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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 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 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 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 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邻里为我色惆怅。 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生别展转不相见， 呜呼三歌兮歌三发，汝归何处收兄骨。 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殁诸孤痴。长淮浪高蛟龙怒， 十年不见来何时。扁舟欲往箭满眼，杳杳南国多旌旗。 呜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为我啼清昼。 四山多风溪水急，寒雨飒飒枯树湿。黄蒿古城云不开， 白狐跳梁黄狐立。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 呜呼五歌兮歌正长，魂招不来归故乡。 蝮蛇东来水上游。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剑欲斩且复休。 呜呼六歌兮歌思迟，溪壑为我回春姿。 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 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 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 赏析评论抒情特殊赏析诗贵抒情。具有强烈抒情感染力的七言组诗《同谷七歌》（以下简称《七歌》），是杜甫诗歌创作中闪耀着卓异光彩的重要作品，也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长领风骚，不可多得的佳篇杰构。其“长歌可以当哭”（肖涤非《杜甫诗选注》），被誉为“奇崛雄深”的“绝唱”（胡应麟语见仇兆鳌《杜诗详注》），“响彻云霄的悲歌”（冯至《杜甫传》），“千古少有的诗篇”（朱东润《杜甫叙论》），为历代杜诗论者所激赏。 后世质疑问题诸本编次，均列在乾元二年,即杜甫寓居同谷时作。这是值得商榷的。如果这样，不仅篇中有多处讲不通，就是题目里的“乾元中”也很费解。照一般文例,凡言“某某年中”,皆由后追前之词。假如杜甫是在乾元二年秋天到了同谷，写了这七首诗，为什么在题目上会写成“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呢?很显然，这是离开同谷以后，追忆当时情况的补作。 从诗的章法上看，前六章说的是当年寓居同谷的事,后一章才说的是补写这首诗的事。现在就谈谈最后一章。 “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十年饥走荒山道。”“十年”二字”,是值得推敲的。若指乾元二年以上的十年，怎能说是“饥走荒山道”?编次者亦知此说难通，于是把它改成“三年”，而将旧本的十年,列为“一作”。以为年数缩短，就可不成问题。不知乾元以上的二年，杜甫正在作官, “饥走荒山”四字，是和杜甫的实际经历不符的。如指的是乾元二年春，自东都回华州关辅饥，七月，弃官西去渡陇、客秦州、卜西枝村，置草堂未成。十月,往同谷，寓同谷不盈月，十二月入蜀至成都。这一年确曾“饥走”,但又只有一年，与诗意亦不尽合。如理解为诗是后来补写的，便又说不通了。 诗歌背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杜甫曾西奔凤翔投靠唐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不久因为替打了败仗的宰相房琯说情而得罪了唐肃宗。杜甫被贬出京城，放任为华州司功参军。在赴任途中，他亲眼目睹了战乱与苛政带给人民的苦难，为此他有感而发，写出了《三吏》、《三别》等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诗篇。此后，由于官卑难伸其志，加上关中大旱生计维艰，杜甫于是在乾元二年(公元759)7月辞官回乡。接着杜甫“满目悲生事，因人做远游”，他接受在秦州为官的侄儿杜佐及好友赞公之邀，于当年9月之后携妻子西行，流寓陇右地区。在秦州的一月期间，杜甫写了一百余首描写陇右自然和社会文化的诗。“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杜甫又由于受同谷县令邀请，便于当年十月离开秦州，赶赴成州之同谷。同谷县为唐代时与秦州郡南部毗邻的成州郡治所在地，即今陇南市的成县。杜甫一家经赤谷、寒峡(今天水市的皂角镇、红山厂一带)盐关、长道，再南行经今日的西和县城，翻越积草岭、泥功山、抛沙镇而至同谷县。及至去拜访同谷县令时，县令却嫌弃杜甫已弃官且穷困潦倒便避而不见。杜甫衣食终无着落，迫不得已便在南山飞龙峡口搭建草屋栖身。适逢大雪封山的隆冬季节，杜甫一家饥寒交迫，杜甫于无奈中长歌当哭，和着血泪写出了《乾元二年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这组长诗。 这首七言组诗真实而形象地记录了诗人一家困居同谷时艰苦卓绝的生活。描写了一家人惨不忍睹的遭遇和骨肉分离的巨大哀痛。诗人描写的生活是：其食不裹果腹，“岁拾橡栗随狙公，黄独无苗山雪盛”；其衣不蔽体，“短衣数挽不掩胫，手脚冻皴皮肉死”；其住荒凉破败，“荒蒿古城云不开，白狐跳梁黄狐立”；其貌衰老不堪，“百头乱发垂过耳”；其体态羸弱不堪，“身不成名身已老，三人各瘦何人强”；其情绪悲观绝望，“男呻女吟四壁静，西风为我从天来”；其行踪飘忽无定，“三年饥走荒山道”。 作者在诗中不仅强调了自己的客居身份，悲苦生活，并由家及国，揭露了当时朝堂上龙蛰蛇游的反常政治现象，对于自己有志难酬的不平也发出了感叹与呐喊。 《同谷七歌》的七首诗之间，既独立成章又结构相同，形成了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完整艺术体系，丰富了杜诗多样化的写作体裁。在写作的方法上，借鉴了东汉《四愁诗》的写作形式。以七言句式为主，兼有不等句的骚体形式。又使用了重言叠字，进行反复的咏叹。明代的王嗣爽曾评价说：“七歌创作，原不仿离骚，而哀伤过之，读骚未必坠泪，而读此则不能终篇。” 杜甫在同谷无法正常生存，乃于当年12月经河池郡之栗亭(今徽县伏镇栗亭一带)，向南翻越了木皮岭到达徽县嘉陵镇的白沙渡，在这里杜甫一家乘船沿嘉陵江顺流南下至成都。杜诗里的“季冬携稚子，辛苦赴荆门。南登木皮岭，艰险不易论”描述的就是这一段经历。 杜甫“一岁四行役”的坎坷经历，满腹才华而又不仕的特殊遭遇，促使其诗风“此去华适秦为之一变”，形成了千古称颂的“沉郁顿挫”诗风。 《同谷七歌》是杜甫陇右诗的重要内容，它为我们研究唐代时期陇右地区尤其是同谷地区的自然社会环境提供了可靠的文化依据。如今的成县人民在杜甫当年结庐处修筑了祠堂，纪念这位当年饱经了风霜的寒士。岁月蹉跎，星移斗转，假若杜甫今日能够故地重游，富庶的陇右地区绝不会再让他饱受饥寒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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