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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好心办坏事，不如扭转立法依赖思维，通过设立提示标志、寻求市场对接、加强教育引导等方式，激发市民的规则意识、公共伦理，都是不坏的治理选项。 根据《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车身距离路牙石的距离为30厘米，否则将可能面临50元的罚款。去年初，徐州交警支队执行这项规定，但“因为老百姓意见大，目前处于半停滞状态，只有特别严重的才会处罚”。南京交管部门表示，暂未就靠边停车距离实施查处及处罚。 显然，“停车距离超30厘米或遭罚款”就属于立法者自作聪明的鲜活案例。即便驾考中有“紧贴右侧车道停车”的渊源，尽可能紧贴有缓解停车拥堵等诸般好处，但尺度到底是多大，执法到底靠什么标准丈量？较之立法冲动似乎缺少些立法准备。事实胜于雄辩，执法“夭折”的原因很多，首要还是操作性和公平感的预期落差。毕竟，除少数随意停车外，超限违停多因车辆宽度不一、停车技术差异等非恶意主因，正如车友吐槽，“30厘米距离靠肉眼估算难显公平”。 依法治国需要立法兜底，但随意立法无助法治进程。首先，浪费立法资源。由于法律具有滞后性，一项法律法规（包括地方的规范性文件），从动议到起草、从论证到试行，需要相当一段过渡期，需要投入相当的行政和社会成本，包括执法过程中的操作成本。如果不能立足实际、审视短板，以科学态度和严密逻辑对待立法工作，不仅会导致立法资源的浪费，更会引发执法争议，增加后期成本。 其次，消解法律权威。人们将不动脑筋、拍脑壳决策的干部戏称为“三拍干部”之一种。若地方立法权被随意发挥，亦会诞生出不少拍脑袋决策的法规。因此，在行政立法过程中，特别是涉及行政处罚的关键部位，务必杜绝以罚代管思维，否则，拿刚性的法条当万能钥匙，甚至当敷衍责任的挡箭牌，必会因懒政之举而折损法律威严，追究因有法难依让其沦落为纸面上的权威。对此，只有通过“立法后评估”程序，减少执法冲突，才能及时完成法律的自我修复。 “30厘米”考验立法技术更考验治理思维。慎用“法权”并不妨碍社会治理，但以此项立法出于规范停车以治理拥堵的良好初心，为了减少好心办坏事，不如扭转立法依赖思维，多尝试以行政、经济乃至税收等“准法治”杠杆，通过设立提示标志、寻求市场对接、加强教育引导等方式，激发市民的规则意识、公共伦理，都是不坏的治理选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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