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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大军 【图】刘正平 王徽之(子猷)、王献之(子敬)是兄弟。王子猷因为一次说走就走的“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任诞47)，为中国文化贡献了一个成语，一种精神，风姿高标。但也正是这种说走就走的率性，使得他在一次偶然的较量中落了下风，逊于其弟王献之。 话说兄弟俩室内闲聊，空气很好桂花很香白云很白，突然房顶火发，情况危急，恐怖莫辨，王子猷说跑就跑，而且跑相很难看，跑得很不帅，鞋子都没来得及穿。而王献之呢，当此慌乱之际，很从容，很淡定——“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还对光着脚、喘着气的王子猷说：“这里不安静，咱们换个地方聊。”(雅量36)对于名士做派来说，这个淡定非常重要。王献之在火情突发的非常时刻仍能如此淡定，看来他的淡定真可称得上是本色的了。应该说王子猷也是本色表现，心动腿动，这虽可说是不拘小节的“放”，却难以够得上泰然自若的“达”。而他慌乱奔跑的姿态，使得在他身后姗姗迟来的王子敬，更显优雅本色。当然，王献之面对火情，心动但腿没动，非常不科学，不合常理，但他这么做，盘算的就是一种彰显性情意趣的姿态——猝然临之而不惊的淡定、优雅。 这种斗姿态的思路，就是面对同一个非常情境，别人紧张、慌乱、尴尬、难受，而你没有，那你就赢了。 还有一种斗姿态的思路，就是你的姿态让别人不舒服——紧张、慌乱、难受。当你不拘时俗、矫激超迈的姿态让别人紧张了、不爽不舒服了，而你能够气定神闲、悠然泰然，如此，你的作为即使有些鄙俗无聊，你的姿态也会高远澄澈起来。但无论怎样地斗姿态，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从容淡定，旁若无人，于无声处，于不经意间。 顾和曾在王导(时任扬州刺史)手下任从事一职，依例月初要来进见领导。顾和来是来了，但未进府门，而是停车府门外，解衣捉虱子，而且还投入了深深的感情。恰巧大名士周顗来拜见王导，经行顾和车旁，四目交接，顿时为之屏心吸气；而顾和呢，夷然不动，搏虱如故，目不见乱形，耳不闻杂声，气运丹田，悠然舒腕，轻拢慢捻抹复挑，大虱小虱落指间，回气收指之际，顺便掸掉了肩头的一片落叶，神情从容悠闲。周顗被这飘渺的姿态深深地震撼了，以至于傻傻地走过去了还心中很凌乱，然后又傻傻地禁不住返回来，指着顾和的心口问：“此中何所有？”顾和悠悠应答：“此中最是难测地。你猜!”然后振衣而起，绝尘远去，留下周顗在秋风中继续凌乱着(雅量22)。 当众脱衣扪虱，其行浊俗，但顾和于此气定神闲，尤其是当周顗为此迷惑纠结之时，这个从容淡定的姿态瞬间澄澈起来。而周顗落于下风的原因，就是在顾和的这个姿态面前表现出了不舒服、不淡定；如果他能像桓温那样，面对“扪虱而谈”的王猛泰然处之(《晋书·王猛传》：“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那就是名士风流的高远境界了。当然，也不是说周顗就不能开口发问，他开口也可以，但不要纠缠萦绕于顾和博虱这个姿态，而是谈谈无边风月、有限人生，那就意境飘渺了；当然，最好是不开口，不发问，带着欣赏的眼光来观看着这姿态的展示，此处无声胜有声。 斗姿态肯定是要讲究创意的，创意就力量。顾和的搏虱姿态崩溃了一个人，郝隆的晒书姿态崩溃了一群人。 郝隆家境贫寒，但狂傲放达，自诩满腹诗书。那时的农历七月七日，有晒书、晒衣的习俗，这也是豪门大户夸耀财富的机会。面对富贵人家一堆堆光彩夺目的绫罗绸缎，层层叠叠的书册典籍，身处河南的阮咸(竹林七贤之一，这个朋友圈的核心成员还有阮籍、嵇康)，用竹竿挑起了自己的一个大裤衩，高高树起在自家的庭院中，迎风招展，气冲云霄(任诞10)；而就是同一天，山西的郝隆呢，也没有气得跳脚发狠，烧香求雨，而是搬出一张竹榻放在院中，烈日当头，仰卧榻上，袒腹曝晒，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并用竹竿挑出一幅对联，上书：“门对千堆草，身藏万卷书。”