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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贵 我很幸运，在这2006年的飘红漾绿、生机盎然的兰州五月，在这次全国著名教育专家甘肃语文课改研讨会上，我见到了我们仰慕已久的国家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全国中语会学术委员，中学语文教育界的泰斗，著名特级教师钱梦龙先生。他所倡导和践行的“三主”“三式”导读法无疑奠定了他在中学语文教学界实力派、技术派的地位，听过他课的人无不为他导得巧、问得妙、挖得深、讲得透而倾倒。他在5月3日的上午和下午分别为我们来参加本次会议的甘肃和青海两省的教师代表讲学和做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钱梦龙，当代著名语文教育家，1931年生，上海嘉定人。1953年起从事中学语文教育工作，1980年被评为特级教师。曾任上海市嘉定区第二中学语文教研组长、嘉定区实验中学校长、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上海市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学科审查委员、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教材特约编审。现任上海市桃李园实验学校校长，兼任语文教育艺术研究会会长。1989年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在长期的语文教学实践中，钱梦龙老师形成了自己系统的语文教育思想和独特的语文教学艺术，其核心是他的“‘三主’、‘四式’语文导读法”。所谓“三主”，即“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这是语文导读法的指导思想。学生为主体，就是确认学生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是学习的主体、认识的主体、发展的主体，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改变教学中机械灌输和机械接受的状况。教师为主导，就是明确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主要是“导”，引导、指导、辅导、因势利导，“导而弗牵”。训练为主线，“训”，指教师的指导；“练”，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实践。强调训练为主线，就是强调语文教学要让学生通过在教师指导下的读、写、听、说等实践活动，来培养语文能力和思维能力，提高语文素养，而不是专指做习题或“题海战术”。所谓“四式”，是指体现“三主”指导思想的阅读课的四种类型，包括自读式、教读式、作业式、复读式等。自读，就是学生自己的阅读实践。自读式，就是以培养学生的独立阅读能力为目的的一种教学方式。教读式，是指学生在教师的具体指导下进行阅读的教学方式。练习式，是指学生在学习新课以后完成一定的口头或书面作业的教学方式。复读式，是指一种复习性的阅读教学方式，把若干篇已教过的课文按一个中心组成“复读单元”，通过复读找到这些课文的内在联系，从而形成某些规律性的认识，温故而知新。钱梦龙老师“三主”、“四式”的语文导读法提出以后，曾引起教育理论界的争鸣并得到普遍认同，在语文教育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钱梦龙老师的课堂教学艺术十分精湛，许多教学范例如《愚公移山》《捕蛇者说》《驿路梨花》《中国石拱桥》《变色龙》等广为流传，受到普遍赞誉和推崇。钱梦龙老师的著作有《语文导读法探索》《导读的艺术》《和青年教师谈语文教学》《钱梦龙与导读的艺术》等，发表各种教育教学论文约一百万字；其中《导读的艺术》获全国优秀教育图书奖，论文《语文导读法的理论设计及教学模式》获全国教学改革金钥匙奖。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钱梦龙先生所创立的“语文导读法”，用中学语文教育界的新秀，华东师大二附中高级教师郑桂华博士的话来说，就是“以其简约的理论概括，崭新的教学体系，鲜明的个性特点和显著的实践效果，受到了广大教师的欢迎”。我虽然没有郑桂华博士的深刻，但我以一个教育工作者的直觉，也能体会到钱先生语文导读法的一些特点。第一、创造性。五十年代，不管是中国传统的“讲读法”，还是外国的一些教育理论，似乎都表现出“以教师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的共同特点，把学生看作接受知识的“容器”，实行“灌输式”教学法。钱梦龙结合自身的教学经历，在教学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并不断的提高完善，终于形成了个性鲜明的“导读”理论。第二、科学性。二十多年来，各种教学流派林林总总，许多教育理论昙花一现。为什末“导读”之树常青不衰？如果说现在倡导的“主体论”是对钱先生等人的教育理论的一种成功吸纳，那末，为什末外国许多先进的教育理念也和钱先生的导读理论殊途而同归？