此地无非是一个空洞的名词，毫无意义。在这些普法尔茨人的血管里流动的不是罗马人的血液。”可以说，“狂飙突进”运动随着歌德、席勒的成熟抽身而式微，此时的席勒二十几岁，但不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渴望“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文学青年，而是日渐对史学和哲学发生兴趣。在他最火的时候，年长十岁的歌德对他是相当保留的，而随着他的成熟和沉淀，两人成为并肩的密友。
年长十岁的歌德，对席勒年轻岁月中最火时的创作相当保留，随着席勒的成熟和沉淀，两人成为了并肩的密友 1782年至1787年，是席勒的创作高峰阶段：《斐耶斯科的谋叛》（1782）、《阴谋与爱情》（1784年）、《欢乐颂》（1785年），诗剧《唐·卡洛斯》（1787年）……诗剧《唐·卡洛斯》是席勒创作风格的转折点，该剧已经由狂飙突进时的激进革命精神转化为温和的改良思想。1786年，席勒前往魏玛；次年，在歌德的举荐下任耶拿大学历史副教授。从1787年到1796年，席勒几乎没进行文学创作，而是专事历史和美学的研究，并沉醉于康德哲学之中。席勒将康德哲学结合自己的行业经验，写出了《论剧院作为一种道德的机关》一文，指出剧院在世俗生活中通过感性产生作用，发生影响，从而进行道德教育，在宗教和法律之外，“世俗的法律力不能及之处，剧院便开始审判。”在道德立法层面，只有理性才能制定道德法则，感性爱好在其中并无积极的作用，所以应将感性爱好排除在道德立法之外；在践行道德的层面上，人在“客观上”是不可能完全愉快地履行一切义务的！感性之我和理性之我，是不可能绝对和谐一致的，人只有将之作为一个永不可及的奋斗目标。在历史研究方面，席勒在就任耶拿大学历史学副教授的就职仪式上，发表了《什么是和为什么研究世界史？》的演讲。首先这个事涉“世界史”的演讲，表明之前从事戏剧创作的席勒，在历史方面并不是一个小白；其次，欧洲海洋文明扩张的历程，使当时的欧洲人开始具有“世界视野”：世界早已不局限于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种文明，历史也不是和其他领域割裂的单纯历史事件的堆砌。相对于为生活而学术的为稻粱谋的学者，只有“哲学的头脑”才会热爱真理本身，才适合世界史研究。所谓世界史，也可叫做普遍历史，就是致力于对融合各民族、各地区、各历史阶段的整体历史的研究，需要完备的知识体系，关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从历史的本质出发，探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最终意义。其实，席勒的意思就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士大夫阶层的“天下意识”。1795年，席勒从《论语》得到更具玄学意味的启示，写出了《孔夫子的箴言》一诗：如果我们熟背《论语》，一定能从这首诗，联想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1799年，席勒更进一步，为《孔夫子的箴言》再写了一首关于空间的诗：这种“励志”融合了康德的“星云学说”和《论语·公冶长》中的“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等教诲，是席勒对宇宙最深层次的思考。席勒的史学研究和美学研究都在他“哲学的头脑”支配下同步进行，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后几年，作为诗人和剧作家的席勒，让位于学者的席勒。这期间，他的主要美学著作，例如《论悲剧题材产生快感的原因》（1791），《给克尔纳论美的信》（1793），《论激情》（1793），《论秀美与尊严》（1793），《审美教育书简》（1793—1794），《论崇高》（1793—1794），《论运用美的形式所必有的界限》（1793—1795），以及《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1795），都是在接触到康德之后五年之内发表的。席勒继承了康德哲学把美联系到人的心理功能的自由活动和人的道德精神这些基本概念，提出了可以称为“席勒哲学”的重要论断：人只有在游艺的时候方是一个完全的人。这里所说的“游艺”不等同于我们今天简单理解的玩耍，更不是青少年容易沉迷其中的打游戏。席勒的“游艺说”（TheoryofPlay），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呈现这样的脉络：席勒认为美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这种本质看不见摸不着，但可以通过在不同对象上的感性显现，“美是自由的显现”“美必须作为人的必要条件揭示出来”，人的必要条件是人的本质——“自由”所规定的，表现为理性和感性的统一，即人的全面和完整性。关键是，这些本性是怎样在对象上得到显现？席勒认为，游艺能够整合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既克服了感性冲动对一切自我活动和自由的排斥，又克服了理性冲动对一切依附性和受动的排斥，翻译成儒家体系中的话术，前者是“复礼”，后者是“克己”，只有克己复礼，游艺冲动才能教化人心，同时又扬弃教化的强制，使人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得到自由。那么我们可以从“克己复礼”推一步，所谓“游艺”，可对应《论语·述而》中相关完整的说法：“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意思是，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借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也就是让人回归到人的本质——美。席勒发挥了康德的一些观点，进入到德国古典美学体系中，做了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桥梁，基本决定了现代社会变革所追求的人的本质为美的方向，这才有了后来的阶级斗争实现全体劳动者的美的人间路径，并至今影响我们的生活。转念一想，如果席勒能融合德国古典和东方古典，和我们的古圣先贤一样得出人的本质是“仁”的结论，今日世界将会有怎样的不同呢？席勒的美学思考当然更立足于当时的现实和自己的戏剧社会实践。《美育书简》发表于1795年，当时法国大革命已经从争取自由平等博爱的斗争，演变成革命派内部的血腥斗争。不仅是国王夫妇，便是著名的革命家罗兰、丹东，以及卢梭的忠实信徒，用革命的暴力对付一切不可控因素的罗伯斯庇尔，都前赴后继被革命的洪流冲上了断头台。
席勒的美育思想，影响了民国大教育家蔡元培 德意志知识界曾经对法国大革命欢呼雀跃，如今主张争取人权的革命，演变成吞噬生命的暴虐深渊。席勒《美育书简》，意在使人民有判断是非、自我约束的道德能力。再简单点讲，欧洲的教权君权体系被瓦解被摧毁，靠什么来提升逐渐获得人权的大众的素质？100多年后，古老的东方帝国也走到了瓦解的边缘，尽管和当年欧洲革命的状况有诸多大不同，教育家蔡元培也在努力寻求通过审美教育培养健全、完整的人。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前提，即是考虑东方人没有西方的宗教，由此必须拿出一套“以美育代宗教”的方案。这套方案当然有康德哲学的影响，并且同意席勒审美整合感性与理性冲动的路径，同时又继承了东方儒家“致中和”的思想。蔡元培这样定义美育：“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陶养感情，当然是陶养个体人性的感情，将过去儒家伦理压迫下的个体人解放出来，其人之为人的立足点不言自明。席勒的路径是西方式的人之救赎，蔡元培以西阐中，呼吁自由而完整的人性。然而历史证明，矫枉过正的一招见效的革命方法，永远优先于无远弗届潜移默化的改良方案，以至于席勒的方案流袭至东方，在今天却难觅初衷，面目全非，而蔡元培的方案也让位于新的集体伦理。席勒对人类精神的寻觅求索从未止步，他以史学专著《三十年战争史》为蓝本，创作了宏伟的剧本《华伦斯坦》三部曲，由此又回到戏剧领域，掀起了自己第一个戏剧创作高潮，作品包括东方故事背景的《图兰朵》和著名的《威廉·退尔》等。蜡炬成灰泪始干，他燃烧的生命在46岁陨灭，年长的挚友歌德等了二十几年才等来自己的入棺，他的遗嘱是和席勒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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