以之与阮咸庭院中挑起的大裤衩遥相辉映。诸富见之，深以为恨，我们这些都是宝，在他眼里成了草。但又不想与郝隆斗嘴，又不能把这对联扯了，本着改变不了世界就改变自己的原则，就一家家把自家晒的衣服书籍收回，从而使得郝隆这对联不应景。没想到郝隆并未把对联撤掉，而是变本加厉：“门对千堆草少无，身藏万卷书长有。”面对着诸富一家家的收摊，这对联更加得意地迎风招展着(排调31。此处有发挥)。 顾和、郝隆的这些斗姿态之法，动不动就要脱衣服，这对于那些在意体形之人、讲究服饰之人并不适用。再说了，大家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露这露那的，多不好，还是装饰一下为好。但斗姿态的装饰工程的构思可不能太糙，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们知道管宁割席的故事吧，就是管宁因为鄙视华歆的为人，志不同，道不合，故割席以示绝交(德行11)；后来管宁又与曹魏政权割席，隐逸避世，清高恬淡，始终不应征召，志不仕魏(《魏志·管宁传》)。不过，这次管宁要割的席子有点大，水平割的话就没他的位置了，也就没法在这个世上呆了，于是管宁就垂直割席，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宁避居辽东，常带白帽，坐卧一楼，足不履地，终身不肯仕魏”(《三国演义》第66回)。 管宁是坐卧一楼，足不履魏地。后来这个“魏地”变成了“晋地”，有一个叫范粲的人就躲进小车成一统——坐卧一车，足不履晋地，以示对司马氏篡权曹魏的抗议(并非司马氏当时就废魏立晋，但曹魏政权确已完全被司马家族把持)。且说公元254年，魏主曹芳被司马师废黜，赶出皇宫，迁到金墉城，范粲“素服拜送，哀恸左右”。他痛恨司马氏家族目无王法，把持曹魏政权，回家后就称病不上班了，因为范粲位高有声望，司马氏也拿他无可奈何(以其时望，优容之)，但还是不断地催促他上班，范粲干脆装疯不说话了，“寝所乘车，足不履地”——躲进小车成一统。而且这不说话不下车的高冷姿态一做就是36年，史书说他“太康六年卒(285年)，时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载，终于所寝之车”(《晋书》卷94《隐逸传》)。当然，范粲不说话不下车并不是啥事也不管，比如三个儿子的婚宦大事他就很上心，遇到这些大事，妻子、儿子就到他用以载道言志的车子前请示。范粲虽不答腔，但有一套肢体表情语言——同意则脸色不变，不同意则扭来扭去，就这样他安稳地决策着家族里一切方向性、原则性的重大事务。这一点就像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中那个主人公柯希莫，虽然寓居树上不下地50余载，但大事不耽搁，做出了许多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事儿，比如在树顶上出席了姐姐的婚礼，与邻家姑娘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指挥了一次抗击警察征收什一税的暴动，接见了慕名前来拜访的拿破仑皇帝，还撰写了穿插着惊险、决斗、色情故事的《一个建立在树上的国家的宪法草案》，……他以不下地的姿态表现着对尘世更热情、更执着的关怀。 无论是顾和的脱衣搏虱，阮咸的大裤衩高张，管宁的戴白帽不下楼，范粲的不说话不下车，都是因为胸中郁积着愤懑，心中憋着一股气，但他们没有简单地斗气，情动于中而行于外，去搞破坏做一些反社会反人类的事儿，而是把这气升华为一种有格调、有意趣的姿态。 可是，无论是脱衣服晒肚皮，还是不下楼不下车，都挺折腾自己的，把自己整得挺辛苦的，能不能轻松点而又能显姿显态呢？