这只能有一个解释：钱先生的理论最为贴近教育的本质。凡是严肃认真的教学实验，或早或晚都得归附到这个本质上来。那些华而不实的理论，或许“灿烂”一时，但早晚要被时间的风雨轻轻扫落。第三、实用性。近年来，我国语文教育改革异常活跃，先后涌现出许多语文教育专家，也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语文教育理论。这对语文教育实践，确实起到了推动和指导的积极作用。但也确有一些教学理论，云山雾罩，高深玄妙，严重的脱离了教学实际。也有一些教学理论和教学模式，“听着好，看着棒，就是学不来。”而钱先生的导读法，简便，实用，可操作性强，深受一线语文教师的欢迎。钱先生的教育理论，影响到中国教育界的几代人。许多教师，对钱先生怀着一种“高山仰止”的感情，盼望着能够亲耳聆听钱先生的教诲。钱梦龙这次在会上为我们做了题为《我的求索之路——语文导读法的前天、昨天、今天、明天》的精彩报告。 我的求索之路 —— “语文导读法”的前天、昨天、今天、明天 （曹斌锋现场摘记） 自报家门： 一线教师、基层教书匠。 趣解名字：钱梦龙——做教育之梦，教育龙的传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三座高山：于漪、魏书生、钱梦龙。 “南钱北魏”都是初中毕业生，戏称自己是一个不合格的教师。
刚才，我讲了一节“家常课”，家常课，平时就是这样上的，就像家常菜，平时就吃那些。还有一种课叫展示课，是精心准备的精美大餐，套餐。我觉得家常课更能体现一般的教学规律，也更能体现教师课堂教学水平。 我教语文凭的是什么呢？一是脚踏在地上，不断地反思，不断地感悟。学习必须靠自己，进步必须靠自身。没有自我教育，就没有真正的教育。二是靠我对我自己在读小学初中时，在我自己当学生时是怎样学习语文的方法的反思。我虽然只读过初中，我学生时代语文是学得很好的，我喜欢学语文，语文成绩也很优秀，特别喜欢读书，读小说，读名著。我上语文课的时候，别的同学都是在听，在记老师讲的内容。而我是头一天就先把这一课读过了，我对课文已经有一些理解了，在听老师讲的时候，就与老师的理解相比较，相对照，看自己对课文的理解有哪些与老师不同，有哪些没有老师理解得深刻，为什么老师会那样理解。我教语文后，我就凭着回忆自己学生时代学语文的办法，来设讲我的每一堂语文课教学。我从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悟出了对于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方法。教学必须要靠自己去感悟，没有感悟，光是学别人的是学不会的。有一个现象，为什么全国这么多语文知名教学专家，很少有是正规师范院校毕业的呢？我不是，魏书生老师也没上过师范！ 我对语文教学的一些理解：1.语文是一门什么样的课程，中小学为什么要开设语文课？语文是一门课程的名称，不能从字面的意思去分割其含义，不要从“语”和“文”两个字的语素去争论和理解。语文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学科？有的专家可以说出十几个“性”来，新课标里也定为“工具性”和“人文性”。我觉得对语文的性质的争论是无谓的。我们语文教师可以不要去在意这些“性”，要排除“性”骚扰。语文课到底教什么？语文课是对学生进行民族语的教育，民族的语言是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载体和体现。民族语教育是语文教育的灵魂。语文课是通过范文对学生进行民族语的教育的。范文是民族语的典范，通过文本，学生不仅学习语言，也受到语言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人文精神、高贵情感的熏陶。2.语文课怎么上？语文课要实实在在地教会学生读书，不搞花架子。听一些作秀课，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把学生当作道具，来展示自己。一些语文老师上课，录音、投影、电脑都用上了，但教学工具是现代的，教学的理念去是十分陈旧迂腐的。语文课要少提问题，多提课题。举例：有一个老师给学生上《纪念白求恩》一课，第一自然段就提出了好多个问题，如：白求恩是哪个国家的人？生答：加拿大人；白求恩多少岁了？生答：五十多岁了；白求恩到中国来干什么？生答：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这是一种什么精神？生答：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等等。这就是傻瓜老师在教傻瓜学生的课堂。现在的各种教学理念，越来越弱化教师的指导作用，越来越突出学生的中心地位。我认为，教师指导作用还是不能否定和取消的。举例：有老师上朱自清《背影》一课，学生在读书后，没有什么发现，只发现父亲违反了交通规则。这个时候，教师要不要引导学生对课文有更深地理解？我认为还是应该的。在课堂上，教师的角色到底应该怎么来定位？我觉得，平等的首席，这个提法很准确。教师与学生的对话，起着平等的首席的作用。这个“首席”应该怎样来体现？一是教师要调控对话的方向；二是教师要营造对话的氛围；三是教师要确保对话的效益。语文老师不是给学生讲书的，是教学生怎样读书的。语文教学要像母亲教婴儿走路，先是全部扶着他，接着是放手让他走两步，然后放手五步，十步，最终到全部放手，让他自由自在的走。一个由扶到放的过程。叶圣陶的语文教学思想的核心，就是“教是为了不教”。 一、我的“学历”的启示——滥觞期（“语文导读法”的前天） 1.我的“留级”记录 时光回溯到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从小学到初二，钱梦龙都是出名的“差生”。他回忆：“我小时候笨得出奇，现在想起来还会脸红……记不清报告单上挂过多少‘红灯’，从小学到初中二年级，竟创下了累计留级四次的‘辉煌记录’！” 2.铭记终身的恩师 这个被老师们定论为“聪明面孔笨肚肠”的学生，在初二之后，学习成绩却奇迹般地出现了转机。一位叫武钟英的国语老师用一本字典改变了钱梦龙的人生轨迹。一天放学以后，武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拿起一本《王云五小字典》，对他说：“老师们都说你笨，如果你能学会查字典，就能证明你不笨。”武老师交给他一项任务：每教新课之前，把课文中生字的音义从字典里查出来，抄在黑板上供同学们学习。这一鼓励一抄写，他成绩报告单上的评语在毕业时变成了“该生天资聪颖””。 3.喜欢读书、买书 4.自创学习“秘法”：提前在上课前学习，在课堂上把自己的难点和老师的讲解比较、印证，重在思考。 5.启示：成功人生的必要条件——自信、自主、自学、自立 二、无知无畏的选择——“语文导读法”的昨天 1.初为人师：无知故无畏 195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刚初中毕业的钱梦龙阴差阳错地成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师。他一开始就不甘心当个混饭吃的教书匠。在他心底，有一杆标尺——当一个像武老师那样的对学生倾注爱心的好老师。这一杆时时量出他差距的高高的标尺，成了当时对语文教学一窍不通、知识储备也远远不够的钱梦龙做一名好老师的原动力。他设计出了一种既适合自己的实际水平、又有个性的教法：鼓励学生自己学。“当时我想得很简单、从武老师教会我查字典开始，是自学帮我学好了国文，这也肯定能帮我的学生学好语文。”于是，“怎样教会学生读书”成了钱梦龙语文教学的一个执著的“努力方向”。一线语文老师普遍认同这样的事实：语文难教。钱梦龙在从教几十年后曾列举了三条难教的理由：一是最容易受批评；二是考试特烦琐，刁钻古怪的题目，无所不包的“知识体系”，使师生都有防不胜防的恐惧感；三是教学目标最难把握。对此，他发出这样的沧桑之叹：教语文是“戴着镣铐跳舞”。但他并没有停留在悲叹之中，而是积极寻求突破，喊出了“戴着镣铐也要跳好舞”的响亮口号。这一舞，就是五十多年。 2.在逆境中艰难行进 我在小学担任义务教师仅一个学期，就得到了一位中学校长的赏识，1950年开始到中学兼课，1951年成为专职中学语文教师，直至1957年上半年止，26岁的我已是这所县重点中学的高中语文教师、教研组长、优秀教师。当时县教育局举办教师暑期培训班，还聘我担任语文班的主讲教师，为比我年长得多的语文教师讲课。人们觉得奇怪：一个仅有初中学历的青年教师，怎么可能胜任这样的教学任务?对这个问题，我有时候自己都有点纳闷：我究竟是凭什么胜任高中和语文教师培训班的课程的?细细想来，无非是凭着这样两条：一条是学生时代打下的扎实的国文基础；另一条是教学中采取了“反求诸己”的策略。我在中学读书时，国文成绩突出，可以说完全得益于我的自学。我爱读书，也爱写文章；为了写好文章，阅读时又养成了琢磨文章的习惯，尤其在国文课上，老师每次开讲新课之前，我总要先把课文好好琢磨一下，到听课时就把自己的理解和老师的讲解互相印证、比较。这种学法，把单一的“聆听”变成了全方位的“思考”，不但知识学得活，又锻炼了思维能力。课外，我杂览旁搜，读了不少书，古典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诗词、散文、小说、理论，都爱随便翻翻；由于爱写作，又独自创办了一份名为《爝火》的壁报，自己撰稿，自己编辑，定期刊出。不间断的阅读和写作，使我的知识积累和语言表达能力，都明显高出于我的同龄人，这又反过来促进了我课内的国文学习。每次国文考试前我都从不复习，但都稳稳当当地名列榜首。可见，我虽然只是初中学历，但我的语文“学力”事实上已远远高于初中。其次是在教学方法上比较善于体悟。《诗》云：“执柯伐柯，其则不远”，早年学习国文的这些经验在我当了教师后正好给了我教好语文的启示。初为人师的我根本不懂什么教学法，但我深信，自学既能帮助我学好国文，肯定也能帮助我的学生学好语文。因此，语文课上我尽量调动一切手段，或提些有启发性的问题，或设置能引起学生思考的悬念和情境，想方设法激起学生读书、求知的欲望和兴趣，引导学生像我当年学习国文那样学习语文；教学生读课文时，则自己尽量少讲，多留一点时间给学生自己读书和思考。当时脑子里还没有“教学艺术”的概念，但这种从自己独特的“学历”（自学的经历）中体悟出来的“教学法”，与当时语文教学中普遍采用的刻板的串讲法确实不大一样，学生学得比较主动，读书、写作的兴趣也很高，因此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弥补了我学历不合格的“先天不足”。1956年，我因教学成绩比较突出，被评为优秀教师，并被指定在全县优秀教师大会上宣读了题为《语文教学必须打破常规》的论文。这篇论文，标志着我的语文教学改革意识的觉醒。