我在前面讲过，斗姿态是讲究创意的，基本的原则是无声胜有声，但有时不但要无声，还要无形，就是自己不出面，还能让人感觉到英姿逼人。 郑玄家聘用丫环、仆人有一条规矩：不但要完成本职工作，还需要读书背诗。有一个丫环可能觉醒了，就有了怀疑精神，认为我来这里只要搞好卫生洗好衣服什么的就行了，为何还要天天背诵四书五经这些劳什子？于是就懈怠，于是就被郑玄斥责。丫环刚想表达一下自己的怀疑精神，就被郑玄罚站，杵在泥地里。一会儿，另一个丫环看到了，就问她：“胡为乎泥中？”(出《诗经·邶风·式微》)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出《诗经·邶风·柏舟》。我本想诉下苦，却碰上他在发怒)(文学3) 这个小丫环想不通的是，你郑老爷天天读书自虐就算了，还要虐人干吗呢？其实小姑娘没想到郑老爷下的这盘棋很大——他就是为了在斗姿态上不用自虐，才这么地虐人的。当我们看到这些小丫环都能熟练地运用《诗经》聊天时，还运用得这么自然、贴切，震惊之意、景仰之情难免油然而生，小丫环都风雅高致如此，何况主人乎？主人郑老爷的风雅高标姿态不就一下子升腾起来了。这种斗姿态的方式可真是省了不少力气。当然，人家郑玄在这方面还是能力超群的，只不过就是想省点力气而已，而晚清的龚自珍确实是自己不行，而故作姿态了。龚自珍所处的那个时代，科举取士“文必八股，书必馆阁”，特别看重“馆阁体”书法，翰林学士皆是个中高手，而这恰是龚自珍的弱项，虽然他38岁时考到第六次才中了个进士，但还是因为书写不好扣了分，未列优等，落选翰林院。老龚很生气，于是他让自家的女儿媳妇小妾丫环全部学习馆阁体，一时间家中高手云集。如此一来，再有翰林学士来访，再有谁吹嘘“馆阁体”如何高妙，老龚虽然达不到之但可以鄙视之不屑之：“今日之翰林，犹足道邪？吾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老龚如此的斗姿态，是不是与郑玄有一种远接千年的精神重逢？ 所以说，斗姿态是个系统工程，需要由自身拓展延伸到各个方面，既重内在又重外在，既拼核心技术又拼外挂设备，创意无限，姿态纷呈。但无论多么地系统，多么地复杂，既然说是斗姿态，那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自己要拿捏得好这个姿态，分得清姿态与志业的区别。像范粲那样把姿态慢慢做成了志业，太沉重、太坚韧了，已经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虽然令人非常景仰佩服，但一般人还是不想斗姿态斗的这么拼命的。拼创意可以，但不想拼性命，最好能轻盈一点。 许珣是东晋隐士的代表人物，人家隐得很潇洒，隐之前就有丰厚的家产，全捐给寺庙了；隐之后，也不用像陶渊明那样自己种菜种粮食过得苦哈哈的，而是经常有各地的官员赠送日用物品(许玄度隐在永兴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诸侯之遗)，还有谢安、王羲之这些高官时不时地来煲心灵鸡汤。有人就讽刺他：“你嘴上喊着性本爱丘山，但又眼盯着庙堂上那些带血带油的贡品祭品。我听说箕山隐居的许由可不像你这样的。”意指真正的隐士不是这么做的。许珣对这指责很不屑：“我不就收了些农产品、土特产吗，又不是像许由那样要接受天下之位。”(栖逸13)指责者认为隐就要有隐的态度、隐的规矩，在他看来，隐是一种行为、一种志业，隐了就安心享受隐的生活，别整天惦记着江湖，断不了网。而许珣呢，隐了还要享受显的生活，这就把隐当成一种姿态了。他不是需要隐的沉甸甸的“实”，而是需要隐的空灵跳脱的“虚”，把隐当成自己精神上的一种轻盈的修饰。唯其如此，隐逸才能成为魏晋时期大多数名士们用以自我修饰、乐在其中的时尚把玩品。(2015年10月7日夜草，10月8日晚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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