我在1980年以后陆续提出的“自读”、“教读”等概念，“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的教学观，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语文导读法”，追根溯源，都可以从我的自学、体悟的历程中找到依据。由此我想：一、一个人在中学（尤其是初中）阶段打下厚实的语文基础，知识面广，能读善写，对他今后（乃至毕生）的发展，其作用比通常想象的要大得多；二、一个教师如果能从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悟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用以指导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他就很可能成为一个教育艺术家或教学的艺术家。 3.改变人生轨迹的那一堂课（牛刀小试基本式） 我绝对意料不到，1979年下半年一次突然到来的机遇，一下子把我的名字和“特级教师”的荣誉称号联系到了一起。记不得具体日期了，上海市教育局决定在我当时供职的嘉定二中召开上海郊区重点中学校长现场会，会议的一个内容大概是研究课堂教学问题，并要求所在学校提供上课的实例。当时全校教师都做好了开课的精心准备。我因负责学校的黑板报工作，校长要求在开会前必须更新全校黑板报的内容，忙得我连备课的时间也捞不到。我想：反正我平时就这么上课，校长们来听我的课，就请他们吃一顿随意的“家常便饭”吧。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心里也就坦然了。想不到开会那天来听我课的校长还特别多，把个大教室挤得满满的。我执教文言文《愚公移山》。我教文言文，从来不用串讲法，而是在学生自读的基础上，结合对文章内容的理解，通过师生对话，引导学生体会文言词句的含义和表达作用。这样教读文言文，学生学得主动，课堂气氛生动活泼（后来我用同样的方法在杭州教这篇课文，教学实录在《语文战线》杂志发表后，当时上海市教研员徐振维老师这样评价：“钱梦龙《愚公移山》的教学震动了大江南北。”福建省教科所程立夫告诉我，他们曾把《愚公移山》教学实录作为学习资料印发给全省语文教师参考）。想不到这顿“家常便饭”引起了市教育局领导和校长们的浓厚兴趣，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过后不久，市教育局主持的重点中学教导主任会议又在我校召开，又听了我执教的文言文《观巴黎油画记》，又获好评。这两件事过去也就过去了，我根本没放在心上。想不到1979年底，校长给了我一份“上海市特级教师申请表”让我填，说是县里推荐我为上海市特级教师。老实说，表我是填了，但自知只是填填而已，根本不抱任何希望。因为这是建国以来首次评特级教师，挑选特严，比例是三万分之一（三万名教师中评出一名），而我的条件又太差：学历初中毕业；政治身份“摘帽右派”（当时“右派”还未改正）；在市里又毫无知名度。但更出乎意料的是，经过评审委员会的严格审查，一轮轮地淘汰，最后留下了36名幸运者，我居然也名列其中!有人说，钱梦龙的机遇好，如果没有那两次市级会议的听课，他怎么可能脱颖而出。此言有理。但我更信奉生物化学奠基人巴斯德的一句名言：“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我所展示的虽然只是短短的两堂课，上课前也没有精心地备课，但为了上好这两堂课，我却准备了几十年!事实上，从我走上讲台、摸索适合我的教法的第一天起，我就已经在“时刻准备着”了。 4.1978年，教学研究起步 指导思想：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 三、研究模式的认定——“语文导读法”的今天
从实践中体悟───提出理论 1.从个人自学的历程中体悟（略） 2.从26年（1952-1978）语文教学实践中体悟（略） 假设： 1.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和自学能力是否可能在教学操作层面得到保证？ 2.教学“基本式”可能有助于提供此项保证 “基本式”： 自读式：培养自读意识、自读兴趣、自读能力、自读习惯 教读式：教给阅读方法，指点阅读门径 作业式：整理、应用、迁移、拓展 验证： 由当时任教的两个条件相当的班级轮流担任实验班和对照班，进行不同教学模式的对比试验，以观察其不同效果 实验班：运用基本式教学法，重在培养学生自读能力和自读兴趣，教师主要发挥组织、指导、激励、评价等作用
对照班：运用传统的讲读法，以教师讲授、学生聆听为主，辅以必要的作业 学生为主体：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认知的主体、发展的主体 教师为主导：教师发挥组织、指导、传授、启发、评价等作用 训练为主线：学生“读”和教师“导”在教学过程中双向互动 “三主”是一个过程： “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是对语文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过程”的概括。三者的关系，可以这样表述： “学生为主体”是教学的前提，着眼于学生的“会学”； “教师为主导”是保证学生真正实现其主体地位的必要条件，着眼于教师的“善导”；学生的“会学”和教师的“善导”又必然汇合于一个综合的、立体的、科学的训练过程（善练）。 “三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三个概念（或命题）静态的“排列”。因此，三者的顺序不能错乱。 水到渠成的“语文导读法”： 原理：“三主”（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 模式：“三式”（自读式、教读式、复读式） “导读”是针对语文阅读教学的传统模式“讲读”提出的一种新的教学构想。 “讲读”是一个内涵模糊的概念。所谓“讲”，究竟是谁讲?讲什么?怎样讲?为什么讲? 所谓“读”，又是谁读?读什么?怎样读?为什么读? 都没有确切的界说。这样一个对语文阅读教学有着导向作用重要概念，内涵如此不明不白，实践中自然难免出现偏差。很多语文课上的“讲读”，事实上成了老师的“读读讲讲”，已变为“满堂灌”、“注入式”的代名词。 “导读”的内涵是清楚而确定的。“导”，指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指导、引导、辅导、因势利导；“读”，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阅读实践。“导”和“读”的结合，呈现出语文教学过程中一幅“师生互动”的图景，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师滔滔讲授，学生默默聆受”这种单向的“授—受”格局。 从 “讲读”到“导读”，既是教学模式的变革，更是教育理念的更新。在讲读模式下，教师是教学的中心，是学生命运的“主宰”，学生则完全处于“被支配”、“被灌输”的地位。导读模式不同于讲读模式的最根本之点，是学生角色的变化，即由“被支配”、“被灌输”的对象，一变而为“主动的求知者”、“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教师的角色则相应地由高高在上的主宰者变为平等的指导者、帮助者、鼓励者、合作者。这是教学由“教师中心”向“学生中心”的一次“阵地转移”，也是传统教学观转向现代教学观的一次“观念革命”。 四、“方格”之内贵在“圆融”—— “语文导读法”的明天 释题： “方格”：教育的应试体制对教学的限制、束缚。“圆融”：圆满、融通（通达事理）。着眼于语文素养的提高，符合素质教育的规律。 “方格之内的圆融”：在应试体制下游刃有余地实施素质教育。一位大学教师的可贵的反思。 要在“方格”之内求“圆融”，必须正确解读语文课程改革中出现的几个关键词。 1.“语文素养” 尽管“语文素养”是新课标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核心概含，但至今尚无一个权威性的确切界定。 “语文素养”指学生在语文方面的修养，包括对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语言的积累、语感、思维，也包括一些语文能力，如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口语交际能力和习作能力，另外还有品德修养、审美情趣等。（巢宗祺先生的界定） “语文素养”概念的泛化，必然使语文教学增加许多不应有的“额外负担”。 “语文素养”就是“语文的素养”，给它界定时不能无视“语文的”这个限制语的存在。 “语文素养”大致的边界： ①必要的语文知识 ②较强的语文能力（包括敏锐的语感） ③对民族语的深厚感情和正确态度 ④健康的文学欣赏趣味 ⑤较宽的文化视野 在上述构成语文素养的诸多要素中，语文能力是核心。而在读、写、听、说诸项语文能力中，阅读能力又是语文能力的基础。 弄清楚“语文素养”这个概念的涵义，落实到语文教学实践上，就是要瞄准“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这个核心目标，以“阅读教学”为“抓手”，实实在在地唤起学生阅读的兴趣，帮助学生学会阅读。 2.工具性、人文性 我国语文教育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为语文课程的性质(工具性还是人文性)问题争论不休，争论的目的，说白了只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语文教学除了教会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是不是还要进行人文、思想教育? 这个问题，实质上仍是过去的“文道之争”在新词语包装下的现代翻版。 从1959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语文课的性质、目的、任务等根本问题开展了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工具论”的提出，并以国家文件的形式反映在1963年教育部制定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中。 我为什么不大赞成这种旷日持久的“两性之争”，甚至不大赞成现在重提“工具性”? 新课标关于“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这个“权威性总结”，基本上符合语文课程的实际（虽然还有人反对“两性统一”的提法）。有趣的是，争来争去，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上：文道统一。当然，不同还是有的，那就是“道”的内容“现代化”了。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语文课怎样上才算体现了“两性统一”? “两性统一”不是两种属性等量齐观的相加。 工具性是语文课程区别于其他人文课程的本质属性，人文性是语文课程的必要属性。 两者互相依存，如同刀和刃的关系，相辅相成，不可剥离。但是，从现在不少谈论语文教学的文章和某些展示课的倾向看，恐怕已不是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而是“人文性”张扬有余，“工具性”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语文课怎样上才算体现了“两性统一”? 举例：我教《谈骨气》…… 这个教例说明了语言学习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技术操练，它和人文、思想教育的统一本来就是语言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语言是工具，但不同于一般的纯物质工具，而是承载着丰富的人文内涵的工具；它不仅是交际工具，而且是用以提升人的文化品位、丰富人的精神世界的工具。 我想象中一堂比较完美地显示“两性统一”的语文课，应该是语言学习和人文教育不着痕迹的自然融合。 语文教学忽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也就是忽视两者在语文教学过程中的融合，结果必然是工具性和人文性两败俱伤。 3.师生对话 新课标指出，“语文教学应在师生平等对话的过程中进行。” “对话”本是后现代阐释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新课标以官方文件的形式第一次把它移植到语文课程中来。 语文教学中传统的师生互动形式是“谈话”。“谈话”与“对话”虽只一字之差，但两者背后潜在的教育理念是截然不同的。 对话的最大特点是： ①师生围绕共同的“话题”进行交流，而不是简单的教师问、学生答； ②对话各方完全平等； ③教师可以预期对话的结果，但没有预定答案。 谈话：“提出问题”，对话：“提供话题”。 “话题”不同于“问题”的主要特点是： ①思维空间大，有时候整整一堂课只有一两个话题； ②学生围绕话题发表意见，不是回答问题，故“答案”意识淡化； ③教师和全班学生都以平等一员的身份参与对话，同时双方都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对话中的差异，因此对话获得认识往往是多元的。 对话过程中教师角色的定位。 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时期的到来意味着“敲响‘教授时代’的丧钟”。 后现代主义课程的代表人物之一威廉姆·多尔把教师的作用界定为“平等中的首席”，教师作为“平等中的首席”，其作用可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①营造对话氛围——使对话在宽松、民主、愉快的氛围中进行； ②组织对话过程——使对话在有序的状态下进行； ③调控对话方向——使对话始终围绕当前的话题进行； ④保证对话的省时和有效——使对话过程成为有效率的师生对话互动过程。 4、训练（语文训练） 对“训练”的误解；最大的问题是把训练和素质教育、和人文精神、和学生个性发展对立起来。 什么是训练？从训练的语素构成看，“训”，指教师的指导；“练”，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实践。 构成“训练”的三个“要件”：1、教师的指导：2、学生的实践；3、师生的合作互动关系。 长期以来语文教是一种怎样的状况呢？真正意义上的语文训练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正是学生语文素养不高的症结所在！ 从“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的角度看，也只有在一个综合的、立体的、科学的训练过程之中，才有可能实现“两性”的真正统一。 语文课程人文教育的最大特点是“润物细无声”，这一特点只有在综合的、立体的、科学的训练过程之中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语文训练作为语文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合作的基本形式，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不仅仍有存在的必要，而且还要提高语文训练的质量和效率。我坚持认为：灵活、高效的语文教学，只能是灵活、高效的语文训练的结果。 结束语：“方格”之内求“圆融”——戴着镣铐跳舞(我的做法)…… 自尊，不自大； 自主，不自是； 自信，不自负； 自谦，不自卑。 教师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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